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赤水 万慧阳    阅读次数：7252    发布时间：2025-08-25

山野之间，总有一些声音，一旦响起，便刻进了一代人的骨血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首由朱践耳谱写的《知青之歌》，像一道炽热的烽火，燃遍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旋律铿锵，字句如铁，是理想在时代洪流中最滚烫的注脚。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面旗帜，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召唤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课堂，走向荒原。而我，正是那最后一列队伍中的一员，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成了一名知青，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度过了永生难忘的半年。

那是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刚行过“冠礼”，正值意气风发的十八岁。原本志在必得的高考，却意外地名落孙山。大学梦碎，一时间竟不知如何面对师长与亲人灼灼的目光，只有将某些窃语与嘲讽默默咽下。人生的路径仿佛在这一刻忽然模糊，眼前不再是预想中的通衢大道，而是一片草色萋萋、歧路交错的荒野。可转念一想，野草深处，谁说再找不到新的小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既然这扇门已关，不如转身走向另一扇窗。只要心里那点火不熄，走到哪里，不能重新生长？

于是，在父母的宽慰、老师的包容与亲友的鼓励下，我终于卸下心结，顺应时代的浪潮，迁了户口，收拾行囊，踏上了去往赤水县旺隆区龙岩公社福光村二队（2002年10月合并至胜丰村）的路。从此，我的身份多了一重：知青。

当时的政策，知青若想返城，须在农村劳动一段时间，等待招工或参军的指标。父母心疼我是独子，怕若安排在城郊条件较好、知青众多的地方，返城反而更难。于是和大姐一样，他们为我选了一处偏远艰苦、知青稀少的山乡。真是“难为天下儿女行，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一步选择，都是慈母严父无声的牵挂。

我的知青点，藏在离县城三十六公里之外的深山里。从旺隆场下车，还要徒步走上五公里的“毛坯路”——那是气矿开采新辟的土道，再翻三四里山路，才最终抵达观音庵山上的福光村第二生产队。这一路，山愈深，林愈静，而人生的另一页，正悄然展开。

家住队里的老支书刘明周，约莫五六十岁年纪，是个有二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高一米六七，方脸浓眉，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身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腰间还系着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围裙。一听说队里来了个知青，他立刻赶到我外婆的亲戚——我称作“大舅公”的家里。寒暄几句后，他抖了抖手中叶子烟斗的灰烬，缓缓向我们讲起福光村二队的往事。这村子坐落在赤水中部，属于半高山地区，平均海拔六百米左右，是典型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南高，西北低，山势起伏，沟壑纵横。全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一百五六十口人，土地贫瘠，世代靠天吃饭，主要种些水稻、玉米、小麦，收入极薄。一个壮劳力，一天挣满十个工分，也不过两角钱。可想而知，那时的日子何等艰难。

原先知青驻点的唐姓知青返城之后，生产队就把那处改作了保管室。我一时无处可去，只好暂住在邻近的“大舅公”代志洲家中，和他们一家“搭伙”。大舅公家是一幢“三合头”式的土墙平房，除了二老，还有三个儿子、几个孙子，老少八九口人，挤在本来就不宽敞的屋里。他们仍特意为我腾出左厢房的一间，让我落脚。

舅公舅婆待我如自家人，每天打理三餐，出工时常指点我农事。家中四母代中良，是做木桶手艺的“桶桶匠”，替我打了衣箱、米桶、饭甑子、担粪桶，日常用的、下地干的，一应俱全。五母代中学在村小代课，不时跟我讲讲新闻、说说乡里趣闻。七母代中良年纪与我相仿，除了带我上工，收工后还常与我谈天说地。天黑时，更领我去田里抓田蛙、捉泥鳅……

我在大舅公家住了个把月，后来才搬去地名叫“百果树”的知青驻点——那是一间二十平方米上下的二层土墙小屋。总算，我在农村也有了个自己的“家”。然而大舅公一家的照拂与温情，却让我至今难忘。

安顿下来后，队长吴绍全和老代会计等人，拿着竹“仗杆”在我住处附近量出一亩左右的集体地，划作我的自留地。后又请乡亲帮忙，种上蔬菜、胡豆和小麦。村老支书刘明周，常跟我讲“农业学大寨”时热火朝天的往事，带我去田头体验“铲搭犁耙”的农耕场景。

每天清早，出工哨声“嘬嘬”响起，队里男女老少便扛着农具走向田地，除草、翻土、播种、施肥、犁地、抛秧、收割……我这样一个城里长大的学生娃，哪样农活都不摸门。幸有张大哥、李大婶和几位亲戚耐心指点，我才勉强跟着比划两下，装个样子。队里仍按上级要求，每天给我记十二个工分——现在想来，实在惭愧。

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上工正值夏收，生产队组织社员到旺隆场交送公粮。晨光熹微中，山路蜿蜒如蛇，隐在朦胧天色里。我肩头虽是一副看似轻省的担子，脚下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碎石与坑洼。行至山下，毛坯路稍见平坦，奈何前头的壮年社员们步履如飞，我惟有喘着粗气追赶，胸腔里如同塞了一团火。

及至姚家坝，眼前陡然竖起百级石阶，如天梯般迫人止步。我拄着扁担喘息不定，吴队长回头望见我的窘态，温声问可要相助。我咬咬牙，只求稍歇片刻：“不妨事，我自己能行。”终是憋着一口气，将六十斤稻谷颤巍巍挑上粮库。

回生产队后，日头已爬得老高。上午在水田坎上来回穿梭，将一个个梱好的秧包抛向田里，其他社员俯身插秧，青苗在他们指间滑落又立起；下午转战晒谷场，烈日把稻谷烘得焦香。原以为晾晒是轻省活计，实则暗藏学问：须择晴日高温，寻通风之处，摊晒要匀，翻动要勤。赤脚在滚烫的谷粒间来回走动，谷芒刺痒，地气蒸腾，汗滴落下即刻化作白汽。这一日的劳作，竟比那百步石阶更磨人意志。

值得回味的是家中三餐素来由外婆一手包办，我们小辈是从未沾过灶台之事的。到了乡下，生火做饭竟成了我面前一道实实在在的难关。那些尚未干透的树枝木柴，堆在灶膛里总不肯痛快燃烧。我常常一连划上好几根火柴，才勉强点燃一簇微弱的火苗。铁锅里的水沸了，米下了锅，我却手忙脚乱：什么时候该捞起米粒沥干上甑？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煮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一顿饭做下来，人在灶前灶后打转，烟熏火燎之间，竟如打了一场仗。

生产队杀猪分肉，按人头分配。队里照顾我独居，特意多割了些肥肉给我，嘱咐我“熬点油做菜吃”。可怜我哪里懂得熬猪油的窍门？将分得的两三斤肥肉洗净切块，便直接丢进烧旺的大锅里。待锅中渐渐浮出油星，肉块早已焦黑粘底——一股糊味弥漫开来，叫我站在灶边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