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因为有人的存在而不息灭,因为有故事的浸染而纠结。
有人,有故事,有时空移位,火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火。火温暖了人类的生命线,火成了意象,火成了一种民族图腾。
在冷兵器时代,在三国战场上,自然之火与人的欲望嫁接了,搅和在了一起。因而,火又延伸出了智慧与愚蠢、彪悍与懦弱、仁爱与冷血的枝蔓。
当然,火只是火而已,只是因为它在人间。
后人有诗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诸葛亮刚为刘备军师,他火烧博望坡的策略性欲望,及其人文主观选择的支点也正如诗句: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这样的欲望,及其当中的自我否定,要想战胜曹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如此欲望与自我否定的互动,及其所做出的人文主观选择是与所面对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相符的,也是与社会客观规律相协调的谋略。
这样的至善是为其主刘备在寡不敌众的战局之下所作出的上上之策,而如此战略的至恶则是可以想象的,这博望坡一火,不知又烧死了多少身为曹兵的民众。后一步的“火烧新野”,也是这种至恶的大手笔。诸葛亮作出这一步的欲望是败走也不给曹军留下可用之物,且一加转变,房屋烂草皆为利器,以至于曹兵在此又一次哭声震天,死伤众多。人性欲望如此,也可谓是至恶之极。而这样的至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刘备的“至善”逼出来的,是出于无奈。而人的欲望,却能有着把这种无奈质变为凶狠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就总会说,时局多变,世事难料。
诸葛亮七擒孟获,以至于火烧藤甲兵。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对孟获七擒七纵的军事层面上的包容,是体现出来了狼性的容忍性及其耐性,而火烧藤甲兵则体现出了狼性中攻击性的残忍。诸葛亮作出这样的人文主观选择,其支点在于他想收服孟获,平定西蜀后方,为北伐中原作好战略上的准备。
这样的自我否定则表现为他提兵与孟获对阵,擒杀孟获到是容易,但真正的要让孟获诚服则是件难事,所以,火烧藤甲兵仍是为断绝孟获造反的最后一点希望而不得不作出的战略调整。小说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为了北伐中原,而将三万藤甲兵一烧而尽,都是人,其状何其惨烈。这无疑是诸葛亮行军中的一件至恶之举。小说中也有着这样的描述: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这算是诸葛亮征战欲望中的自我否定了。
我想他的至恶还有着另一层意义上的呈现,试想,刘备虽说是汉室宗亲,但其出身也不过是个织席之辈,而孟获好歹也算是在边锤坐拥一方,难道就不该有着点霸业的念头?然而诸葛亮在两军对阵中却将其巧辩为不仁不义的造反作乱。从三国时代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上来看,诸葛亮确也为他收服孟获的杀戮找到了一个至善的理由。
所谓师出有名,也不过是这样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唯德才者居之”的论段,其中也确实隐晦曲折着深意。
从《三国演义》的整个小说故事情节中来看,除了上面提到的三次大火外,还有曹操火烧乌巢、周瑜火烧赤壁、陆逊火烧连营、孔明火烧上方谷、徐盛火烧南徐等五次大火。这几次火战,不论是进攻、反抗,还是防御形式的,破坏是它们共同的本质属性。而其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相对性存在,欢欣与沮丧的落差、碰撞,都在直指一个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或是面对的事实,即人是欲望的动物,破坏性重构是其存在的密码。
或许,我们有着不少的更新式的,而不是破坏性的重构与发展,但其实质上却是,大欲望有大火,小欲望有小火,人在欲望在,火不灭。
所以,原本的天上火,却在人世间火了一代又一代人。
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大逻辑,以及当中生存意义上的忍性,不论是放火的,还是被烧的,从时间的纵向性上来看,尽管已经很努力了,我们终究是只能革新,却不可灭绝。
因而,人对火的情结是复杂的,是纠结的。中国古人用“五行”来解读世界,认为木生火,火生土,火克金,水克火,金生水。所谓世间五行相生相克,我们灭绝不了,只会重生;孤立不了,最多只是限制;因为我们都不过只是这个大循环圈中的一丁点。其可爱之处是,人,想要一把火,却又惧怕着;只许自己放火,却不准他人点灯;火照亮了道路,却只想让一个人走。
火,或来自天上,或来自三国。
在人间,火被诅咒,火被朝圣,人在火中化为灰烬,或重生。人,及其人性的欲望与自我否定在火中更纠结,也更矛盾。
三国有火在人间,或许火没有源头,也没有源尾,人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三国有火在人间,它触动了历史阀门,三国不在,人的生命线还在延伸,因为,火不是灭绝,而是让人重生。
【编辑:杨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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