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贵州“省长”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雾海    阅读次数：41751    发布时间：2021-03-19

这是一段和贵州省文化大革命造反期间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关的经历，这个重要人物被犯人们称为“省长”，但他并不是“省长”，而是一位造反起家的知名人物，是贵州文化大革命首次造反夺权后成立的“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他的故事和贵州省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历史密切相关,这段记录尘封了多年,因为，绝对没有第二个人会有这样的机会，会从这样的角度描写这件事。

“省长”姓徐，名英莲，只看名字还以为是女性，其实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爷们。徐“省长”是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入狱时五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六以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风度气质形神兼备，对人和善没有架子，言谈举止在犯人堆中鹤立鸡群，十分引人注目。

和“省长”的相识完全是机缘巧合，那是在公元1985年下半年，贵州拆并监狱，“省长”好像是从省第一监狱转到遵义监狱关押，基于他身份的特殊，除了不能随便进出监狱大门，晚上入监锁门外，基本是自由的，那时国家开始提倡对犯人进行人性化教育，“省长”本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过去是贵州地化所的研究员，监狱对他也算优待，安排他到图书室管图书，同时负责犯人的文化教育，被特别指定为监狱犯人教研室负责人，我本人也是教研室教员之一，负责对犯人的机械制图和机械加工工艺的教育讲课，有很多时间都和“省长”在一起。“省长”给人的感觉很平易近人，是一个待人和蔼可亲很有人情味的兄长，向他请教问题讲解真的是孜孜不倦，直到你懂了为止。

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是在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教研室闲聊，我突然感到肚子搅疼难忍，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好像是感染了恶性痢疾，踉踉跄跄往厕所跑，“省长”见状从教研室一直跟着，忍着厕所里恶臭，紧紧抓住我的衣服，怕我掉进茅坑里，我蹲下就起不来了，最后“省长”几乎是把我提起来送回监舍，那一刻，我非常感动，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省长”曾经是六十年代初南开大学的高材生，天资聪慧，据说他小学一入学就读的是五年级，年年成绩优异，当年从南开大学毕业时全国总共才招了一百五十名研究生他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超群的优秀。

他学的是地质专业，据说他的夫人对他敬仰有加，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讲是他的粉丝，因为爱情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在他之后也考进南大，最后终于和他喜结连理，在他的夫人来探监时我见过一次，身材高挑，很有气质，是个绝对的美人胚子。

“省长”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文革开始时他风华正茂才三十多岁，是中国地矿局（贵州）地化所研究员，比起那些还没有跨出校门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来，虽同属热血沸腾的一代，但无论哪一方面他们都较之成熟得多，他们不屑于参加打砸抢，造起反来也决不像红卫兵小将们那样只管盲目地到处煽风点火闹革命，他们是毫不含糊将造反矛头直指省政府势必取而代之。

当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后，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抢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启动了后来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地震，接着是山西。

贵州的夺权官方公布是在山西夺权之后才揭竿而起，公布的时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指的以贵阳的中国地化所以徐英莲为首的造反派们抢夺了贵州省委的党政大权得事。夺权后，造反派推举徐英莲等人组成赴京小组于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四日乘专机赶到北京，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汇报夺权情况。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贵阳宣布成立，《人民日报》次日即以“热烈欢迎贵州左派重掌大印”为题发表了评论，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批转了贵州夺权斗争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新华社同日也全文播发了贵州夺权通告。用“省长”的话来说：“我们的夺权实际上是在上海一月风暴之前，因为中央文革要在全国树立一个典型，上海比贵州更具有政治意义，贵州地处西南内地，把贵州夺权时间摆在上海之后理所当然，尽管如此，我们的夺权，还是得到中央文革的高度认可，人民日报社论定性为打响了西南春雷的第一声！”。

确实，《人民日报》二月一日曾经专门发表了题名为<西南的春雷>的一篇重点社论，贵州从一个各方面都落后的穷省也因此从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这点上脱颖而出,震撼全国，“省长”也一直以此为自豪。

由此也足可看出，就是他这样高智商的、显赫的造反派，其水平能力在老革命家的眼里也相差何止千里，而他们这类人要想操控一个省，仅仅凭一腔敢造反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夺权后的“五人小组”不排座次，人人都是“省长”，凡事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理。

但“五人小组”根本驾驭不住贵州文革的惊涛骇浪，贵州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就到处乱成一锅粥，而且越来越乱，造反派们都自己标榜为“正宗”左派，互相攻击，各自为政，造反派群雄割据互不买账,全省由文攻而武卫，由大字报、口头辩论而拳头梭标到荷枪实弹，最后爆发武斗，并逐渐升级，流血事件越演越烈，核心小组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月份还没有结束,核心小组还来不及巩固夺权的结果，大局就要失控了！贵州危在旦夕，全国危在旦夕。

为稳定全国局势,毛泽东主席及时批示部队要实行“三支两军”，要求部队除了要对地方进行“支”左外，还要“支工”、“支农”、“军训”，部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实行“军管”。

贵州省军区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牵头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由军队干部主持，仅仅只是大校军衔的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再含由于是最先站出来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被中央文革小组看中出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新的省委增加了部分被认为是革命立场坚定可以改造好的前省委“走资派”，还有就是群众造反派代表。

这样的形势下，徐省长们这个通过夺权组建的“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才出了一个月风头就被新成立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架空不再具有核心作用，只是，继续留在省革委一起工作，不过，五人核心领导小组不再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