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百姓的文化自信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54213    发布时间：2021-09-24

一般情况下，学生第一年主要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第二、三年才开始读写诗文，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故事》《古文观止》等书籍，然后才学习儒家的经史典籍“四书”“五经”。有的塾师也教学生对对子、包袱子写袱子等。

由于私塾的学生是随到随收，就学时间较长，节假日的安排基本是顺应地方习俗，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赶场天休息的规定。学生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到私塾，下午四五点钟才离开，近的可以回家吃中午饭，远的自带伙食在中午休息时就餐，午休在一个小时左右。学生每日的功课是先背书，再教新的课文，最后才是写字。新生由塾师逐字逐句地教读，三五遍后在由学生自行朗诵，直到能够背诵为止。次日由塾师检查，能背诵的就教新课文，不能背诵的则要受罚，直到能背诵为止。

私塾教学生读书写字的地方为堂课，堂课教学的主要方法是读、背、写。学生每天早上到课堂即背诵课文，生课先背，熟课后背。所谓生课就是塾师头天刚教的课文，熟课是前些时候教读的课文。如果不能背诵，则要受体罚，如打板子、罚站罚跪或爬下打屁股。一本书读完后能够全部背诵叫“包本”，“包本”是私塾教写的最基本的要求。写字也是学生主要学习内容之一，学生初填“红模”，次写蒙格、跳格，再写脱格。初学时，先生手把手教学生写楷体字，学生每天至少写一篇毛笔字，先生用朱笔进行批改，被塾师圈上红圈的算合格，没有圈上的学生应该重写，一直到写合格为止。

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塾师便教他们吟诗作对或写文章。塾师教学因人而异，如有几个学生的学习进度相同，可同时进行授课。

私塾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相传，汉代的蒙养教育以识字为主，宋代通行的教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书籍。元代至清代中叶，蒙养教材出现专业化的倾向，如道德教育、历史典故、诗词歌赋、博物常识等各有专书。清代中叶至近代，产生了一批运用旧形式介绍新科学的教材读本。

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模式，概括起来就是读、写、背、作四个方面的内容。“读”就是阅读、识字，“写”就是写毛笔字，“背”就是背诵课文，“作”就是作文（实用文）的写作训练。其中的重点是应用文的写作训练。识字课本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传统基础教材,《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古文观止》是学生的提高教材。儒家经典先读的是“四书”(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阅读)，在读完“四书”的基础上，程度较高的学生才学习“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经和左氏春秋)。有的塾师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的实际和风土人情习惯，自编自教乡土教材，女生则加读《女儿经》《四言杂字》等书籍。文化程度较高的，也练习吟诗作对，写文章（应用类实用文书如地契、状纸等）。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这样的。古今教育家都十分重视蒙养教育及其方法，特别强调正面教育。在实际习作方面，特别强调“以养育德”。教学内容依学生程度而定，初学者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程度较高的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左氏春秋》等书籍，还选读《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杂书。注重朗读、背诵、书法、应对。民国时期，李筱云、李朝灵父子所办的私塾，后期用“中山补习学校”的名称，增开数学、英语、自然等课程。申惠泉办的改良私塾名叫“日新学校”，开设国文、修身、历史等教育部审定的课本。解放初，私塾都使用国家出版的各种教材。

根据私塾教育“读”“写”“背”“作”的内容和要求，塾师经过历代积累都有一套较为完备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阅读教学上注重“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四个环节；在习字教学上要求端、楷、工、正；在作文教学上强调从仿写入手，注重基本功训练，坚持勤于练习，精于批改。根据学生、家长或教师的意愿,程度较高的学生读《声律启蒙》、《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乃至“四书”“五经”等。有的塾师还有教《纲鉴》、《东莱博议》等书籍。据《遵义县永乐志》载，私塾先生有的教学生折、封袱子，学会封袱子的以四棱上线为准，写一般的家用祭祖袱子、人情簿子等。在多数私塾里一般不教或少教算术课程。在板桥四渡一带，有的私塾先生还把对对子、写对联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深受学生欢迎。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自汉代以来形成的以官学、书院、私塾为主的古代教育走向没落。为了逐步建立起现代的科学的教育体系，彻底打破或改良清末民初私塾林立、新式学堂招生一度困难的尴尬局面，民国4年(1915年)，贵州省政府在“整理全黔教育案”中，规定“遵用教育部审定之国民学校教科书三门以上，实行多授并学生能背诵演习者即认为改良”“改良私垫学生在三十名以上者则改为私立小学校或代用小学校”，遵义私塾多按这一规定进行改良。民国30年(1941年)，遵义提倡“保保设校”，许多私塾改为保国民学校，私塾学校锐减。抗战末期，国民学校因经费困难纷纷停办，私垫教育再度增多。民国34年(1945年)遵义县政府规定私塾“在不妨碍公私立小学招生之范围内”招生，“塾址须距中心或国立学校四华里以外”“遵用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还规定国语、算术、常识三种基本应占总量的60%，凡经政府认可而成绩优良的私塾改为代用小学，违背规定不改者勒令停办。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大量裁减学校，私塾又相应增多。解放初期，各地小学未能及时恢复，私塾又遍布城乡。1951年3月，各村办起小学后，部分塾师进入村小，私塾自行停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小学大量停办，私塾再次兴起。1962年山盆区的私塾先生只有1000斤粮食和800元人民币的报酬。1963年，遵义县山盆区只有大顶坪、高雄两处私塾保留下来，共有学生40人，教师2人。1963年以后，随着小学的恢复和发展，遵义地区私塾教育寿终正寝。

在私塾教育里充当塾师的先生多为饱学之士，他们功底深厚，多以私塾为生，毛笔书法也颇有造诣，有的还是当时的秀才举人。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25军军长王家烈，年轻时为了生计，曾经在遵义县马坎一带当过私塾先生。各地官员退休返乡后，多以从事私塾教学来发挥余热，黎恂就是遵义最为典型的一个。

二

昔日就读于私塾的平民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基本知识和传统技能，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某种人生际遇，在后来的人生舞台上大显身手，不仅获得了诸多的掌声和鲜花，还为自己的家庭和儿孙创造了诸多的幸福，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当然也充实了自己的人生。其中最为典型的，也是我最为崇拜的，当数冒着风险给中央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渔民收入被基层干部提成的宋礼桂同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反映民生疾苦的蔺世忠同志，他们堪称私塾教育的标杆，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典范，危难时刻大显身手的楷模。

宋礼桂出生于1930年1月10日，在遵义县高坪镇清溪村烧酒坊读过两年私塾，塾师是族中曾祖辈的宋华风先生，因进京考试两次都名落孙山，后一次到考场后，因学子大闹考场而破坏了科举考试留下终身遗憾。应该说，宋华风先生是进京应考都没有能够进入官场，只得返乡执教学子。宋礼桂读私塾两年，对塾师教的对对子至今记忆犹新。宋礼桂后来又参加了国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习，度过了人生的18个春秋。

1952年元月，也就是19岁那年，宋礼桂有幸被西南局公安部录取为一名公安战士。在三个月的密干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宋礼桂被安排到重庆市联合社生产科工作。公开任务是组织重庆市第二渔业社，组织菜园坝至白沙坨和朝天门至北碚嘉陵江段的渔民从事捕鱼作业任务，秘密任务是从事组织安排的密干工作（按组织要求不能对外公开，只能一笔带过）。第二渔业社组建后，与第一渔业社合并，统称重庆市渔业合作社，设在太阳沟菜市场。

当时，渔民捕鱼几乎都会受到非法阻拦，新的渔霸就是沿河一带的区、乡、村政府，说轻点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说重点是馋嘴的官员要分一杯羹。这些地方官员强行提成，多的提50%，少的提20%，一般的提30%。宋礼桂随渔船出航三四个月后，耳闻目睹了不少损害渔民的非法行为。为了渔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宋礼桂不仅被派出所、乡公所关押过，还被重庆市办公厅的个别领导干部说成是“麻烦制造者”。但是，宋礼桂觉得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保护群众利益，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如果渔民打鱼被提成的事情不解决，自己就对不起渔民群众，更对不起党组织。于是，宋礼桂想到了代表几千渔民上书中央领导的办法。经过十多个昼夜的构思和书写，一篇言之有物的信件，终于写好了。这时，宋礼桂找到了渔民冯善良，要他12岁的女儿（高小学生）来抄写，然后才邮寄出去。宋礼桂要冯善良保存好信件的原稿。他对冯善良说：“如果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问题得到解决，是我份内的工作。”信件寄出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回音。中央为此专门下了一个文件，内容主要是：“凡属国有河流，一律不能禁止渔民捕鱼，更不能提成和扣留工具”。收到这份文件后，渔民们欣喜如狂，捕鱼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割肉打酒感谢宋礼桂。市联社主任李小屯同志也在职工大会上表扬宋礼桂，说他为渔民扫除了一大障碍。

宋礼桂是幸运的，他不仅晋升了工资，而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像后面要介绍的蔺世忠同志那样，先是五雷轰顶，遭到政治迫害，乃至被投进监狱，然后才是春暖花开，欢声笑语不断。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不仅如此，宋礼桂先生还大胆引导茅坡区（今永乐镇）水井坡生产队社员于1977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年就改变了社员们缺衣少吃的生活状况。

1976年12月26日，遵义县委书记赵顺才同志带队到茅坡区抓农业生产，宋礼桂同志带一个工作组进驻民群公社农丰大队，他们住在竹元台生产队。宋礼桂同志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对农村工作有一定经验。宋礼桂认为：“只有包产到户，社员才会出力，才会实实在在地搞好农业生产。”宋礼桂在农丰大队找了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民兵连长，一个队接着一个队秘密地找他们谈单干或包产到户的事，讨论如何才能真正发展农业生产，都没有达到他的意图，但水井坡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员却给宋礼桂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为了群众能吃饱饭，他们既敢想也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