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县(今播州区)大风暴公社于1958年9月20日成立,同年11月被撤销,以原来的乡为基础建立了管理区或大队(1959年7月以后统称管理区),1961年9月管理区改建为人民公社(乡级)。虽然这个公社只存在了短短的3年时间,却给干部群众带来难以言说的灾难与梦魇。但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评说一下它的是非功过吧。
在评说之前,我首先要阐明一下自己的立场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了新的征程,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如今,我们已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跨越,又将全面进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航程。这是前无古人的旷世奇功,既无前人的经验可以学习,又无他国的模式可以借鉴。尽管前景无限喜人、号角催人奋进,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十分忐忑。怎样才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和大踏步前进呢?做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常规工作缺一不可。顶层设计是一本大规划,需要高层机构的把握和具体实施者的共同努力。这个话题暂且搁下不说。此时此刻,我想先问一下各位,你是否还记得“摸着石头过河”时走过的弯路、曲折和坎坷?你的内心是否浮现过当年的窘境、尴尬和无奈?我想,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都会有他的喜悦与哀伤,每一个细心感受过那段往事的人都会有他的高兴与忧愁,每一个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拼搏进取的人都会有他的快乐与无助。或许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到自信与不自信的重大命题。
有一种哲学观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只有深刻地思考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才能更好地迈步未来,迈步现代化建设。”1958年诞生的遵义县(今播州区)大风暴人民公社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经验与教训的历史事件。不管成功与否,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都应该客观而公允。因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至今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曾经有人这样认为,大风暴人民公社的所作所为都是失败的,还留下了长久的伤痛。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却是一种大胆的富有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只有鼓励基层群众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才能把改革引向深入。大风暴公社的产生与背景、举措与办法、经验与教训、沉痛与反思同样需要客观公正、辩证唯物地评价。
1958年春天,为了贯彻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遵义县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建设高潮。9月20日龙坑、八里乡和县农场合并组成“大风暴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统管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公社党委和管委会根据党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组建公社的具体要求,制定了具体措施。公社采取的三条重要措施:一是在加强领导方面,遵义地委和遵义县委派出两个工作组长期帮助公社工作,地委和县委的主要领导经常到公社指导,省委派出省农业系统的65名干部到公社当新社员,参加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作领导工作;二是在制定远景计划方面,省、地、县委派出省农业厅、地、县农业局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公社制定包括农业、工业、文化和教育等诸方面的《大风暴人民公社生产全面规划》《大风暴生产大队长远规划》、《龙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园林绿化规划》等等;三是在建立指挥部方便,党委书记兼任指挥长、副社长和区农推站长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以12个局为中心,设立宣传、后勤、基建、林业、副业、公共食堂、教育和福等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和组织“全面放卫星”工作。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公社的宗旨与任务的。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积极地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逐步过度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公社的任务、宗旨决定了公社的性质,即在生产资料上实行全民所有,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是比一般公社更高一级的“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公社按《龙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努力实现高指标和大计划:农业生产,深翻耕地3尺到5尺、改良土壤,加厚土层,实行“三三轮息制”;新修水利、补修和扩建水库3座,新修抽水站3个、小山塘32口和渠道10条,实现5亩一大凼、3亩一小凼、一亩一小坑,使渠道相通,凼凼相连;加厚土层,实行“三三轮息制”;新修水利,补修和扩建水库3座,新修抽水小山塘32口和渠道10条,实现5亩一大凼、3亩一小凼、一田一小坑,并使大凼连小凼、小凼连小坑、坑凼互相连通;增施肥料,一般每亩施底肥3万斤、追肥3万斤,丰产坝每亩施底是19万斤到28万斤,底肥要用圈肥、堆肥、灰肥分层匀施,追肥要在小麦发蔸、圆杆、孕穗及油菜匀苗、定苗、抽苔、开花时施用;增加用种量,播种小麦一般田每亩种40斤,丰产坝每亩种50斤,采用5尺宽沟厢撒播,上盖肥土5分到1寸,播种油菜采用4寸见方小四方蔸点播,每窝留苗3棵,保证每亩点播3万窝。采用这些措施,要求1959年粮食亩产达1万5千斤,油菜亩产达7千斤,烤烟亩产达1万斤,花生亩产达2千斤,人均占有限食2万斤以上;畜牧业生产在1958年每户养猪4基础上,要求1959年每户养猪15头,年养猪实现3万7千余头;工业生产要求1959年将原有的15座高炉加以扩建,每座高炉日产生铁2吨,全年产生铁1万余吨,新建炼钢厂1个;对原有的砖瓦厂、木工厂、石灰厂、煤厂、滚珠轴承厂、粮食加工厂加以扩建,增加机器设备,逐步实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交通邮电以马家湾为中心,建四面十字散开的宽50米的街道,建红色水泥砖10层大楼,每楼38户,内设电灯、电话、电扇、电梯、自来求、招待所;建邮电局,分设邮电总机3台、单机40部、发报机1台;文化教育卫生,1959年公社建文化馆1个、图书馆1个、剧场1个、电影放映队1个、业余剧团2个,各大队建歌咏队和花灯剧队各1个;1959年办工业专科学校1所,办红专大学1所,办党校和团校各1间;1959年建中心医院1间,设病床30张,建妇产医院1间,设病床20张,还要建疗养院和幸福院各一间。
但是,由于这些高指标、大计划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况,公社制定的计划任务根本无法实现。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和各级的验收,公社一班人只得弄虚作假、搞瞎指挥。他们所做的违背科学的蠢事,主要有四件。一是林粮间作。公社动员全社中小学生搞林粮间作,在树林里挖窝种包谷,结果连包谷苗都没见到一棵。二是种大窝红苕。公社动员各家各户在坟山、房前屋后,或用箢篼、粪桶装泥巴吊在屋檐、树上种大窝红苕,本来人均只有十几窝,却浮夸为人均60窝。三是借猪凑数。公社新建的“万头猪场”只有64头猪,而县委却安排从各地调运大肥猪凑数。四是移植含苞水稻。公社按照计划在黄泥田搞亩产5000斤试验,田面积为1亩,1957年曾收水稻800斤。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深耕8寸,五犁五耙,施牛粪、秧青、油饼共2800斤,栽厢4尺,走道8寸,宽距1.5寸,先后追施颗粒肥、柴灰、硫酸钙、脱氧磷肥等8次4242斤,生粘虫打滴滴涕乳剂和“六六六”粉22斤。地、县领导在看到报纸上有亩产万斤粮的消息后,立即在黄泥田搞亩产万斤粮“放卫星试验”。他们从公社抽调劳动力突击施颗粒肥、农家肥5万斤,全部铺了1尺多厚,再从各生产队移来26块稻田里已经含苞的秧子,一窝挨一窝地栽到黄泥田里,共栽22.2万余窝。为了表示夺高产的决心,还在田边木板上写上“赛麻城,赶孝感,亩产6万斤”标语,专门拉电线安装8盏1千瓦大灯泡增加光照,安1台鼓风机日夜通风透气,结果秧子全部倒伏,只收谷子600多斤。
公社建立时“一穷二白”,要完成艰巨而浩大的各项工程。在物资匮乏情况下,必然大刮“共产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公社试行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公社1181户社员600亩自留地一分不留全部交给公社;将社员私有的果树、林木全部归公社所有;私有的800多头耕牛、大型生产工具(如挞斗、风簸、晒簟、鸡公车、板车等)2289件和生活用具(如黄桶、铁锅等)也全部收归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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