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小鞋摊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赤水 万慧阳    阅读次数：6522    发布时间：2026-03-11

八十年代初，赤水县城西门，县工商局楼下。通往当年“西门市场”巷口左侧常年摆着一个小鞋摊，摊主是两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她们用两块竹凉板支起摊位，竹凉板上整整齐齐摆放着男鞋女鞋、童鞋老人鞋，四季的款式都有，像是把日子的所有脚程都铺排在了那里。

那两个守摊的老人，除了我父亲外，主要打理生意的便是我的母亲。

母亲万国珍，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生在四川合江县九支镇一个叫“转龙沟”的地方。那里的地名总带着几分山野的神秘，像是藏着什么古老的传说。后来她过河到贵州赤水女中读书，每天踩着露水渡船，青春的影子映在赤水河上。毕业后在赤水县中城镇完小（今赤水市第一小学）教书，粉笔灰落在指尖上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

一九五〇年，街道成立农协会，母亲当了妇女委员。那时候扫除文盲运动正热火朝天，她白天忙街道的事，晚上就去教那些大字不识的街坊妇女认字。灯影摇曳里，那些粗糙的手指第一次握住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母亲说，那一刻比什么都让人欢喜。

后来，她去了父亲所在的商业系统做零工。仓库里搬货，基建工地扛料，哪样活脏，哪样活累，她总是抢在前头。不是不嫌，是顾不上嫌，没有挑拣的余地。

那时每日的工钱，不过块把钱。这点钱，放在谁家也不起眼，可于她，却是实实在在的骨血。在生活的缝隙里一次次让她弯下腰来。“补贴家用”——四个字，说起来轻飘飘的，像吐一口气。可她每挣一个铜板，都沉得很，都浸着汗水，带着咸。

一九八二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母亲以平日里一分一厘节省下来的六百元为本，申请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由此开启了她的经商之路。

万事开头难。摊摆何处？经营什么？货从哪进？这三个问题，对于一个从未涉足商海的老年女性来说，每一个都足以让人却步。母亲却不言放弃，她先在县城东门原工商联驻地前的街边，寻得一方空地，正好能支起一个小摊。凭借着父亲多年在商业部门担任仓储保管员积累的对日用百货的了解，她最终选定以鞋类销售作为营生。至于进货渠道，她决定就地取材，从当地百货公司进货，一来能保证货品质量与价格公道，二来也省去了舟车劳顿的辛苦。

正当生意理上路时，因政府规范城市管理，母亲又将鞋摊迁至城西“西门市场”门口巷道左侧。

每日鞋摊刚摆开，母亲便忙碌起来。她将一双双鞋子码放整齐，拂去尘埃，静候顾客的到来。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里，她始终守着几条朴素的规矩——不欺宰客、明码实价、笑脸迎人。她常说，做生意，先做的是人心。于是，每有人走近，她便迎上前去，语气温和，问得仔细：是自穿还是捎带，是喜欢结实耐走的，还是图个轻便好看。她从不让客人空手而去，更不让他们勉强而买。

她懂得，脚是人的根，鞋是脚的屋。因此，每遇顾客脚上沾着泥土，或是赤脚而来，她便不声不响地取出一只塑料袋，俯身替人套上；若是遇上脚脏的，她便端来一盆清水，撩起袖子，替人细细洗净，才递上鞋子试穿。那样的时刻，她不像一个摊主，倒像是邻家一位体贴的阿姨。

有一回，四川合江九支镇的一个农妇，在赤水县城卖完菜，挑着空筐来到摊前。她想给家里上小学的儿子买双鞋，却拿不定主意，挑来拣去，总觉着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又怕买了回去不合适，再跑一趟来换，太费周折。母亲看出她的心思，便柔声问她孩子多大，平时穿多大码的鞋，喜欢什么样的款式。那农妇一一说了，母亲便从摊上挑出一双，递到她手里：“这双你拿回去给他试试。要是不合适，只要不弄脏不穿坏，啥时候来换都行。”农妇愣了愣，随即笑了，那笑意从眼底漾开，一直漫到嘴角。她付了钱，小心翼翼地将鞋收进箩筐，嘴里不住地道谢。

还有一回，母亲的同行路过鞋摊，目光落在那些商品上——只见价签上工整地写着几元几角、拾元零几角。那人忍不住凑上前，语气里满是好奇：“万孃孃，我们卖东西早就不收角角钱了，找补起来麻烦得很。”

母亲闻言一笑，答道：“这有什么麻烦的？我是按国营公司的规矩来，该卖多少就标多少。这样别人买了，心里也踏实。”话音刚落，她又低下头，继续拾掇手里的活儿。

母亲的鞋摊生意越做越顺，日子也一天天殷实起来。那些年，她成了街道为数不多的“万元户”。提起她，街坊邻里总要啧啧夸上几句。逢年过节，摊前更是人来人往，忙得她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那时我若有空闲，便领着女儿玲子去摊上帮忙，一来替父母搭把手，二来也让玲子看看长辈们挣钱求生的艰辛。玲子那时还小，站在鞋摊旁，替奶奶递递鞋盒，学着招呼人，母亲总夸她懂事。

可日子热闹了，眼红的人也多了。母亲一心扑在生意上，有两回，终究是让贼钻了空子。

那是个赶集的日子，人声嘈杂，摊前围满了人。母亲忙着拿鞋、试鞋、收钱、找零，忙得晕头转向。那只收钱的小木箱就搁在摊角，里头零零散散叠着些钞票。等到人群散去，母亲才猛地发觉木箱不见了。连同里头一两千块的货款，全没了踪影。

那一整天，她都不怎么说话，只是怔怔地坐在摊前，望着人来人往的街头发呆。父亲在一旁叹气，点起一支烟，抽了一半又掐灭。一两千块，需卖多少双鞋才能挣回来的啊。

没过多久，又遭了一回。还是那只木箱，还是同样的手法。母亲气得眼圈都红了，一连几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念叨着：“早知道就该收起来，早知道……”

我知道后，连忙赶去宽慰她。我说，破财免灾，人没事就好。我叫她去派出所报个案，虽说找回的希望不大，但也得让那些人知道，这世上还有王法。我又让她换了个收钱的法子，背个布包把钱贴身收着，不让贼惦记。

母亲点点头，照做了。可我知道，她心疼的，不只是那两三千块钱，更是那些日子里，她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下来的辛苦。

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十余载，不仅自己始终带头遵守规章、按时缴纳费用，还积极参与国家宪法、税法等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宣传。她曾先后让我为市中街道的个体工商户，宣讲了《宪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1989年，她在税法宣传评比活动中表现突出，受到省级表彰。

母亲还热心参与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事业。她曾先后担任赤水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理事、赤水市市中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以及原赤水县第七、八届政协委员；撤县建市后，又连任赤水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每逢老年节和儿童节，她总会购置水果、牛奶、儿童图画书等物品，前往福利院和幼儿园看望那里的老人和孩子，送去一份份贴心的温暖。

母亲的辛劳与奉献，终得回响。她如一株默默扎根的草木，终迎春风拂过，吐露芬芳。

一九八九年，她被赤水县消费者协会评为“十佳服务员”，这是街头巷尾对她真诚以待的回应；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〇年，她连续七载被评为遵义地区先进个体户，其中三年——一九八六、一九八八、一九八九——更受省级表彰。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她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并赴省城出席表彰大会。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母亲从省城归来时，船还未抵岸，县城东门码头上已是锣鼓喧天。市中街道的个体户们，手举彩旗，列队相迎，那场面如潮水般涌动着敬意与温热，仿佛一幅时代的画卷，定格在赤水河畔。

一九九六年，父亲旧疾复发，日渐沉重；母亲年近古稀，照顾已然力不从心。她只得将那个守了十多年的小鞋摊收拢——那是她一手一脚撑起来的光景，一针一线缝过来的日子。停业那一刻，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最后几双鞋码齐，装进纸箱里。那双手，曾量过无数人的脚，也量过自己的半生。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六日，母亲在与病痛缠斗九个月后，终究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脑出血，带走了她最后一点力气，也带走了我们对来日的念想。追悼会上，赤水市商会和市中个协的袁四姐亲自为她致词，声音不高，却句句落在人心里。来的领导多，亲友也多，大家站在灵前，送那个平凡了一辈子、也刚强了一辈子的人最后一程。

如今，那条街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城市改造，拆了低矮的屋檐，换了青瓦白墙，黔北的风情倒是浓了，可那些摆摊的日子，也跟着旧房子一起，拆得干干净净。竹凉板没了，吆喝声没了，晨光里母亲弯腰摆鞋的身影也没了。

可我还是能看见她。就在那个位置，那个如今已换了新颜的街角。她还是坐在那张小板凳上，抬眼望过路的人，目光温温的，软软的，不急着招呼，也不多言语。那目光，像赤水河的秋水，缓缓地淌，不惊不扰，却把整个八十年代的晨与昏，都静静映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