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的一个晚上,我在街边铺的凉席上入睡,突然听见在赤中读书的三姐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讲:“四弟考上了,正好是六十名,我听完唱榜后才离开学校的。”全家非常高兴,母亲更是喜极而泣,母亲子女多,但经常挂在嘴边一句活是:“穷不丢书”。当时她身边六个孩子,三个读小学,三个读中学。由于家庭受父亲的影响,我们上学都与助学金无缘,仅靠母亲十多元一月的微薄工资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家中每月连计划供应米都买不完,更不用说吃菜了,经常是盐水泡红苕下钣,有时连咸水红苕都吃光了,只好泡盐水下饭,泡菜水酸得胃作干呕,但又比白饭好吞些。我一年四季总穿一套旧衣服,冬天作套衣夏季作单衣。穿脏了母亲晚上洗净后守着烘干,笫二天又穿上去上学。冬天无雨鞋,光着脚穿木屐鞋到教室后,又换成布鞋上课。买不起读书课本抄临桌同学的书读。买不起钢笔只好买瓶红狮牌墨粉兑水,再买个钢笔尖梆在竹棍上写字。少年苦难辛酸的求学之路,磨炼了自已早熟的坚韧不拔和不怕吃苦的性格,为以后人生道路上更加悲催和艰辛的日子打下了抗压耐苦的基础。
进入初中后学校要求学生统一住校。那时,困难学生读书真是苦不堪言。我每天早上只能在赤中校门口黄幺婆处用二分钱买二个泡粑,中攴五分钱买半个“冒儿头”加一碗酸菜汤,整天过着半饥饿的日子。班上有个姓张的男同学,那天从乡下背来的口粮只剩下七颗胡豆,吃完七颗胡豆后,饿得灌白开水充饥。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劳动课,在学校旁的山坡上挖土,他和我站在一旁,看那些吃人助金的同学抡起锄头翻飞般地表演,班主任走过来挖苦我俩说:“挖土会弄脏你们的手啊!”我说:“老师,可怜我们饿得肚皮扒到背脊骨,站都站不稳了,今天他只吃七颗煮胡豆,我只吃半个帽儿头,要是有人助金吃,我们一样会挖山不止!”老师无语,摆了摆头走了。初中时全班同学几乎全参加了少先队员,只有五六个同学因家庭政治原因不能加入少先队带红领巾,我便是其中之一。五六年初中统考后升入高中部,高中部分两班,每班五十人,我分读甲班。
1958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工业大炼钢铁,农业亩产超千斤。县城内各行业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大跃进高潮;他们用菜刀,斧子等一应铁器,放在火炉上,用炭火这么一烧,就大炼钢铁。我们高二班有人突发奇想,要生产硫酸。用硫磺在容器上燃烧产生二氧化硫气体,用水烧成蒸馏水,这两者一结合就成硫酸。于是全班停课在学校后山搞起了个作坊,同学们日以继夜,轮流值班。结果,生产的硫酸还没有淘米水酸。有的班在头桥麦田里深挖土地二丈五,用梯子搭起下去播种,小麦种子在地里堆了一层厚,宣传说亩产一千斤,结果得到烧熟的一坑麦芽。赤水中学的学生个个像打了鸡血般地冲动。那时全国开足了所有宣传工具高喊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校师生昂奋激动,整个学校几乎停课。跑步进入社会主社会仿佛就是明天的事。
不久,学校开始在教师队伍中进行反右斗争,学校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一天早上路经学校大礼堂,听见里面口号声振天,很多同学在围观,我看见老校长站在板凳上弯着腰,四周老师们义愤填膺,突然一位老师冲上前,抡圆长臂“啪”的一声,一个大嘴巴打在老校长脸上。我心突然一阵颤抖,为人师表怎么能出手打人,而且打的还是位德高望众的老人!晚上自习,心里很不平静,于是写了篇鸣不平的杂文贴在板报上。几天后,学校各班级开展“拨白旗”运动,学校团委书记亲自到我们高三班作动员报告,我为老校长鸣不平的杂文,成为学校团委书记亲临班上作“拔白旗”运动动员报告的典型材料。还有一位同学是尖子生,他每次考试总把团员的成绩与非团员的考试成绩作比较,结果是每次非团员的平均分值都高。于是被定性为“光专不红”的典型!也成了“拔白旗”对象。经过两天班内批判,昔日同窗学友,为争取在高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所表现,那些出身优越或不很优越更要表现的同学们都踊跃发言;往日哥儿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的志向和生活爱好等都被搜肠刮肚出来,用现代词叫“人肉搜索”。那时我仅仅是个幼稚的中学生,面对一夜之间出现我的满墙小字报而惶恐不安。不了解为什么会用政治运动的形式,对一个弱小无知学生采用这般手段。更不知道人性的险恶和可怕。面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我束手无策,百口难辩只好以沉默来抗争,大不了入地狱罢了。果然,高考后我这个不低头认错的叛逆学生,政治审查时被校方结论为“该生不宜培养”而打入另册。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当年因劳改家属问题连少先队都不能入的我竟当上局长和党总支书记。那一年,坐小车从遵义返回赤水的公路上,见公路旁笑容可掬地站有一人,频频招手想搭车进城。驾驶员问我带否?虽然透过车窗上茶色玻璃,仍然认出是当年成全我名落孙山的班主任。我闭目不语,小车当然绝尘而去。另外那位团委书记,听说没几年就得肺痨而亡。还有当年权大遮天的校长,据说后来他儿子在赤水河游泳遇险时竞无人施救。所以我总觉得为人处世还是要多些宽容少些绝杀。当年若不执行阶级斗争极左路线,以择优录取为国策,国家可多得好些栋梁之材,人间该增加多少温情友善。而今已拨乱反正。我姑妄言之,君姑妄听之。
我后来高考虽然阴差阳错被“铝业专科”大专学校录取,那是因他们只看到成绩而没有看到政审资料。听“铝专”负责人讲,当年全省高考成绩头名考生也招进了“铝专”,此人因档案寄失而落榜。
“贵州铝业专科学校”位于贵阳乌当区大山洞,原省军区营地的废弃营房内,开学第一周为“思想建设运动周”,说白了就是对这批新学员进行政审补查工作。校长刘某人在作运动报告时杀气腾腾地说:“我们国家如果一旦政权动摇,外敌入侵,汉奸叛徒就会产生在你们这些阶级异己份子人群之中!所以要纯洁革命队伍,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如同六月飘雪惊得我冷汗直流。后来听知情人说,此校长原系东北一个大城市的公安局长,因犯男女作风问题调来学校任书记兼校长。此次运动后,我等家庭出身不好的漏网之鱼,必将又重新被水煮油烹,成为社会弃儿。果然,思想建设运动周结束后,全校十多名家庭成份不好的学员,全部未安排专业分班入学,而安排到下属铝建公司砧瓦厂作普通工人。对我们公开讲是下放劳动锻练。我分到制瓦车间,制瓦车间专门生产平瓦,有三十多位工人都是从黔西大方县一个生产队招来的农民工。平瓦车间主任是从部队退伍的付连长,听说是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人员。此人很怪,好像什么都不管,很少开会讲话。我们相处较好,工作总结报告都交给我写,有空就约我下象棋。分配我的工作很轻松,制瓦车间机械压瓦工作。两个人站在摇盘台上,握住压轮上的把手,同方向共同用力,轮盘飞快下旋就压出成型平瓦。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手劲都很大。半年以后,厂里发现我能写点东西,就调我到厂部干文秘工作,二个月后又上调我到铝建公司供应科任材料员,管整个公司的木材计划和木制品的供应调拨。很快我成了供应科科长的得力助手,他还想把他漂亮的电焊工侄女介绍给我。每次工程建设会战会议,供应科表态发言都由我上台。这个公司全是东北人,我那特殊的赤水四川口音,只要放慢语速他们都听得懂,而且觉得新鲜好玩。我的表态发言都会得到一片掌声。眼看混得风生水起,可惜命运之神一下又把我打下尘埃。由于贵州铝厂缓建,铝建公司返回东北,贵州所有非地专市户籍人员统统下放回家。三年我得了三个月遣散费。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在贵阳车站,乘着北归的大客车,沿途荒野萧瑟秋风,满目悲催欲泪地又重新回到我的赤水故乡。
1962年下放返乡后,城关镇介绍我到城关蔬菜商店任会计。因为原有的会计调到工商联任会计去了,蔬菜商店急于招收会计,那时我不会打算盘又不会做帐,非常忐忑,但为了养活家庭和自已,硬着头皮也要上。我把前任会计做的传票和帐本反覆学习研究几次,找出其中规律,分科目,分总帐,明细帐,按原材料进出流程,按税务部门的要求,学习做帐,商店有三个加工厂房和四个经销门市,要做成本帐和各门市的营销帐。还要学打算盘,特别是除法,自己创造一种用减法代替除法的“剥皮除”的办法来代替除法。晚上一个人在财务室要折腾到半夜。一个月后我已经基本熟悉了全店的财务工作,每月去税务部门查帐都得好评,还问我是那所财会学校毕业的。商店王经理非常满意,为了想永远留住我,还积极为我介绍女朋友。财务工作熟悉后,王经理又安排我负责全城居民和机关单位的商品菜供应工作。于是每天早上七点要到东门码头负责供应居民豆芽商品菜,九点钟又回到总店供应全城居民的豆腐豆渣商品菜供应工作,每天上午十二点前我要把几百人的购买人群处理妥当。老经理是个女同志,见我聪明又能干,除了每天给我端甜豆浆,冬天脚下送烘笼外,工资也加到每月二十五元,只少经理三元。好在蔬菜商店每天下午是我的自由支配时间,为了园续当年想当“作家”之梦,不甘久居人下,常存鸿鹄云凌志,经常去县文化馆看书外,还收集了一些素材,准备以赤水红军贾植将军身世为题材,写一部红军长征在赤水的电影文学剧本。如果没有后来“再生”剧本创作的影响,这条作家梦之路还不知到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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