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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南鸥——一位诗歌的仆人
——《贵州文学》（网刊·月刊）“名家访谈”专栏之南鸥篇
◎黄先兵
诗人，一个神圣的词语。诗歌，一份精神的食粮。我在开始创建“贵州作家网”的时候，有幸结缘著名诗人、批评家南鸥，便也一步步走进了南鸥。“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原来，你划动的天空就是/诗人的天空/你的翅膀就是诗人的翅膀/你的自由就是诗人的自由”（《鸟的故乡就是诗人的故乡》）......诚如南鸥所言：“我是诗歌的仆人。”那么，一位把自己称为诗歌的仆人的诗人，其脉搏里流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血液、灵魂里跃动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旋律？今天，让我们在《贵州文学》（网刊·月刊）“名家访谈”专栏之开篇，共同走进这位诗歌的仆人——南鸥！
【南鸥简介】
◎南鸥，原名王军。1964年出生于贵州，汉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诗人、批评家。《中国当代汉诗年鉴》主编，【中国诗歌流派网】学术委员、副主编。
◎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肖像的光芒》策划、主持、总撰稿。
◎出版诗集《火浴》、《春天的裂缝》和长篇报告文学《阻击黑暗》（合著）。著有长诗《收容》、《苏格拉底之死》、《历史之书》、《败血症》，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服从心灵》、诗学文论集《倾斜的屋宇》和诗学随笔《诗学梦语》。
◎诗歌《烈士陵园》被央视拍成专题片展播。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介绍到欧美。
◎入选《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获奖者作品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诗典1978—2008》、《百年中国长诗经典》、《中国新诗年鉴》、《中国当代诗歌导读》、《大诗歌》、英汉对照《中国新诗300首1917—2013》、意大利混语版《全球诗歌选集》等重要选本。
◎主编《中国当代汉诗年鉴》（四卷）。参与国家课题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编创整理。
◎代表作大型组诗《时间的废墟》、《与神为邻》，长诗《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收容》、《败血症》等。
◎先后获贵州第二届“乌江文学奖”、贵州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影响力诗人”奖和“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十年大奖。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好，非常欢迎您走进《贵州文学》（网刊·月刊）“名家访谈”专栏！我想，一个地区之落后，应该先是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之落后。因此，我与数位文学爱好者创建了“贵州作家网”，以期能够助推贵州网络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请问您对我们搭建这样一个网络文学平台有何看法？您对我们有何好的意见和建议，亦或是一些要求和期许？
【南 鸥】
您好！在这个人文精神全面崩溃，文学更是边缘之边缘的语境之下，你们以对文学的挚爱和超凡的文化眼光纵身投入文学的壮举，令我这位诗歌的仆人昼夜动容。
记得我在徐敬亚和韩庆成创办的“中国诗歌流派网”上线时发给他们的贺信是这样的：网络的迅猛发展，为话语权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令一些有才华的诗人脱颖而出，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现在，请允许我依然用这句话祝福你们。
众所周知，网络正在全面、深刻、具体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十年前文学网站的兴起是先锋和时尚，经过到“乐趣园”的泛滥，再到个人博客的汹涌翻卷，再到微博的肆意汪洋，可以说纯粹的文学网站已经日渐安静下来，日渐专业和规范。而你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创建“贵州作家网”，我想这是你们深思熟虑的选择，凸显了你们对文学的挚爱与远大的文学理想，令人赞赏！建议不敢妄谈，在我看来目前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黄先兵】
打开一部书籍，就像打开一幅绚烂的画卷。我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6诗歌》这个年度选本中看到您的《河滩上躺着一艘空船》这首诗歌，非常喜欢，特别是诗句“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非常经典。您能具体谈谈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吗？您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您的创作经验吗？
【南 鸥】
这首诗歌写于上世纪1984年春，是与贵州的具有西南沙克王盛誉的诗人王付写的一首“同图诗”。我与他家仅百米之遥，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交流。记得当时我在他家里看到一幅油画，画面是深秋的景致，一条空船斜斜地躺在河滩上，我就提议题目自拟，就这幅画各自写一首诗歌。看着这幅画，我情绪最初的触点是生命无端被摧残，因为我想船应该在江海穿越，怎么会停在河滩上呢？所以我提笔就写下“谁在上游，把河流扯断/锋利的石块卡住你的喉管”，但是如果仅仅停在这个被摧残的层面远远不够，我必须写出为什么会被摧残。当时我家与黄翔家也仅是百米之遥，尽管我刚刚从昆明陆军学院退学回到家里，但我隐约知道了黄翔坎坷的人生经历，同时我也联想到我的退学，我真切感悟到“好人”总是被伤害，所以我接着写下了“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
其实这首诗歌的意蕴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情绪的触点，因为从生命被摧残，我们进一步认知“真、善、美”这个世界最基本秩序的模糊，进而再进一步认识到是“价值”这个世界最敏感神经的倒塌，才会出现“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的荒谬剧照。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在《午夜，我停在一把手术刀上》一诗结尾写道：“我已一千次被解剖/而满身是血/却找不到伤口/直至死去/我依然不知道/伤在哪里。”我觉得您是在痛中写诗，在泪中写诗，在一步步肢解自己的灵魂，在一次次向上苍发出有力的叩问。您认为一个诗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和素养？如何才能具备这种精神和素养？
【南 鸥】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如何认知诗歌。在我看来，诗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精神与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它所闪耀的人文意识和诗性品格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是一种人文品格，而这种人文品格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立场，其集中表现在“独立、自由、责任”这三个方面。诗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气质，那只能说你是一位文字工作者。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出于对朦胧诗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反叛，第三代诗歌运动高举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的旗帜，对人文精神的诸多维度进行疯狂解构，加之社会的转型和后现代思潮的强烈渗透，致使作为人文精神内核的一些基本元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肢解。在一段时间里，救赎、担当、责任、灵魂、生命等被看着是一些与诗歌不着边际，甚至是与诗歌背道而驰的大词。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整个诗歌现场信仰、价值、尊严、道德等人文精神基本元素严重丧失，表现出一种貌似多元丰富的麻木、卑俗、无序、粗鄙、萎靡等表征。随之而来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场景和细节的琐屑的大面积的前所未有的复制与描摹，仿佛世俗生活琐屑的细节代替了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与诉求，代替了一个时代全部的诗性，显然这是对一个时代的误读，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疾病的表征。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反价值、反英雄和反崇高在剥离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上具有相当的诗学意义，它让诗歌从宏达的题旨和叙事回到具体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心灵，回到诗歌自身，是诗歌的一种进步。但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即使要以反叛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反叛也只能是诗学发展历程的某一过程和一个阶段性的策略，而不能成为对人类人文精神内核的基本元素的肆意肢解。
至于谈到素养，如果说上述的人文立场是最为根本的素养，那么认知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则是诗人的双翼，它决定着诗人飞翔的高度与飞姿。那么怎么才能获得这样的精神和素养呢？自然首先还是独立的人文意志，没有独立的人文意志，面对残酷的生活剧照，我们只能是充耳不闻，只能是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我们心灵要保持一种昼夜盛开的姿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听到万事万物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精神和素养。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对诗歌的执着精神，非常令人钦佩。您在近作《鸟的故乡就是诗人的故乡——为威宁即兴而作》一诗中写道“原来，你划动的天空就是/诗人的天空，你的翅膀就是诗人的翅膀/你的自由就是诗人的自由”。在我看来，您已经完全与黑顶鹤、大自然融为一体，已经完全获得了“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您能具体谈谈这首诗吗？您能详细阐述什么是“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吗？
【南 鸥】
也并非什么执着，我更愿意说诗歌是我命定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我喜欢以诗歌的方式与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
《鸟的故乡就是诗人的故乡》是近作。我常说：大自然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你看，天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辽阔和高远，飞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自由，人在大自然的面前只是一位懵懂的孩子，能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的福气与荣耀。
我是时常谈到如果获得“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是一位优秀诗人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我还谈到一般意义的诗人写的是喋喋不休的个人情绪，优秀的诗人写的是公共情绪，而大诗人写的是思想。其实，这是一个文本的概括力问题，但你举例的这几句不是很典型，概括力不是很强。你前面提到的“一位天使手捧鲜花被打入地狱/一位魔鬼手持利剑被抬进天堂”这两句倒也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显然，这两句是我的独特感悟和独特表达，但这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它揭示的是一种共性的存在关系。也就是说我从极端自我的认知和表达出发，获得了一种共性的揭示与指认。
另外，我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诗《收容》的几句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头被一位英雄挂在腰上
英雄的头被一位神提在手里
阳光普照。神降落群山、森林和闪亮的河流
神撒下大片的泥土和蚂蚁般的人群
尽管这同样是我极端个人的认知和表达，但我揭示的却是古今中外所有人共同的命运走向与无法摆脱的宿命。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没有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没有去发现和揭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伤口的话语方式；没有揭示出当下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方面的看法和理论？
【南 鸥】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看来你真的做足了应有的功课。赞赏！
这是我在2006年以《倾斜的屋宇——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为题，为【新诗代】所倡导的“感动写作”而写的一篇文论中的一段文字。文中谈到面对存在真相的残酷剧照，
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熟视无睹，视而不见，“逃逸性”写作是整个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众所周知，8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直接而集中的表征就是精英文化的倒塌。在这样一个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信仰丧失、价值倒塌、道德沦丧、人格扭曲、心灵麻木，旨趣庸俗。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剧照，我们的诗人应该获得一种刀锋对抗的体验，应该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并用这个立场去发现伤口的深度和纹理，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以诗歌的名义对一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然而从客观上说，从90年代到当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没有获得这种刀锋对抗的体验。也许历史总是这样令人失望，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或许历史需要沉淀……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认为：“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能够理性地分析与扬弃，反而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并与之策应。”您能谈谈对后现代的看法吗？您认为当下诗人如何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您觉得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
【南 鸥】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它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1947汤因比出版的《历史研究》，则是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的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的衰落，非西方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而其后的一切意义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从内容上分为文学艺术上的、社会文化上的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从学理上它又分为否定性（解构性）、建设性（建构性）和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从表现形态它又分为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因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有着纷繁而具体的表现形态。
否定，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它包括对一元论、最高真理、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唯一视角的否定。与此同时，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征，我们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形态。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多元化也是后现代主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艺术活动中它推崇创造性，反对摹仿和复制。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我们重新反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诗歌领域出现的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思潮，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的特征在思想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定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威，它竭力主张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它激活、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为我们对权威、对核心、对一元化的否定和对新事物、对不同观念的接纳有了理论的支撑。但是，如果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就会演变为对信仰、价值、道德、崇高、尊严、真、善、美等精神基本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渊。
我时常谈到历史对我们很慷慨，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心灵也许经历的是上百年的心灵的演绎。社会的转型巨变，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辽阔的原生资源，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确实没有创作出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交相辉映的杰出文本。而究其原因，主观上说，一是我们缺少大的人格，二是我们在认知上缺乏对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及其本质特征作出最新的最为本质的精神性概括。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努力提升我们的认知，强化我们的人格建设和情怀塑造，才有可能创作出既属于一个时代，又获得一种共性的上升与超越的杰出文本。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说诗歌是您一生的艳遇，您是诗歌的仆人。据说，从2006年至今，您每天至少为诗歌工作10个小时以上。您一直担任《中国当代汉诗年鉴》编撰出版工作，近两年一直在做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和《肖像的光芒》，并携10万元诗作参加“黔中诗会”等等，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和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您是我们贵州的骄傲和荣耀。但我认为应该这样评价您：“您是诗歌的主人，是诗歌事业的仆人。”请问您为何如此热衷诗歌和诗歌事业？您赞成我对您的评价吗？
【南 鸥】
是的，“诗歌是我一生的艳遇”，这是我接受《贵州都市报》的专访时所说，而“我是诗歌的仆人”开始是我自己的戏称，现在这个“诗歌仆人”的身份已经被朋友和诗界“认证”了。管他的，仆人就仆人吧，我喜欢这种向下的视角，更喜欢这种卑微的身份。
您的评价过誉了。是的，我每天都在为诗歌工作，且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家人和一些朋友都感到我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其实我的心灵昼夜盛开 ，我昼夜都在吞食人间的烟火，我昼夜都在倾听万事万物的声音，都在倾听神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写下的文字才有可能具有价值和意义。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谈到的，并非热衷和执着，只能说我喜欢以诗歌的方式与世界交流，与时代沟通。如果说得唯心一点，诗歌是我的宿命；如果说得文本一点，诗歌是我的存在方式。仅此而已。
【黄先兵】
南鸥老师，您曾说过：“新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网络为人们话语权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诗歌也进入了网络全景时代。一方面一些诗人凭借自身的才华脱颖而出，为汉语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由于发表的零门槛使得泥沙俱下，彻底混淆了诗歌的真伪。一部分诗歌批评家认为当下诗歌是新诗百年以来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一部分则认为是貌似繁荣，是一种假象。”请问您如何评价当下网络对诗歌带来的影响？如何才能通过网络发掘出更多真正优秀的作品？如何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网络文学发展环境？
【南 鸥】
其实，您的提问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迅猛发展的网络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而对当下汉语诗歌的影响更是迅猛而直接。这不仅是一个平台的问题，它为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话语权释放的机制。而对诗歌来说，它让网络诗歌获得了一种与传统纸刊诗歌“相对而坐”的资格与身份，显然这样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发表的零门槛造成了一种诗歌的泛华，混淆了诗歌的真伪，模糊了诗歌的界限，这种诗歌的“泛华”远比所谓的诗歌的边缘化更加致命。因此，面对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警醒，特别是在这个“多元”的话语背景之下，人们很容易用“多元”来掩盖真诗与伪诗的界限，掩盖优秀诗歌与平庸诗歌的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优势，形成一种多元、包容、丰富而又纯正的充满活力的诗歌环境，也才能发掘出真正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文本。
【黄先兵】
南鸥老师，“杰出的诗人都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尽管深刻巨变的时代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辽阔的原生资源……”这是您采访著名诗人谢冕的一段精辟论述。您能否结合贵州历史上和现当代的一些杰出诗人或诗作，谈谈如何传承贵州文化？您能说说贵州文学今后的发展和态势吗？
【南 鸥】
是的，杰出的诗人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观点会有些误读，认为是所谓的紧跟时代，图解时代。我这里强调的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性的概括与历史性的掲示或引领。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我词典里更多的是母语、是全球视野和当下性的概念，而没有行政地域的概念，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我尊重的是地域的人文历史、自然地貌所赐予我们的奇异的地域元素。在人文资源上我们贵州尽管不能与中原那些华夏文明摇篮地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有令这片土地骄傲的人文资源。例如尹珍（79-162），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今独山县）人，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再如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而2008年我们贵州发掘出了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它的横空出世，更是改变了中国文学史、民族学史、苗学史、民俗学史的已有格局，在我国史诗谱系中，它与举世闻名的《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共同构成了我国英雄史诗谱系，齐名天下。
记得2008年在《诗选刊》（下半月）约稿的一篇随笔《诗人与他的城市》中，我隐约地谈到“贵阳不具有中原城市那种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人文底蕴，如从我纯粹个人化的诗性感觉来说，我倒认为贵阳独具一种奇异的忧伤和高贵的异动的精神品格，是一座忧伤而热烈，边缘而异动的城市。”现在我将贵阳放大到我们贵州，我深信上苍赐予的这片孤绝奇险的土地，必将出现与这片土地一样，独具孤绝奇险的精神品格的诗人。
【黄先兵】
南鸥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题外话，但我想这也许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答案。贵州没有大海，您的笔名为什么叫做“南鸥”呢？南鸥，是不是跟您的一些经历有关？还是跟古代神秘的贵州的一些文化元素有关？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南 鸥】
呵呵，这个问题我被无数的诗人和朋友问到过，每次我都是轻描淡写的带过，这次看来也只能大致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我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一位叫郑旭冰的香港友人阴差阳错地与我为伴。记得当时我在写《长城》、《一条古河在我的血管中蜿蜒》等诗歌，在他即将离开时为我取了南鸥这个名字，他用这个名字祝福我，希望我像一只海鸥一样拥有自由的天空……
第二期
徐敬亚——一个时代的“纵火者”
——《贵州文学》（网刊·月刊）“名家访谈”专栏之徐敬亚篇
◎南 鸥
徐敬亚简介：
徐敬亚，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1949年生。1976年写诗，《今天》理论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等。2004年起先后在《特区文学》主持“批评家联席阅读”、“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2006年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
南 鸥：
徐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世纪访谈》的专访。尽管《世纪访谈》是从“史实、文本、学术”对“百年新诗”的审视，为了把话题谈深说透，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主要集中在“朦胧诗”以来的汉语新诗这个时段。我们知道，您的《崛起的诗群》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诗歌界称为“三个崛起”，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请您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好吗？
徐敬亚：
从学术意义上，我的那篇文章其实并不十分高明。但这不妨碍它对彼时的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有点像炸弹的变态效应。一颗在虚空爆炸的威力氢弹没伤到人的一根毫毛，而我却把一颗小手雷扔到了密麻麻的人堆里。或者说是一只畸形的大手帮我把手雷扩大十倍扔进了更大的人群。
今天，我最想说的是，我那篇文章是“反学术”的。我反的这个“学术”，不是真学术，而是当今中国流行的假学术。所以得用引号引起来。这几年，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大学就是盛产伪学术的黑窝点，是一些无能之辈，或者说无心恋战者们苦煎苦熬的“学术成果”的痛苦产床。每一个学期，校方都发来很多调查表格，让每个老师填写所谓“学术成果”。这学期你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你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哪个权威刊物？多少字数？什么关键词？多少转载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太可笑了。他们把“学术”当成了一堆一堆的大石头，当成了GDP，当成了生产千篇一律零件的自动流水线。你今年搬了多少块石头，你把这些石头都搬到了哪个著名的码头！其实我心里知道，那些大学老师们没什么文化阅历，也没什么学术水平，你让他写什么？刚毕业的小毛头博士们，除了文凭除了导师，对文化对文学基本没什么看法，文化界他也不认识几个人，你让他到哪里去发表。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编瞎话，不着边际地堆汉字，东抄西拼地玩文化玩名词玩术语。一篇篇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就是这样把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堆上了天。这种伪学术，甚至把人逼到了类似娼妓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那些可怜而油滑的教师们导师们循着上锋的眼色，编排出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项目什么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重大课题，骗取类似活动经费一样的课题费。拿着这些动辙几十万的课题费，他们到那些著名的码头港口上去购买“版面”。我说的这一整套类似小姐费用的资金流动，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各大学几乎公开“操作”着。这些造假名买名的教授学者们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背后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正是这个量尺论斤的考量体系，向傻呆呆的贾宝玉凌空喝问，这个学期你制造了多少斤林黛玉的肉！你把这些美丽的肉又卖到了哪个林府或是贾府！天哪，这还是美吗？这还是生命吗？这还是学术论文吗？那些像鬼一样没心没肺堆积起来的汉字，还能是有血有肉的理论吗！还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创造与发现吗！
我理解的学术，很简单，只有三条。它首先应该是新鲜的，其次是原创的，第三它应该是有依据的。这三条，其实并不容易做到。高明的想法，不可能像月经一样按时地周期性排泄。“学术成果”（它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坏词儿）的呈现，除了必要的积累与寻找，它还要“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的我，不是教授，不是博导，也不是博士硕士。我那时正在读本科大三。本来只是一篇可以应付老师的“学年论文”，只要找个题目写几千字得一个优秀就完成任务。但我却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近五万字。
能够再现出当年某些情景的文字，只有王小妮后来给我写的序——
“1979年，在中国东北，吉林大学文科宿舍阴冷潮湿的走廊里，徐敬亚急匆匆交给我一本油印刊物，封面是很蓝的。他突如其来的兴奋没法不让人感到唐突。他说：你看看这些 诗，应该马上看。那是一本《今天》第三期诗歌专刊，其中有后来常被提到的《纪念碑》、《一切》等……不久，徐敬亚开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奔走如飞地写，这就是本书中最早的那些文章。他的那种强横和自信，让班里那些沿着厚厚的文艺理论专著抄笔记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不解和恼火。直到后来，我才更清楚，他是克制不住那种巨大的冲动而匆匆动笔的。徐敬亚永远没有顾及左右的能力，他以为感染了他就能顿时感染全世界……后来，我对说他：你这些文章只能读一遍。他说：每个人都读一遍就够了。”（王小妮：《崛起的诗群》评论集前言）
学术，在生命意义上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这一点不详说。写诗人对诗的阅读，学究们怎么能比。
最后一条，学术必须有依据。它的依据，不是伪学术的引经据典，而是基本的学养，必要的理性逻辑，还要有丰富的直觉、暗含的情感与意识线索。更大的是，一个批评家要合格，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美学与哲学信仰。
幸运的是，当年读诗读得心潮起伏的我、即将写作《崛起的诗群》的我，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往往不勤奋。但在热心追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一本一见钟情的书，它恰恰是一部学术著作——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徐敬亚的读书观——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问》）
这就是《崛起的诗群》初步具备的学术三条：新鲜、原创、有依据。
写作这篇几乎改变了一生的文章的当时，没想到发表，没想到学术成果，更没想到文学史……其实，它可能并不算真正的学术，只是特殊年代一种特殊氛围、特殊心境下的特殊产物。最可贵的，它是纯自发的，发球属于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
南 鸥：
现在“三个崛起”被写入大学中文系的课本之中，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点篇章而被广泛传播，请您具体谈谈“三个崛起”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有哪些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当时我国正处于刚刚开始的转型时期，我们是否可以从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这个视野来解读“三个崛起”的意义呢？
徐敬亚：
你的题目有点大。我只说我自己的《崛起的诗群》吧。
先简单说说背景。
1978年夏起，诗歌社团在全国大学生和大中城市的工人中开始大量涌现。同年秋，吉林大学成立了《红叶》文学社与《赤子心》诗社。我和王小妮、品贵品成为两刊物负责人。全国高校文学结社的影响与速度，都令人惊奇地快。第二年夏天，全国14所大专院校文学社团联合主办了文学刊物《这一代》。
自《今天》第三期起，我与北岛、江河等开始通信。《今天》杂志在吉林大学广泛流传。那年冬天，我写了评论《今天》诗歌的文章《奇异的光》，并发表在《今天》第九期和《红叶》第三期上。不久，我写了一篇《复苏的缪斯—评1976-1979年三年诗歌》。那是《当代文学史》的考试论文，也是我的第一篇正式论文，比《崛起的诗群》早两年。
1980年夏，和王小妮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后，与《今天》、北岛等有了正式接触。用现在的话说对当时现代诗有了一个全景扫描。回到长春后不久就开始写《崛起的诗群》。
再说说影响。1983年-1985年，批判该文的文章达300多万字（篇目详见《朦胧诗论争集》，及各类批判会。其中较大的有在北京召开由冯牧主持的座谈会、吉林省文学年会、柯岩在重庆主持的诗歌讨论会等。
其中主要评论意见为：A、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B、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胡乔木批语）；C、否定中国诗歌传统。
最后说说贡献。
A、《崛起的诗群》是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由于当局大规模的批判而引起的广泛阅读，使朦胧诗扩大了传播。可以说是朦胧诗创建过程中为争取艺术生存权利所发出的最强烈的第一声自我呐喊；
B、它是对朦胧诗进行的较早的、较全面的艺术评论与艺术阐释。虽然它对朦胧诗的艺术评介并不深入，但对当年的文学青年的诗歌感觉与诗歌意识产生了一些启发；
C、按《争锋》一书的说法，它也进入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交锋。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加码式的促进作用；
D、八十年代的文学论坛，还相当沉闷、枯燥、保守。《崛起的诗群》散文式评论语言，当时让人感到比较新鲜灵动，在文风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它的意义想不到了。
南 鸥：
据资料介绍，您写于1986年的《圭臬之死》在《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后再次引起诗坛的骚动，直接导致刊物停刊。据已故的王燕生老师回忆，当时一位负责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徐敬亚：
1986年8月，在甘肃召开了一次大型诗会。我第一次到兰州。记得从机场到市区70公里的秃山，寸草不生。
兰州也是《崛起的诗群》的受难地。由于我那篇文章，《当代文艺思潮》承受很大压力。1986年，那场批判过后刚刚三年，我在兰州很快见到了其主编谢昌余、责任编辑管卫中等。当时的文化气氛忽然好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太多回忆不愉快的过去，反倒想着继续玩下去。
他们都说，现在形势好了，再给我们写一篇吧。那是与编辑部一起隆重喝酒时说的。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从兰州回到深圳，我开始忙大展。《圭臬之死》写得断断续续。一直到11月才写完。我按约发给了《当代文艺思潮》。没想到，这一篇又惹了大麻烦。
王燕生说的那个大人物，是贺敬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就是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说，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王燕生忆文）
那些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贺盯上了我。不知是因为他的敏感还是由于我的敏感。一回又一回，我总是与这个我青少年时期非常崇拜后来却背道而驰的大诗人大官员相逆。
大官发怒，指名道姓，声色俱厉，在当时非常可怕。其实在今天这也相当可怕。于是《当代文艺思潮》立刻停刊！那些年，中国起伏曲折的文学生态，由此可见。详细的情况，可以找《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的回忆文章看，他写得非常详细，日期、人物、事件都一一做了记录。只是谢的文章题目我忘记了。发表在2001年左右的山西文学上。
南 鸥：
我们知道，“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旗帜”和“山头”为特征，以“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为诗学旨归的一场大规模的诗歌运动。而您作为这场运动的“纵火者”和直接推动者，请您谈谈这场运动的发起过程好吗？
徐敬亚：
1985年初，我从吉林到《深圳青年报》任副刊编辑。
当年8月，我践诺于“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盖因1980年夏天那次会议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
86年9月12日，我再次举办了“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
这期间，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大展举办前，民间诗歌报刊罗满了我的书房，总数不少于200种。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我非常尊敬地说明：时任《深圳青年报》总编辑的刘红军先生、副总编辑曹长青先生对此动议的赞同与支持，成为《我的邀请》的可行性前提。
这封信，被后来人称为“江湖贴”。它可能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领导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4个整版。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这意味着，作为非诗歌专业性的青年类报刊的《深圳青年报》，每次将为诗歌拿出二分之一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
当时，与我保持联系的诗友，只有几十位。几个我最好的诗歌朋友成为大展最初的传播者。他们是：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是他们，是这些朋友的朋友们，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为了扩大影响，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歌报纸――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并一拍即合。
《诗歌报》的加盟，使《大展》加大了权威性。1986年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第二次信，虽然仍是我个人签名，但来稿量的巨增使我感到事关重大，我对原信做了多处修改。第二次邀请信发出后，来稿进一步猛增，因此大展的时间不得不一再延迟。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
大展预告，以“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为眉题，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主题，向社会正式发布了大展的消息。“预告”以宏观而强横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诗的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的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大展的序幕。
同时，“预告”第一次公布了47个诗歌流派和106位诗人的庞大阵容名单（此数量仍大大少于后来正式的展出数量，可见当时来稿还在增加）。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中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绿绿岛、海波、海上等诗人来到深圳协助我的工作。其中，诗人海波不但自费来深，自费入住酒店（以致离开深圳时已身无分文），他们几乎每天到报社“上班”，协助我处理稿件、书信。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我为大展所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竟是海波跑到电报大楼，以电报的方式发出的。“前言”共1000多字，是海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电报纸上，差不多用光了整整一本电报纸。
可惜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编辑琐事。只有一封写给《诗歌报》的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直了一样……”
当年的报纸还是铅字排版。编辑则全部手工。
有一次，我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用镊子夹铅字，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移动。在几乎排成功时突然铅版掉到地上，不得不全部重排。就这样我与另一位编辑从晚8点到早8点整整弯腰工作了一个通宵。
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植字”只有深圳才有。《诗歌报》的大展通栏标题，就是我们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安徽的。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四个整版）。
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大展的版面规模是对开大报的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读者。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孟浪、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展之后从上海来到深圳的孟浪，成为这项诗歌活动最有力的后期推广者。1988年8月，在沉积了两年之后，时任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的孟浪，与我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这本书，被海内外的诗歌研究者视为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断代缩影。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适逢其时的“86现代诗大展”，成为苦苦找不到发表机会的诗歌青年们一次盛大的节日。之后，一大批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创作，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诗歌的格局开始发生某些本质性的变化。
值得深刻记忆并正式通报给后人的是：大展甫一出笼，即便在现代诗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诗歌界一些友好的前辈与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便曾对“大展”进行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其中“流派的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弊端与败笔。我在领受大展一切兴奋与愉悦的同时，在当时即承担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我和全体参与者事先便已充分预料的那样，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更为严厉的斥责。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的司徒平的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文章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文章说：
“……乍一看，真是洋洋大观，轰轰烈烈。但如果你有健全的神经，仔细读它一遍，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发宣言，惊世骇俗，而诗作呢，可就有点惨兮兮，一首得到少数（不说多数）群众承认的都没有……
文章对大展的诗歌作品与宣言进行了4项世界观意义上的归纳：
1、一种是悲观颓废的遁世思想；
2、一种是从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
3、一种藐视群众，藐视真理，自我意识无限膨胀；
4、一种是对人生、对自己、对诗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现在想，我当时不过是做了一个类似今天的诗歌网页而已。
南 鸥：
随着时间的演绎，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知也日趋客观。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反叛，让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世俗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是一种回归和进步；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 呈现出一种对人类基本精神向度的一种蔑视和背叛，对人文精神的基本元素和截面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请问徐老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这个诗学主张？这场运动对汉语新诗的发展历程有哪些推动作用？又有那些负面的影响？
徐敬亚：
关于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连接过程，我引用《圭臬之死》几段话吧——
艺术的发展，充满悖理。用布拉格派的行话来说，作为一代作家的前景，到了下一代作家手里，就变成了背景。这不是讽刺：“传统”的桂冠和批判的靶心，很快就挂到朦胧诗的头上了。
诗歌的创新意识，在八十年代初已经被艨胧诗煽动到了吓人的程度．那些天之骄子们突然而至的开阔意识空间，一度使人们误解地感到了精神世界的边缘。这种强震动，也使下一次的革新者迟迟怯步。他们幸福地爬上艨胧诗在传统大地上突起的高高阶石。慢慢吞食了第一批反叛的果实，必须在打了饱嗝之后，才敢于说：他妈的，老子起步了……一批更年轻的人们早巳在北岛的早期掠世之作中终于嗅到了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严肃味道；从舒婷那里更容易地感受到了带有早期善性论人道主义的人性之美；在江河、杨炼的初期组诗中，看到了民族历史人民横横纵纵的崇高性集体意识，而梁小斌顾城的少年心理，对于他们无疑是强说愁的童话故事——他们终于发出了迟迟疑疑的自言自语：打倒北岛！
朦胧诗的自我，似乎是完整的美。他们以被损害、被扭曲的意识冲破阻隔，形成了一种内心挣脱异化的理想色彩。北岛说：我不相信。他只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而言，他毕竟还坚信着什么；舒婷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顾城总感到一种失落与上当。他理想中的童年总在诗的背后，含着白雪公主式的憧憬；江河等在歌颂与呼唤民族。
北岛以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的姿态，鼓起了本世纪还活着的人们中最锐利的怀疑精神。但与他们比起来，却显得过于认真和呆气。第三代人干脆就认为人从来就不需要认真地相信什么。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凡人”（于坚）。北岛曾写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和第三代的“凡人”显然大不相同。前者主要是与“英雄”、“卑鄙者”对立的，他要做的是千干净净、坦坦直直的人。而第三代人的“凡人”则并不那么干净，他们也不想那么干净。他们崇尚真实，他们首先想活得好一点儿。他们什么都干，“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见鬼去吧。”“活着，故我写点东西”（又是于坚）。他们就是这样地在北岛打倒了“英雄”之后，再一次把北岛打倒，把“人”打倒，把“人”的全部体面和虚荣打倒。不仅抽掉了因异化感而生的忧郁，也抽掉了因参与感而生的焦灼。他们不充硬汉子，也鄙视白马王子、骑士精神和林黛玉的眼泪。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他们显然把诗也“看透了”。他们将一切都当做偶像打倒（包括自己），然后冷笑着溜走。他们嘲笑时代嘲笑别人也嘲弄自己，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是了，他们灵魂里只剩了一缕本能之烟袅袅上升。（《圭臬之死》）
关于第三代诗歌，我曾发出过一些遗憾。比如说诗歌“平庸局面的呈现”。说它们“把诗和社会学、伦理学、本能欲望等同起来……”等等，对于他们的解构，我也曾说大学生诗派是“最缺乏想象的诗群”。他们“把生活切成段，就是他们的诗。这种对诗的意识和语言进行超级还原的展现，只能接近零。如果不再走一步，它就缺少诗的更深层的意义。”但我同时紧接着就说：“无疑，零大于一切负数！”但总的来说，我对它对于偏爱，负面研究得不够。
南 鸥：
我想朋友们一定会追问，“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的诗学主张是怎么提出来的？或者说提出这个诗学主张的人文背景和具体的诗学语境是什么？从现在来看，当时该不该提出这样的诗学主张？
徐敬亚：
关于“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怎样提出，我引用《历史将收割一切》一段话——
这是一群轻松而艰难的人们！在这么大的、沉重的国家里，在明晃晃的无暇艺术的衣食之争中，能有这么多人维持着自己高贵的生命方式，这是我对你的提醒。
我一直十分尊敬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血泪开拓。历数几千年，这股诗歌意识将中国人表现得最为清醒、冷峭而崇高。它以久蓄的人文精神，将新诗推到了国际艺术的二十世纪上叶。它的反对者没能熄灭它。结果，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
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在封建浓浓的中国，郑重地了不起了一次。据说个别的外国人士也很看重。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
关于朦胧诗的根据，我引用《崛起的诗群》一段话——
……中国曾经历了怎样的民族痛苦呵。十年中，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人性异化达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知为了什么，自己打倒自己，狠斗自己的灵魂，为了“最最美好”的理想(抽掉了物质外壳的美好理想)，压抑一切欲望，造成了一种比“今日受苦，明日升天”更虚幻的现代宗教把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熄灭了一切人性火焰!这样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样众多的心灵扭曲，不能不形成强大的心灵冲决力量，不能不在这一基础上爆发文学革命!诗，作为人性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心灵与自然最直接的连通线，不能不发生转折性变革!这就是中国足以产生全新诗的最刚健的内在因素。
南 鸥：
人们还知道，这场运动当时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对应的诗歌文本，有的只是高扬的诗歌“旗子”，有的只是诗歌兄弟占山为王的“山头”。在一张小报上，人们会看到十几个流派的诗歌宣言，就是很少有与其宣言相对应的诗歌文本。《非非》的理论应该说是众多流派中最为鲜明完整，《非非》当时也少有与之对应的优秀的诗歌文本。我们今天客观的来分析其成因及这个现象背后潜藏的隐忧，我想朋友们更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现象释放出什么样的暗语？
徐敬亚：
1985年5月，在四川西昌，周伦佑和蓝马，推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诗歌主张，并成立了“非非主义”的诗歌同盟。它鲜明地宣布了一群青年诗人打起旗号称派的壮举，并表明了建立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的雄心。就它发表的《非非主义宣言》、《非非主义理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辟典》及五个专栏的诗歌作品及后来出版的，《非非评论》报、《非非争呜》报等看，不管存有多少偏激，它的一系列完整构架和恢宏气度，成为新中国诗歌史上的首次，也是近七十年新诗史上的罕见的艺术宣告。
《非非主义》的出现，体现了一个必然，即它本身的递进！它彻底地为朦胧诗画了一个句号。朦胧诗的全部兴奋，已经为它所包容乃至淡漠。
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第三代诗人”们在意念上，已经走过了中国诗歌的最后一条狭窄的长廊——朦胧诗（就新诗与传统哲学的联系而言），驶向了另一个世界：宇宙经验世界。
从这个“宇宙经验世界”目前标示出的范围看：它几乎无边无际，甚至可以说它可以包含未来全部新哲学与美学。因而它是空泛的，几近不可企及的，仅是一种艺术家的空洞确认。
共分为六个部分的《非非主义宣言》，其实仅仅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理解：他们相信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甚至具有意识。这种对宇宙万物的“泛生命”理解，证明了诗人们对宇宙状态的充分尊重。在实质上，这还是诗人艺术直觉的广泛投射。
不同于朦胧诗“移情”的是，他们所说的“石柱”、“天空”、“土地”，都活着、在想、在哭，“是以另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无声地彻底地嚎啕地恸哭”，“我们全体都在哭”——这种哭，就不是“人文”式悲伤，而是人类文明压迫下的生命状态。《宣言》谈到了成都的18米直径的现代雕塑钢球，并以它为例说明“非非”的表达，就使《宣言》的整个倾向变成了对“超现实”艺术的崇尚和苦恼，如同执笔者蓝马写的那样：“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化的手段”。因此，这种苦恼是对现存文化方式的苦恼。
《非非主义》，推出了两篇代表性的论文。
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以诗人的气质，从符号学的角度，气势雄壮地对现存全部符号化了的人类文化秩序提出质疑！他主张艺术家重新面对未被歪曲的、充满灵气的宇宙万物。这俨然是藐视一切地球人的“宇宙新人”的姿态；周伦佑则从“结构”出发，对现存的“原构世界”提出了质疑。他主张艺术家对“原构现实”和“艺术结构自身”进行“变构”。——这样，在艺术家必须给予世界以新的文化秩序并变异语言这两大共同点上，非非主义建立了自己宏大的艺术坐标。
他们与“前崛起”的主张者们有了明显的不同。“三个崛起”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对传统诗歌秩序的不满，基本上是在原系统内部的反叛，其思维方式与表达手段与其论敌并无本质的区别。
“后崛起”的理论代表之一的“非非”则主要是缘于对一种新的人类念头的兴奋。他们并不与传统纠缠（二者之间除了生存的时空外，没有共同点），他们仅充分地表达自己。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种真正创新的可能。历史上新的艺术流派的出现都是急于表达对人类文明、艺术的新理解。
但他们显然画了一个十分美妙，却格外空旷的圆周，其线条的粗糙，使理论无法与诗歌创作衔接。即使他们代表人物的诗也难以严密细致地印证其理论。蓝马的《水银张口的夜晚》不动声色地冷叙了神秘之态。具化了“前文化”状态，写得不错；杨黎的《冷风景》冗长与重复，很难在非非理论中找到依据；周伦佑的《十三级台阶》，像但丁《神曲》一样，领我走过一道道假想之门，诱使灵魂发散，重呼五乐之声，经历地狱而临天堂，其中不乏奇幻细节，但太理性。“非非主义”要害是它文艺观的不可企及性。另一点是。前文化”与“变构”的软硬冲突。
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蓝马的《前文化导言》是比较完整的自圆假说，它贯注了诗人对万物真诚的、精彩的理解。如同一切开创者那样，他带着拯救世界，唤发觉醒的先知姿态。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也是难得的宏观文章。但他带有前人痕迹太多太有学问了。他一定记了不少笔记之类。
与艨胧诗人刚出现时的言辞默默相比，四川的一部分诗人更雄辩，更自信。宣言大于诗、思想大于幻想、哲学大于艺术。这无疑是具有更大野心的一代，限界更宽阔的一代．（以上引自我写的《圭臬之死》）
南 鸥：
记得我在2006年写的《倾斜的屋宇》一文中谈到：如果说朦胧诗的人文意义是对十年专制的批判，那么“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则是反对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强调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现实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如果说我的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第三代诗歌运动”真正开启了一个纯粹的汉语新诗的发展方向呢？
徐敬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
南 鸥：
我同样记得，在《断裂：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一份迟到的诗学提纲》中谈到，由于“第三代”的横空出世，更由于“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非理性诗学主张的强悍与粗暴，致使朦胧诗在对专制的反叛中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请问徐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徐敬亚：
你的这一观点非常好。我赞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相似的看法——
幸与不幸的都是，朦胧诗赶上了中国社会一段疯狂的推进期。
在反封建与反专制的半截高潮后，社会开始了一场实用性的全民工商游戏。西方的生存元素与理念大量进入中国，使中国社会格局出现了极大的不均衡。生存的底线仍在贫穷的温饱线上挣扎，而文化的最前端甚至冲到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边缘。无疑，先锋诗人们又冲到了中国文化新潮的最前端。
这样的狂飚突进，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便提前收兵。在启蒙主义、自由思想、民主意识还没有充分施展的前提下，一切敬畏，一切准则便开始纷纷溶化与垮塌。在诗歌界，慵懒而不屑一顾的后现代解构者们，过份热衷于花样翻新，使中国诗歌处于一种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半吊子状态。
这并不是朦胧诗人们的错，而只是他们命中注定般的局限。假如它有一个漫长、稳定的人文背景，谁能知道这个诗歌潮流会进化到哪个高度。假设与我们无关。（《朦胧诗，那一群忧伤峻峭的翅膀之6——历史舞台有时过于短暂》）
南 鸥：
毫无疑问，诗歌对现实的批判是必须的。我在诗学随笔《诗学梦语》中专门有一篇写到《存在的真相，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这不仅强调了诗歌对现实的批判，还将诗歌的批判精神上升到最大的诗性的高度和意义。根据我的上述两个观点：诗歌既要批判现实，揭示一个时代的荒谬、卑劣与无耻，又不要与意识形态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诗歌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请问徐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
徐敬亚：
我毫无疑问站在你的观点。
存在，是一个人完全不可忽略的。不管怎样的规避与逃离，一个人无法不浸泡在它的母液中。这种浸泡包括制度与语言，包括时风。我相信，在更多诗人的心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可能不是作为生硬的意识形态符号存在，而是作为一种阴影，一种魔鬼，一种毒气。一个人不喜欢魔鬼，当然不必要每天与它撕打才叫不喜欢。
南 鸥：
尽管“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过去近30年的时间，我还记得当时黄翔拿着您给他的邀请信时激动的情形。现在我们理性的来审视这场诗歌运动，我认为当时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诗歌、超越了文学，它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穿越时空的开掘与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与爆破，此刻我似乎依然听到它的惊涛和巨浪。而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不久的八十年代末期，我国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想请问徐老师，我们是否可以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认知“第三代诗歌运动”，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把“第三代诗歌运动”看成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序幕和前奏呢？
徐敬亚：
完全可以。完全就是。
第三代诗前面的朦胧诗，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序幕和前奏。
第三代诗后面的下半身和网络诗歌也是改朝换代般的序幕和前奏。
南 鸥：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个特殊事件之后，由于众多的诗人纷纷流亡海外，或纷纷从事商业活动，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哑然的安静。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安静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内在规律的表现，但我认为这种安静潜藏着一种精神的危机。请问徐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奇异的安静？这种奇异的安静隐藏的实质是什么？
徐敬亚：
你说的事件，早已不是中国的秘密。它带给人们良知上的冲击，带给诗人心灵的摧毁，早已被苦闷的日常生活消化。但我们永不会忘记。
我愿意郑重申明：
正义与良知，是艺术最低层、最宽阔的元素，是诗人塑像的基座。激烈与不激烈的诗人，说与不说，心里的基调都是一样的。
1989年是中国的一道伤痕，国家中心广场发生的事件，强烈冲击并刺破了平静，甚至刺破了彼时的人类文明史瞬间。以至于事件平息后，它升腾起的浓烟在数年内仍飘散在中国和它以外的天空，绵绵不绝。
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怎么可能对这个国家的诗丝毫无触动?
在野的中国现代诗，目睹了一切，经历了一切。它象被一个惨烈消息突然震惊的人。它面容不改，但它的灵魂已在瞬间错位。
它是一位孤单而执着的旅行者，他前几天还熟知的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他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他有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它在想和写的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
这事变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可能是与所有人一生迎面相撞的、最大的事件之一。关注着这个国家形而上与形而下命运的人，多少年多少年后都一直在遭受着它带来的震荡。
一个历史事变，突然插入人们的生活。全部的进程被中断。包括诗。正在多年来最宽阔的大道上行走的各路中国诗歌，像傻子一样惊呆在原地。
一片巨大的灰暗背景，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表情，使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
我一直为那种大发展大探索的可能势头的中止而遗憾，是非常非常遗憾。
历史被改变了之后，谁还能知道没有被改变之前存在着多少可能。
南 鸥：
我在2006年的《倾斜的屋宇——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一文中把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现场称为一种“逃逸性”写作，一种束之高阁的写作。我认为这种“逃逸性”的写作是对一个时代尖锐的人文环境的漠视和背叛，请问徐老师，如何认识这种以漠视和背叛为特征的“逃逸性”写作？
徐敬亚：
我也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
我一直在内心里回味着、揣摩着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曾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10年。现在想，在 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
我们暂时越过诗，站在宏观意识最高处，站在历史光线明暗转变的巨大衔接点上。
正如经济崩盘、股市急挫后听得见心跳的巨大沉闷时刻来临，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事变爆发。这是九十年代生活第一幕上演之前的背景。
那是一道突然的、深深地横亘于生活面前的鸿沟。我们，生活，诗，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烈火、噪动，还有零乱的秩序，一天天平熄。当无数人内心中的激情嘎然沉寂……当朝向各种方向奔涌的波澜被历史在一瞬间无情地收回……当鲜血慢慢渗透进不安的土地……历史，无可争议地强力定型于第二天的清晨。时间，连一秒钟也没有中断。生活，用它巨大的忍力，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我们，生活，诗，竟踩着那深深的、空空的鸿沟，一步步平稳地走过来了。
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都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
是生存被逼向角落之后的无助，是路灯下一次次苦闷、犹疑的选择，是每一个人每天角度最小的微型转身，一天天改变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方向。
平静，充满了生存意义的平静。慢慢消化了整个民族价值观上的全部生涩。
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整个10年中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在缓慢地消化。一天又一天，一个民族终于横渡了这条长达10年的鸿沟。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了前朝的一切！是的，是“消化”，一个非常平庸而伟大的词。我不仅仅说诗歌。2000年一过，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了！
消化，这个最早起于动物进食后吸纳功能的语义，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词语。在它的面前，再大的幸福，也会慢慢被溶化为平静甚至无聊。再大角度的苦闷逆转，也可以转变为最流畅的弧线。
我所提出的九十年代的两个前缀词“灰暗”与“平庸”，正是对应了前朝的“火热”与“激昂”。由于在火热激昂中长期的全民性浸泡，使人们对缺少惨烈尖叫和浓妆艳抹的平凡生存产生了怀疑。而在我看来，如果剥去生命中的一切偶然起伏与突发的事变，真正的生活就是无聊。排除掉“无聊”暗含的急切情感因素，正如中性语义的“正常”、“合理”两个词一样，“无聊”这个词中，同样包含着大面积的本色生存的语义。更靠近动物性地说，生存最基本的常态，就是无聊。最平稳的幸福就是无聊。
正是在九十年代这种百无聊赖的无奈生存追迫中，我们像一个个被无名力量倒悬的溺水者，一口又一口地吐出了代代前朝（多少个又多少个沉重年代）所积压下来、呛灌进去的全部苦水。
南 鸥：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诗歌现场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野和论争，部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纷争。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揭示和发现”为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在写作实践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本的自觉，而绝非精神层面的自觉，在精神上，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暧昧的前倾的身姿。而“民间写作”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浓烈的现实氛围，但更有其策略的企图。它的提出既有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我认为，在当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方式这个角度上说“民间写作”更具革命性，而从确立真正的诗歌是揭示和发现这个意义说，“知识分子写作”将会走得更加遥远。但客观的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美意志和对现实切入方式的不同而已。事实上我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一种虚设的、相互指认的闹剧式存在。请问徐老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纷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别有哪些特点？其分野和论争的实质是什么？
徐敬亚：
这点我们有点差别。
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与诗。从来都有雅与俗之分。
中国现代诗的这一次争论，不过是挑明了差异与冲突。很有历史意义。
我说过，我永远站在草莽。
南 鸥：
新世纪以来，网络的迅猛发展为诗歌的创作、发表、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一方面，众多极富潜质的诗人从网络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众多非诗的文字在“多元”的掩饰之下泛滥成灾，混淆了诗歌的真伪。面对诗歌现场，一些诗歌评论家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是“百年新诗”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些诗歌评论家则认为是“百年新诗”以来最混乱糟糕的时期，一种藐似繁荣的假像模糊了诗与非诗的边界，造成人们对诗歌更大的冷漠与遮蔽。请问徐老师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的汉语诗歌。
徐敬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出奇地不偏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怎么可能成为百年黄金？太可笑了。
没那么混乱，也没那么糟糕。
按我信仰的生命诗学，我可以认同，基本赞赏其主潮。
按我生命内存的美学理念，我心存不少悲哀。
南 鸥：
我在2006年的“梨花事件”中写过一篇《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的文章，文中阐述了当下诗歌的三大“病症”：一是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二是独立与责任，这个诗歌最高品质的严重缺失；三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空前丧失，审美极度贫血。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苍白与简陋，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请问徐老师，当下的诗歌现场是否存在着三个致命的“病症”，如存在，请问隐藏在这三个“病症”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还什么？
徐敬亚：
很想读一读你的文章。看你的简单介绍，相信一定写得很悲愤，很过瘾。
我一定会有很多同感。但我一定会从另一个角度试图稍微地扭转你。不必过于狭隘，不必过于痛苦。
更多地从生命发生学的角度，诗歌发生学的角度理解这些诗歌现象。把它当成历史的必然吧。不管好与不好。必然这个东西太不好办。
是另外一种更大的悲哀，阻止了我像你一样悲愤——那就是，人类的所谓发展、文明在像鬼一样逼迫着我们。是它，暗中使人类的整体艺术，不仅仅诗，而是全部！必将一天天走向苍白！这个趋势，太大，大到我们甚至没办法反抗它。
南 鸥：
对当下诗歌批评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一是认为诗歌批评已经堕落为一种极端庸俗化圈子式或哥们式的“赞美诗”一样的批评，严重丧失了诗歌批评的基本立场与应有品格；二是认为诗歌的批评离诗歌文本越来越远，缺乏对文本的精细解读，缺失与作者的灵魂的交融互渗，已堕落为一种自我虚幻的梦语。三是认为相当多的批评家面对诗歌现场大面积失语，没有一句具有学术水准的话语，没有一个独具诗学价值的观点，更不能对整个诗歌现场作出宏观的精妙概括或具有建设性的引领与构建。记得您针对诗歌批评的严重失律专门写下《重新做一个批评家》，请您再谈谈这篇文章好吗？
徐敬亚：
不多谈了。有时间大家可以找来再看一看。我主要批评的是那些假西方式批评。
我也说到了圈子的无耻。但近来我对诗歌圈子有新的看法。只要不是恶意地排它，圈子可能是诗歌在人群中聚集的一个必要因素与特点。
南 鸥：
2008年，我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写下《诗人与他的城市》，这篇随笔中我谈到被拒绝是诗人共同的宿命，谈到一位诗人对于一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2011年我在《诗学梦语》中又谈到《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这些天我在收集整理您的资料时发现，您同样是一位被时代拒绝的诗人，您同样居住在历史的背面。而正是由于这种拒绝，正是由于你居住在历史的背面，您才以一种无翅高翔的飞姿傲立于历史之巅，真正进入历史的内部。您孤绝的命运对我的这些观点作了最绝妙的佐证与最深刻的解读。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同时代的诗人却遭遇着共同的命运？在您看来，一位诗人对于一个荒谬、卑劣、无耻的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徐敬亚：
我哪里配立于历史之巅，哪里配进入历史内部。
对于那些高歌猛进者，我们永远是向后的力量。永远是罪人。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的力量与罪，甚至可以微弱到被治罪者忽略。
让他们忽略吧，那就是看不见的我们。
注：《中国诗人》2013年第3期特稿
第三期
刘慧娟——一路红尘一路歌
——《贵州文学》（网刊）“名家访谈”专栏之刘慧娟篇
◎杨汝洪
“让我走进青春年少的无极思想，去捡拾遥远的梦幻、飞扬的思绪。去十年前我们走错的地方，作一次彻底的纠正。”（《和你风雨兼程》）一个从徐州新沂走出来的女子，一个出生书香之家被大运河哺育的女子，一个走了四十多年路，仍坚持着文学梦想，一路吟唱的女子，以“散文诗”这种特有的表达方式，从古城徐州，一路唱到贵州高原。“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深藏于地下的静默的根系。无欲无求，不为尘世的任何诱惑而蛊动，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生命价值的丰富。”（《根语》）滚滚红尘，在浮躁与虚华反复撞击我们脆弱灵魂的当下，让我们拭去心灵的尘埃，走近这位散文诗女作家，在她的诗意人生里，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幸福。
【人物简介】
刘慧娟，江苏省徐州新沂市人。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会员。
著有诗集《无弦琴》和散文诗集《白云的那一边》。作品发表在《星星》、《诗人》、《诗潮》、《散文诗世界》、《中国诗人》、《散文诗》、《黄河诗报》、《绿风》、《作家报》、《新华日报》、《中国煤炭报》等报刊杂志。诗歌入选《江苏文学50年诗歌卷》、《中外新诗名句集萃》、《新诗绝句》、《英汉诗歌大词典》等十多种选本。作品多次获奖。
【杨汝洪】
刘慧娟老师，感谢您走进《贵州文学》（网刊）“名家访谈”专栏，接受我的专访。刘老师出生于书香之家，肯定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于您后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一直坚持写作有没有影响？
【刘慧娟】
首先感谢《贵州文学》（网刊）对我的信任。我实在称不上名家，我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忠实的文学爱好者。缪斯的忠实信徒。“文学”一词在我内心纯洁，神圣。其内涵，远远超过理论上干涩的解释。这个词汇对我来说，散发着一种神秘的光环，在我的精神世界开满希望和诱惑的花朵。记得有这样一段描述：文学是艺术王国的王冠，诗歌又是这顶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显然，文学是高贵的，圣洁的，脱俗的。而诗歌又是文学宝库至高无上的美丽表达，是精炼和美的制高点。所以，我以顶礼膜拜的精神品质，爱好诗歌，爱好散文诗。因为，这是我人生沉浮中，可以歌可以哭的精神家园。是成功时，可以放声大笑，挫折时，可以转身洒泪的一片净土。我断定，我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诗歌。同时，我敬重以文学或者以诗歌表达的人们，对小杨这群年轻的诗人，我由衷的喜欢和欣赏，甚至庆幸在今天这样纸醉金迷的时代，还有这样一群青春、清纯的年轻人，让我深感欣慰！
我爱好文学，确实是家庭的熏陶。一是我祖母千奇百怪的故事；二是我父亲和伯父的影响。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不但能吟诗作赋，并都写一手好字。家父还爱好篆刻、碳画、设计、绣花等，特别是碳画艺术远近知晓，留下了几百幅作品。可惜家父和伯父在少年时，由于受时代的约束，没有好好深造，结果得到的只是远近乡亲们所见略同的称赞。父亲曾经还被人举报说鞋里有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无线电发报机，因此坐牢，时年23岁。父亲描述他在看守所里偶然拾到铁窗飘进的一片落叶，把玩了近三个月･……伯父16岁时，因为地方政府执行上级政策有误差，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及时回信，批评了地方，地方又迁怒于我伯父，伯父小小年纪受了很多委屈和屈辱。经历许多磨难的他们，更加酷爱文学了。我在父亲和伯父的影响下，小学就通读了《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名著。家庭的沉浮让少年的我，总是对远方痴痴地守望和期待，忧伤和幻想交织着青春成长的步伐，追求真善美的心灵，让我时刻在内心打着腹稿。1982年我写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寄出后，意外地收到我国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俞伯平老先生的回信，信中肯定了我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表达能力，鼓励我要多读书，多练笔等。文学的种子就这样在懵懂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6岁时，终于将一篇习作文章变成铅字，从此，文学梦便成为我生命中一份沉甸甸的期待和寄托。
【杨汝洪】
记得刘老师在读大学时就出版了诗集《无弦琴》。这是您的第一本诗集，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诗集的创作背景？老师有没有考虑过选择写作，就选择了一种人生态度，选择了孤独、寂寞与宁静的人生？
【刘慧娟】
第一本诗集问世，确实也是我自己的意外。刚开始，我是写小说的，先在新沂市文化馆办的报纸《新沂文艺》和《锺吾》杂志上发表，后来在徐州作协主办的杂志《大风》和《徐州日报》及徐州矿务局办的杂质《热流》上发表。接着考进师范读书，时间相对多些，和高考相比，压力也放松了。无论经过多少变迁，爱好文学的火焰一直没有减弱。我抱着“写小说见效慢，写诗歌见效快”的投机心理，开始尝试写诗歌，于是，我的第一首诗歌《矿灯》在国家级报纸《矿工报》发表，这对刚刚20出头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那时，我才真正的开始诗歌创作，其中，我得到著名诗人王辽生老师和著名诗人王燕生老师的肯定，后经两位老师推荐和帮助，两年间写了第一本诗集《无弦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荣获江苏省徐州“八五期间白集杯”优秀图书奖和山东泉城诗会优秀创作奖。这在当时的师范学校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班主任赵克科老师经常把我当做成功的范例，我被评为当年仅仅两个名额的优秀学员。我们家乡的文化馆和宣传部也把我当做自学成才的范例宣传。后来我因工作调到江苏省徐州市工作，我们新沂市宣传橱窗里还展出我的宣传材料。我想这就是第一本诗集产生的前后背景吧！
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同时人生态度决定人生高度，这话不假。如果说“我选择了写作，就选择了孤独、寂寞和宁静”。就我而言，还不能够算上真正地选择了写作，因为，我虽然爱好文学，但是不够痴迷。我喜欢写作，但不够勤奋。我是一名教师，从乡村小学教师（江苏省新沂市马陵山附近），到江苏省徐州初中教师，再到后来江苏省徐州市高中教师，这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职业完善的过程，凝聚着不断奋斗和付出的履历，如同我高中热爱文学却知道要去先准备高考一样，我总是注重自己的职业修养和职业规范，总想先干好工作，业余写写诗歌。写作只是也只能是我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为此。我感觉自己是现实的，是俗气的，是出不了什么惊天动地作品的作者。一个农民的女儿，注定会首先关注自己的生存条件。一位西方著名的作家说：“情人和诗人都是疯子”。而我，注定是一半现实，一半梦幻。一半魔鬼一半天使。我的写作是游离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是服从工作的。生活中，我首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优秀的教师，我对我学生的培养，对教书育人不敢有任何懈怠，也不想懈怠。其次，才是一位诗人。
如果我是自由的，如果我不是一位教师，而是从事别的职业，我毫无疑问会选择写作，哪怕孤独寂寞，哪怕千难万险，我也在所不惜。只有忘情地投入，才会有丰硕的收获！
【杨汝洪】
听说刘老师早前做过教师，中学教务主任，并在教学上取得优异成绩。请问刘老师当时是怎么处理好工作和写作的关系的？又是怎么喜欢上散文诗创作的？据我所知，当时的散文诗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根本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文体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
【刘慧娟】
前面的问题，我已经涉及了教书育人和写作的关系。这里我再说更深刻一些。在工作和写作上，我是首先要干好工作。在做高中教务主任之后，我甚至一度停止了写作（零星也写点），一停十多年，高考、中考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学校和教师教学水平的尺寸，教好书责无旁贷，我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扎实，做出成绩，才能心安理得的去创作，不然，心里总是个疙瘩，就是写作，也写不出好的作品。教书是辛劳的，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要想有好的教育教学成绩，根本就没有时间写作了。记得鲁迅就说过：教书是没有办法写作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学生和教学教法，哪有时间思考别的。但是，在不影响教育教学的境况下，我还是抵挡不住缪斯的召唤，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感概和生活感悟记下来，让生命的酸甜苦辣潺潺流于笔端，让浮躁的自己安静地与自己真实的灵魂对话。以另一种方式排解无奈和莫名其妙的伤感。生活中结茧，文学天地吐丝，青春年华苦乐掺半。
我喜欢散文诗，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美的文体，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表达自由，含量丰富，特别是抒发感情收放自如，可以汪洋恣肆，也可以细水长流，朗朗上口，又可抑扬顿挫。较诗歌而言，更大的优点，是便于读者好懂。因为喜欢这种文体，便出手就想写散文诗，越写就越熟练，得到了海梦老师、王尔碑老师、周庆荣兄、灵焚兄、毛国聪兄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这些便成为我喜欢写散文诗的理由了。
【杨汝洪】
刘老师，2012年12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云的那一边》，应该算是您目前散文诗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曾听说一位未名读者一口气买了你1000本，您认为这本散文诗集吸引读者的主要是什么？作为散文诗作家，在写作时，会不会考虑到让自己的写作适合读者的胃口？
【刘慧娟】
那个不知名的买书者一直让我感激。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下还有这么心灵纯洁的人，还有这么喜欢读诗的人，这个超凡之举让我看到了希望，也给所有的诗人点燃了希望，让我感觉到，诗人及诗歌的高贵和高雅不是苍白无力的，是时刻影响着人们和时代的。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是不断创作，而且还需要勇敢地创作，因为，我们的读者在期待着我们的作品，我们的读者时刻在关注着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文学的精神作用和魅力！
我认为《白云的那一边》能给读者留下好感，主要是真情，我写任何一篇作品，都是情到深处的产物，不管质量高低，首先要能够感动作者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真情实感，肯定写不出好的文章来，无病呻吟的文字，怎么能感动读者？一篇散文诗，无论何等华丽，没有真情，就没有灵魂，顶多是一篇堆砌辞藻的合理布局，是无本之木。无论读者品读多少遍，是不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写散文诗，没有灵感我不会动笔的。一旦找到感觉，就会信手拈来，能够找到淋漓的抒发点，能够不自觉地流淌出潜在的语感。我尊重自己的感觉，不会去想是否适合读者的胃口。作家是千差万别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无论什么样的作品总有喜欢和不喜欢的读者，就像茫茫人海的人，总能求同存异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一样，其他人是弄不清其中理由的。作者和读者实在存在着文化、修养、追求等层次和个体爱好的区别。我只管尊重写作的感觉，写出来，任人评说。
【杨汝洪】
2010年，刘老师毅然决然辞去了教书育人的工作，很多读者不解，为什么会辞去工作不远千里来到贵州？呵呵，老师对贵州的最初印象是什么？现在呢？到贵州后有没有对您的散文诗创作带来影响？
【刘慧娟】
我工作改行，可以归纳为命运的安排，也是组织的安排。在我当时还是历史教师的时候，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对学生们笑笑，像预先思考熟练一样回答：“我要去一个山清水秀，民风纯正的地方”。没有想到是，我竟梦想成真。于2010年元月，果然千山万水来到山清水秀民风纯正的贵州。我深感庆幸。
在贵州生活的每一天，都如行走梦境，远山近水，高高低低无不给人神秘的好奇。云山雾霭，犹如仙境。来了三年，依旧是初来时的好奇和感动！每个日出和日落，我都非常珍惜地度过，这段时光将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贵州的生活经历，扩大了我的精神视野，也给我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催生酵母作用。这里的一呼一唤，一歌一舞，对习惯生活在中原的我，都是美的洗礼和幻的虚化。每天，我都以诗人的情怀来享受这里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并以快乐的心情呼吸这里独有的清新空气。
贵州对我诗歌创作的影响，肯定是毋容置疑的。特别是这里的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给了我很多美的印象。当我有一天离开这里，我一定会悄悄地回忆，并在念想中将人、情、景、境一一升华。
【杨汝洪】
著名散文诗作家海梦先生说，慧娟老师是一位美丽、高雅、大方，有一种大家闺秀风范的女子。老师您也常说：“一个写作者，自身素养要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写作。”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也很想知道，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养到底是什么？
【刘慧娟】
海老是著名的散文诗作家、活动家。最近四川电视台对海老做了专访，给海老名副其实的评价，影响非常大。我十分敬重海老师和师母，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子，而是因为他们对散文诗、对文学的忘情投入和贡献！他们现身文学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值得当代人钦佩。老师对我及作品给予肯定和赞美，一是出于对学生的偏爱，另一是对我自信心的培养和鼓励。这让我明知自己有很多不足，却可以足够有信心坚持写下去。因为，真诚地赞赏能让人超常规地进步，这是老师培育学生的艺术。我从20多岁就在海老创办的《散文诗世界》上发表作品，没有想到20年之后的一个中午，阳光正透过窗玻璃照进我的办公室，一切是那么安静美丽，突然接到海老师从成都打来电话，说自己是《散文诗世界》的主编海梦，我这时才如梦初醒，我立刻兴奋和感动起来！竟然是多少年之前的海老。海老先生是赞扬我的散文诗，接着向我约了一组稿，说要在《散文诗世界》每期一星上重点推介。这个电话，让我温暖了好长时间，其实会温暖一生。海老在电话里说，通过我的散文诗，就可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老师是伯乐，我却愧是千里马。
一个习作者，首先写作态度要端正，这样才能写好文。文学作品一定程度是用来影响人、教育人的，肩负一种神圣的使命，不管表达什么主题，其结果是真善美的。并不是随意的发泄谩骂和诅咒，而是要能够给人一种力，一种超脱、抗争、追求、勇敢的力！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起码要有良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意在搭建细腻柔软的情感世界，都是教人向善，向美。越是能够打动心灵的东西，越是好的、成功的作品。所有文学都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实则就是人学，一个心灵健康的作家，才能写出健康的作品。这个话题与才能无关。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如果作品健康，会给读者健康的精神食粮。反之，越是有才华，越会祸害社会。不管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要以德为先，先做人，后作文。文学即人学，人学即情学，情学即美学。无论是操持什么文体的作家，都要张扬正气。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具有干净的灵魂。将神魂融入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感，化寸寸肝肠为一束束火焰，去点燃别人的希望之火，虽苦海遨游，心却是甜甜的。这样，才能不负一个作家的时代使命。说大一些，这就是诗歌精神和民族精神。
【杨汝洪】
刘老师，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把您、瑞娴和宓月老师称为“文坛铁三角”，这应该是对你们在散文诗创作成就上的褒奖吧？有一位叫文媚的网友问：关于散文诗感性魅力，也就是情感的连续，他常在这一点上陷入盲区，可能是缺少真正的洞悉心灵最真的那份感受。是吗，刘老师？
【刘慧娟】
我和瑞娴、宓月被称为“文坛铁三角”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们三个的情趣相投，在做人、作文、爱好上都非常相通。
我们因文学而相识，并相互欣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三个是一见面就不想分开，我们海阔天空地说不完，神侃不完。并且会笑得一塌糊涂，直到笑出眼泪，究其原因，也没有什么可以笑的，完全是因为三个见到了，来自内心的快乐和高兴无以表达。她俩总是称我老大，后来大家都习惯喊我老大了，即使是年近70的菲律宾诗人温陵氏，也会亲切地称我老大。从此，“老大”便成为我的代号了。我们一起，一草一木都变得生动起来，一颦一笑都会感染对方，一个小小的话题都会感觉有无比的乐趣。
其次是文风相似，都是比较传统的正统风格。论成就，她俩都比我这个“老大”有才华、有造诣。我因认识她们并得到她们的尊重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从她俩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们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关怀！
再次就是有一种顺其自然的个性，不刻意追求名利，不哗众取宠，而是踏踏实实地做人，作文。我们三个天南地北，鼎足于三个不同的地方，虽然地处遥远，但时刻彼此牵挂和彼此安慰。相互成为文学天地的精神慰藉。真的是“铁三角”了。
时下，宓月苦守电脑，潜心主编她的杂志和撰写专著。四川电视台好像也做了她的专访，已早有文化名人称谓的她心不外驰，安静如水。偶尔外出开开文学讲座，本周四川电视台又要播出“著名散文诗作家宓月作品赏析”。她自是活在一份美丽的快乐里。
瑞娴天马行空，才思翻飞。不管人在哪里，总会不时乍现几篇好文，亮人眼睛。一会向前，一会向后，眼睛不断回转，内心渴望忘却过去，却又总要再打量昨天几眼，对曾经熟稔的物事和人，做一些深情的描摹和感叹……
想到这些，又有点想念她们了。
【杨汝洪】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刘老师：我们贵州作家网运行快5个月了，全国文友都非常关注，您对我们网站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做好哪些工作才能让网站取得长足发展？
【刘慧娟】
贵州作家网从建立至今，我都是非常关注的，透过网站，让我看到一群年轻的、富有朝气的青春力量。一支散发青春活力的文学队伍。虽然这个队伍良莠不齐，层次不一，但颗颗追求文学的心是难能可贵的。贵州作家网适时给文学爱好者搭建了文学交流的平台，文学是现实社会缺陷的一种补充，这个文学网站，无疑是文学队伍放飞心灵的好舞台。全国文友能非常关注，一是说明影响比较大，再者是网站的质量比较高。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也许贵州作家网是一首歌，是一幅画，是文学爱好者彼此会心的一笑。是缤纷社会的一座可以到达彼岸的彩虹桥。当大家晨昏漫步其间，会有一种神游无涯旷野和沐浴万丈情愫的感觉。给生活重压下的灵魂一种天地的温存。毕竟，这个平台，是创作者们给诗人、作家、爱好者的一种精神福祉。
我认为网站刊发作品应该遵循百花齐放的方针，除了选择一般性的传统、前卫的先锋文学作品之外，可以设一个怀旧栏目，推荐二三十年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以便当作文学常识来读，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网站新颖活泼，具有独特的文学个性化，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
再者，要通过作家网这块园地，不断地培养出有成绩的文学新人。这点尤其重要。长此以往，贵州作家网将是一块不可忽视的文学摇篮，将在文学的天地发挥更大、更光辉的作用！
附：刘慧娟散文诗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歌（组章）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祖国雄性的血脉，是我亲爱的兄弟。秉承祖先的倔强遗传，繁衍和收获。
近乎伟大，沉默于历史发展的时空，注定，擎起那片神奇的蔚蓝。
1、与塔克拉玛干沙子亲近
解开枷锁，灵魂便飞鸟出笼，与沙子亲近。
汹涌的情怀,先静一静。不要被某种苍茫或无垠吓倒。
胡杨红柳以及骆驼刺之类的植物，睁着千年等一回的眼睛，盼望或期待。
执着的信念，在沙漠中荡气回肠。
泪，无望地苦涩。思念如草，疯长。每粒沙子，都头枕一生一世的悲欢。风沙走石，一脚一座城池，一步一个古国遗址。
繁华和荒凉，只隔一声岁月的叹息！
要在风来之前，找一些踪迹，证明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这里很少有雨天，一切都在干燥中进行。
塔克拉玛干的阳光，无私地照耀了千年万年，一如祖母的怀。让涉过的艰辛，在红尘深处任性。
掏出亘古未变的心愿，抛向天空，凝成泪，夕阳再次如血。
天地苍茫，思念飘飞如雨，附在每一粒沙子上，享受阳光，也享受悲怆，忧伤结痂，而成为花朵。因为，意志，站起来是一面旗，倒下便是朽木。
烈日如火，沙子依旧激情澎湃。
有多少颗沙粒，就有多少种人生表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心境。世间任何尤物，一旦与阴谋为伍，就会丑陋恶俗。
塔里木河无意篡改造物主初衷，尽其所能，虽然没能解救沙漠上的所有生命，却神奇地造就了许多生命，沙子真情如初。
塔克拉玛干早已习惯于各种考验，真情或假意，都将在干燥的风中去伪存真！
2、寄塔克拉玛干胡杨林
死亡和求生同时挣扎，胡杨有了呐喊的架势。
一片绝美的风景，从此，遗世而立，
树冠千姿百态，枝干思念成殇。每一片叶子都是慢慢长夜，每一寸成长的时光，都是心酸的往事。
一世沧桑，从没阻止生的信念。表情和动作，注定是蓝天下的经典画卷。追求粗犷或深情，千年不倦。
巍然挺立于中国的浩瀚西部，目睹沙丘，被狂风携裹。沙墙，切断了岁月视线，历史真相，在金字塔般的沙丘下缄默。
胡杨站在世界面前，生有傲骨，死有傲魂。
世界站在胡杨面前，爱恨情仇都浮躁如烟，伎俩和阴谋都过于肤浅。即使深沉的石头，也变成一个轻飘飘的名词。
不想如诗如画，却已经如诗如画。
沧桑苦难，铸就胡杨强大的内心。
不仅坚持，还要绽放，美的绽放。
胡杨不在意自己的经历，只珍惜眼前的景物。眼里，呈现出一个清清爽爽的人间。心中，写就干净无染的历史。
3、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落日
夕阳，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一滴泪珠。也是对沙漠苦恋的表达。
夕阳西下，从古至今的反复轮回，为兑现承诺，也为爱的命题。每天必须日落一次，又必须日升一次。天天相见，天天留恋。
相思，没有空白。
将落未落的夕阳，没有呐喊，孤注一掷地将橘红色霞霭，漫撒云天。哪怕香消玉损，也要完美每一次辉煌。
最绚丽的烂漫就在这一刻。
夕阳属于沙漠，沙漠亦属于夕阳，彼此缠绵无休止，这地动山摇的恋，谁能明白？这温暖四季的相守，谁会明白？
只要夕阳如初，沙尘暴，龙卷风，陷阱和鬼魅，都不算神秘，夕阳挥手之间，阴暗便迎刃而解。
因为最终还要落下，所以残阳如血，饮泣西谷。
最终，心怀壮烈，去实现“圆寂”。
落日，将酝酿升起！
第四期
萧盛——做自己想做的比什么都重要
——《贵州文学》（网刊）“名家访谈”专栏之萧盛篇
◎周驰
知道萧盛这个名字，缘于十几年前在书店看到的一部武侠小说《奇情恩仇录》，在书中见识到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加上跌宕起伏的剧情，至今还在脑海中留有印象。他认为只有浅白的文字能讲出深刻道理的，才是好作品。也是他心目中好散文、好小说的定义。“我们不能指望所有读者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写出来的小说或者作品要大家都能明白才可以。必竟我不写做科研报告的，做自己想做的比什么都重要。”
【人物简介】
萧盛，原名尹宣韩，197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宁波作协会员，曾先后担任北京某图书公司策划编辑、报纸文摘版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旅居风景秀美的张家界。自20岁时出版武侠处女作《奇情恩仇录》后，便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陆续出版的书有编译版《福尔摩斯探案集》、《惊天谜案》、《诡境追踪》、《埃及艳后》、《北纬30度之谜》《中国奇异档案记录》等百万字以上作品。现应某出版社约稿，创作历史人物小说《大秦宣太后》。
【周驰】
萧盛，感谢您走进《贵州文学》（网刊）“名家访谈”专栏，接受我的专访。您放弃原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单位工作到现在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您当初在心里对自己是不是早就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萧盛】
说实话，没有。当初纯粹是为了家庭考虑，因为我的妻子虽然也是一位写作者，但她的主职工作在张家界火车站，而我却在浙江那边，一个家庭总得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放弃些什么，相对而言，我找工作比她容易点，所以就过来张家界了。再说这边环境可以，待这么多年也习惯于这里的气候，只是要回浙江一趟，不那么方便。
至于说到成为一名专职作家，虽然之前有幻想过，但不敢去尝试。到了湖南以后，由于时间上相对自由了些，正好有个出版社的编辑向我要约稿，于是我自己就尝试着写了一本。从此之后，算是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专业写作的了。
【周驰】
从在《今古传奇》上发表的武侠小说到销量上让您目前比较满意的《北纬三十度之谜》，其风格跨度非常大，请问您是如何把握作品尺度与深度的？
【萧盛】
我一直是写武侠小说的，写散文及其他类型的小说都是后来的事，所以除了我钟爱的那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其他类型的作品都谈不上满意。二十年前武侠小说非常火，当时几乎将所有名家的武侠都看遍了，看多了就有了写的冲动，没想到一坚持就是十来年，说心里话，我至今都一直做着武侠梦，只惜武侠已没落，写了也没有出版的可能，就渐渐放弃了。成了专业作家后其实是为了生活也而作，《北纬三十度之谜》这类的书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是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东西，所以尚能驾驭。就我而言，所有的作品不存在尺度和深度之说，我只把他当作工作来说，只要认真去做了，应该就能胜任。读者的反馈说明一切。
【周驰】
许多从事写作的朋友，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引用一些古诗词或者典故，甚至是无典不成文的风格。而有的作者则极少引用，完完全全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成文。有不少的编辑喜欢大量引用的散文或者诗歌，这反映了现今文坛一种什么现象？对这种情况您又是怎么理解和评论的？
【萧盛】
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借鉴和模仿在作者的写作生涯中必不可少，但如果一位成熟的作家却还在自己的作品大量引用的话，个人以为，大抵是两种情况，一是做作，二是无知。有相当一部人认为，引经据典是知识渊博的体现，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如此认为，所以有时会刻意加入一些典故在里面；另一种是真的不知道散文或诗歌怎么写，于是就无病呻吟，用词语去填补空白。
当然，并不是说引用是完全不可取的，如果作家本身有相当成熟的文风，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能将典故信手拈来，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里面，且羚羊挂角，丝毫不着痕迹，那自当是另一重境界了。
【周驰】
从您的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您的作品不仅限于正邪誓不两立这样的观点，更比较注意挖掘人性的本质和环境对人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出，您对人性的本我是有一种探索精神的，这些观点是否会延伸到您的其他作品或者是说现在正在创作的这部历史小说中去呢？您在写作时又是如何更细致把握这些人物性格塑造的呢？
【萧盛】
正邪分明将人物脸谱化创作，是写作的大忌。特别是写小说，里面的人物要想鲜活，你只能真实地去刻画人物，因为人是自私的，是贪婪的，在生活中的人，没有十足的善，也没有十足的恶，若是在塑造人物时，不遵循人的这个特点去写，注定了是不会完美的。
写小说的任务是写人，任何的所谓小说情节，实际上都是为突出人物性格设置的，人物性格突出来了，塑造好了，小说也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写小说唯一的技巧和标准。相对来说，情节是次要的，情节有些小瑕疵，并不重要，只要人物鲜活了，饱满了，只要在情节设计上不出大的纰漏，读者会原谅你的。
在我正在创作中的《大秦宣太后》这个历史小说里，我同样也是遵循此标准，在历史的大洪流中，所演绎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已，没有善也没有恶。
至于如何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这个很简单，即把人物放在历史事件中，把他放在浪尖上，他对事件的反应，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体现出他的性格，作者只需把人物性格和事件完整地结合起来，一般就可以突出这个人物了。
【周驰】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对我们贵州作家网有什么建议？我们还需要再做哪些工作才能使网站越办越好？
【萧盛】《贵州文学》（网刊·月刊）是一个清新的纯文学网刊，作为一个全新的网络文学期刊，我个人感觉运作得很不错，但是内容还可以再多样化，风格可以趋于活泼化。我在此衷心祝愿贵州作家网越办越好！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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