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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下半年,魏乾的一个堂哥在某报纸上看到一篇回忆录,得知当年与魏乾在一起的那个人叫韩福梁。解放多年后,韩福梁已作了某军区司令员,他撰文中还谈起过黑溪河那场战斗,也还记得短暂相处过几天的小魏子,夸他机灵、勇敢。
魏乾和胡东红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揣着那张报纸,两次进京上访,要求恢复党籍,摘掉“右派”帽子。接待人员收下资料后,向他俩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你回去吧,我们会派专人来调查落实的”,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解除‘台属’关系是不可能的,你哥哥在没在台湾,也需要核实。‘台属’也不是可耻或反动的事情,将来,有台属关系,对我国的统战工作还可能有利呢。”魏乾俩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不久,市里就派来了两个专案人员,但是找遍了所有的文件档案,胡东红的材料中,只是一份上报文件,文中称她可能有“台属”关系。而“叛徒”、“里通外国”的嫌疑,都只是某些人的臆测。
魏乾的档案中,也没发现开除党籍,判为“右派”的任何罪证和判词。赵兴志院长解释说,“那时,最时髦的一句话是‘党管一切’,并彻底淡化了‘院长负责制’。况且还有革委会主任全权在握,当时有很多会我都没有参加。至于魏乾的事,吃亏就在他的嘴上,他眼里进不得沙子,得理不饶人。罗廷良经常在背后叫他‘憨戆子’,骂他一根肠子通到底,只认死理,不通人性。我记得组织上下的定论是,‘本质好,工作好,思想反动,不靠近领导。’要真正弄明白那些过程和结论,还得到监狱去提审罗廷良才知道。魏乾两口子在政治上已经受到这么多年的迫害,反正现在也不会再受批判了,又无冤可雪,无反可平。我建议上级有关部门为此出个正式文件,在报纸和广播上说明此事,我们在职工大会上也说明一下,广为宣传一下,立即恢复魏乾与胡东红正常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政府卫生科独立出来成立了县卫生局后,防疫、保健工作也随后从县人民医院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站、院。魏乾与胡东红向组织上恳求换个环境,远离伤心地,真正结束屈辱的生活,申调县防疫站工作。
当年,罗廷良污蔑魏乾贪污,从魏乾的工资金中逐月扣下两千四百余元。“平反昭雪”后,组织上一次性退清了全部扣款。几次调资没魏乾和胡东红的份,县人事局也进行了重新核发,工资涨了一半以上。
魏乾用组织上退回的工资,一部分补交了党费,一部分出版了一本诗集《黑溪诗话》。诗集中收录了《西江月·下放劳动》、《清平乐·戴罪出诊》、《虞美人·南山寻兰》等词和《南教城抒怀》、《夫妻上访逢故友》等五言、七言律诗二百九二余首,那是一本诗体自传,是一个个忠贞不渝,百折不挠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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