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源泉老师
在时光长河的幽深处,总有一些记忆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总有一些故事如黄钟大吕,在岁月的长廊中久久回响。今年,正值抗战胜利 80周年,那段被烽火与血泪浸染的历史,似一道沉重的伤疤,刻在中华民族的躯体上,也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回首往昔,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是一段充满耻辱与伤痛的岁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国殇。然而,正是这无尽的苦难,铸就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脊梁,让我们懂得了唯有国家强大,才能免受欺凌。
我有幸得到王源泉老师教导,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是一位从战火中走出的难民。他的家庭在日寇的蹂躏下支离破碎,亲人离散,家园化为废墟。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而是带着满身的伤痛与不屈的信念,踏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1958年,我考上赤水一中普通高中班。虽然赤水一中高中班都是录取本校的初中生,新同学组合,又是一番景象。这些同学我们都熟,还是没有原初中同班的同学那样亲密。初中五个班250人,经中考这一淘汰,只收了文、理、普3个班120人。原初三(1)班的同学却只有十多个在同一班了。尽管不是一个班来的,大家都很和谐,因为,我们还要一起生活三年,又要经过高考挑选,是否还能在一起那就很难说了。特别是同姓的,更为亲近。在家里经常都听大人说:“一笔难写个‘王’字。”“五百年前是一家,不同祖宗亦同华。”在安排座次时,我和原初中三(3)班的王逢辰女同学座一方,她肯帮助人,不多言不多语,学习还不错。她比我大,我叫她大姐,她很乐意。她说她家在赤水没亲人,就认了我这个弟弟了。
高中部的任课教师我们都不很熟悉。二十世纪50年代,赤中上高中课的教师与上初中课的教师是分开了的。初中教师从初一教到初三后,又倒转来教初一,高中也是如此。于是,初、高中老师就自然地分开了。
那时老师戴的是蓝底白字的金属校牌,学生是黄底红字的金属校牌。在街上碰见别蓝底白字校牌的人,大约隔10米左右就站在侧面,微笑注视着蓝底白字校牌的人,等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走到近1 米时,与佩戴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行鞠躬礼,随之问候。早上说“老师早”,其余时间说:“老师好!”仍在原地站立,等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行走与自已平行后,才能离开原地前行。那时我们认为蓝底白字校牌的人麻烦,很少去打听其蓝底白字校牌的人的情况。所以,只认校牌来认定师长,很多叫不出名字。对于很少上街的老师,就更搞不清楚了。
老师的办公室更不能进,一般是值周交作业或犯了错误,才进办公室。教师食堂和学生食堂分开了的,教师食堂更不可乱进。一天,搞劳动回来吃晚饭迟了,只有饭,没有菜。我舀了一碗饭,见教师食堂开着的,想去“打游击”,刚到食堂门口,发现有几个老师还在吃。我就收脚回来。一位老师问:“你找什么?!”我没说话,看清楚这位老师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他用“官腔”(后来叫普通话)问:“是不是要吃菜,来,我们一起吃。”正中下怀,我便进了教师食堂,同他一起吃了一顿很好吃的菜,非常感激那位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的老师对我的理解。但不知道他的姓名,那时就餐是不准讲话的,所以没问。这是1955年读初一上时的事,后来便慢慢地忘记了。
我们班上第一节《三角》课,上讲台来的任课老师正是那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的老师。穿一件洗得在发白的蓝色三个兜的学生服,封领扣系得紧紧的。剪个平头,胡子刮的很干净,使之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就显得更黑,还有些发亮。班长一声“起立!”我们刷的一下站起来,齐声:“老师好!”他扫视同学们一周,当他的眼光碰击着我时,感觉像传电般的温暖,但又那么严肃、认真。随后,他很认真的鞠了个躬,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回应了一句:“同学们好!”稍候,他自我介绍:“我叫王源泉,是大夏大学返上海时自愿留下来任教的。我讲的是北方话,同学们有听不懂的,请提问,我一定耐心给同学们解答。”他开讲了:“现在我们重温初中的平面几何中圆。”他开始作图,“以O为圆心,以R长为半径划的一个圆——”圆字拖得很长。边念,边用拇指按住圆心,中指与食指夹根粉笔,反复几下,一个圆就成了。我第一次看见不用圆规画圆的人,并画得这样标准。讲课通俗易懂,语言抑扬顿挫。他把例题讲完,把公式证明完,后面的作业就迎刃而解了。我非常敬佩这位王老师,加上初一时“打游击”,得到他的宽容和理解,更是从心底里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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