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岁月,人们心底单纯,充满着理想,处处有歌声。那时的中学教育给予了莘莘学子更多的自由奋斗空间,因而到了后来,中国众多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都出自于这一批人,而这一批人群正是当年的“老三届”。
今天的青年人对“老三届”这个词儿比较迷糊。所谓“老三届”,就是1966年、67年、68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在学校参加过“红卫兵”,上山下乡后被称为“知青”。在当今中国领导人中,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是1963年考入绥阳中学的(以下简称“绥中”)。在那个年代,考中学远比今天考大学难,全县就那么一所绥中,十余人才能录取一个,初中招收四个班,到了高中就只剩下一个班了,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全县一年就那么少数几人。
我家离绥阳县城有3公里乡间路,7岁起我就跟着大同学背着书包往城里的洋川小学跑,天亮起床,一碗饭下肚管一天,直到放学回家才能吃上第二餐饭。小学三年级时我因“迟到早退”惹恼了校方,得了个“留校察看”处分。四年级时,我又被学校“开除”。后来,父亲只好偷偷将我“转学”到山那边的兴隆小学继续读五年级。那时正赶上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虽说生活极苦,但人心却是阳光的。
记得考中学那天我交了个头卷。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悄悄跑到杜家堰坎河边的那棵古树下去拜天谢地,激动的心情无语难表。
进入绥中,我被分到初一(一)班。我们的班主任是位漂亮的女老师,她刚大学毕业,教我们的语文。我们的英语教师则是位当过空军翻译的男老师,他一脸边胡,和蔼可亲。他的黑板字写得非常好,每当上课时,我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模仿他的字上。有好几次我没专心听课未交作业,他找我去谈话。我向老师承认错误:“老师,我把作业本用来练习你的字了。”他听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道:“学英语将来也没多大用处,你就干你想做的事吧!”
我们中学是住校,周六回家周日返。从周一到周五,晚饭后是同学散步的时间,三五成群,沿街而行。那时的绥阳县城很小,能进绥中读书的人更是一种荣耀,尽管我是个乡下孩子,但也有几分神气。读了古文可知晓历史,背了诗词可陶冶情操。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就开始写诗,现在许多都记不清了,其中有首打油诗后两句我还记得“……回到家来想学校,在校又想我的家。”因为每周六回家我都要带着二弟拼命干两天的农活,什么挑粪、挖土、砍柴、放牛割草全不在话下。我常常是双肩磨起血泡才返校。可回到学校又牵挂起家人。
初中二年级时功课压力就大了。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个男老师,他管教十分严格,常与我父亲沟通,还专挑我的弱项(外语)“告状”,记得那年夏天洋川河涨大水,我独自一人走向河边,写了一首小诗:“城外东河洪水泛/ 圣人注景步步欢/ 雷轰电击夹怒吼/ 搅泥带走内心愁”。从这首诗中可悟出我当时的心境,一是清高,“圣人注景步步欢”;二是豁达,“搅泥带走内心愁”。可见此刻学习的压力。
在毛泽东时代,农忙季节学校总是要安排去“支农”的,每年“双抢”躲不了。然而就是因为参加这些义务劳动才增长了我们的社会阅历。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在黄鱼桥割谷,一时被夕阳映射的波光所吸引。他说:“你看,多美啊!”我却劝他:“不要做落坡的太阳。”于是写了首小诗送他。“夕日映水艳/ 浪波步步翻/ 从浓荡到淡/ 光阴无长年”。
我人生第一次发表诗作是初中三年级时,那是在《新绥阳报》的副刊上,版面第一首是我的《我们热爱解放军》。第二首是农民韩述华的《庆祝“八一”建军节》。第三首是同学李发模的《星火燎原通天亮》。如今这三首诗的三个人都成了诗乡的老人。
其实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真正大开眼界的还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今天对这场“文革”说法不一,有“否定”的,有“肯定”的,但它磨练出来的这一代人却是“史无前例”的。当今提出“中国梦”这一世纪宣言者,就是昨天这一代人经过长久沉淀才迸发出来的呼声!
我们刚初中毕业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后来的两年中,我们参加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我们阅读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我们远行千里去参加了“革命大串连”。我们组织了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宣传队”。我们“复课闹革命”留校做了我们各自想干的事情。那个岁月可真叫“大浪淘沙”啊!
教室里,宿舍内,有吹拉弹唱的,有吟诗作赋的,有高谈阔论的,有看书的,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回家种地的。总之,表面上看来很乱,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却正在酝酿着革新浪潮的掀起,那才是真正在孕育“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奏曲》。
由于我不是“贫下中农”子女,“文革”中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正因为这样,我有充裕的时间学拉二胡,学写诗,学作曲。那时的绥中图书室已被封存,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刚好有位同学在“看今朝红卫兵总部”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洞,人能侧着身子爬进去。于是这里白天就成为我俩的“书房”,我们每天躲进去阅读,吃饭时才爬出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俩任意翻阅名家名著,有时还“偷”出一两本带回老家。父亲见我面色苍白,劝说:“少看一点书,要注意身体。”
我真的有些贫血了,加上家里穷,单靠每月7块钱的“人民助学金”和每周卖一床草席的费用来维持住校开支是不够的,于是我只能靠“辣椒扮饭”度日。母亲说:“娃儿啊!你回来吧,学校又没上课,呆在那儿做什么?”我回答道:“妈,你不知道,我就是要发奋读书,只有这样,将来才有前途。”
图书室旁边是紧闭的阅览室,从窗外可以看到装订好的《诗刊》《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民间文学》等杂志,另外还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白天怕人发现,晚上我们就去“钓鱼”。用一根竹竿钉一个钩,然后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伸进窗缝钩住合订本的线,把那些自己喜欢的刊物弄出来。
就这样,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我看了许多书,比如《青春之歌》《香飘四季》一类的小说;还有鲁迅、沫若一类的文集;过目了诸多中外名篇和背诵了毛泽东发表的全部诗词。这些都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记得在宿舍,我把鲁迅的名言“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贴在床头;把音乐家的肖像粘在墙上。有趣的是我还创作了一首二胡独奏曲,署名“芊囝”偷偷刻印在一本《优秀笛子二胡曲集》中,谎称是“北京名家新作”推荐给比我高三个年级的二胡高手苦练。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中学时光中玩弄的把戏,我把它写出来,让今天的莘莘学子们去品,去闻,去悟……
作者简介:
杜兴成,贵州作家网顾问,著名作曲家、散文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贵州绥阳县人,生于1949年5月7日。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1969年应征入伍。197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1979年发表《战友之歌》一举成名,荣获“全国第一届音乐作品奖”和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词“战友之歌、催人奋进”。198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糸深造,毕业后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主要作品有歌曲《战友之歌》《游子吟》《贵州放歌》等;钢琴组曲《乡梦》(也是交响组曲)等; 电影作曲《马贼的妻子》《彝海结盟》《东方巨响》等;文学作品《白静的蒙古包》《回家》《祖土》等。其音乐.文学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1996年在家乡设立永久性“杜兴成文艺奖”和奖励基金。2006年起用自巳的稿费历时十年修复老家清代老宅,现“杜家堰坎古庭院”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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