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多从旧社会的职员过来,文化素质较高。教导主任宋子宽是大定县的伪教育科长;上中三文学的杨杰是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后,都当大学老师了!
我们上的是普通初中课本,汉语和文学分开。汉语教学拼音字母、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法;文学多为古文,只讲阅读。汉语是一门新学科,学习最难,第一次学习“洋文”——拼音字母,学生也最感兴趣,纷纷请老师用拼音写自己的名字于课本封面上。其余课程多是复习小学讲过的内容。
生活费、书学费全免,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平均每天2角钱,一日三餐:早餐蛋花稀饭下油炸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饭不定量,菜多荤菜,不加也够吃。只是学习军队生活方式,学生舀好饭后,还需等到生活部长吹叫笛才统一开始吃饭,所以,添饭时,甑子边很挤。老生们说:此前的伙食费用不完,学生不吃剩饭菜,当时没吃完的饭菜就喂猪,或送给附小的学生食堂,用不完的伙食费就买雨伞,衣裤等发给学生。食堂外有个洗碗槽,一天的洗碗水可以熬出几斤熟猪油。“三反五反”时反了一下,才不敢浪费了。但对困难学生还可发衣物补助。到初二上时,我因只有一条裤子,没有换洗的,常是夜间洗裤白天穿,学校便评发给我一条新裤子和一些作业本。
读到初二上学期,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揭发、批判、斗争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能参加老师们的整风反右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为解决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买不用购粮指标的碎米,后来买不要购粮指标的红薯或组织学生采蕨菜当饭……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
初二上,全校实行半工半读,因为有资格上课的老师少了,上不过来;那些划为“右派”还允许上课的老师来上课呢?班长不喊“起立”,老师不敢管学生,有的学生还在虚掩的门头上放垃圾或污水,待老师推门进教室上课时,泼得一身污水或垃圾,他们还在教室里喊侮辱老师的口号,以此表示他们的“革命觉悟”,那就根本上不成课了!教室里很少有老师来上课了。我们便分成几人一组进行教学实习,即由学生各自备课,在室外找块小草坪,挂块小黑板,学生轮流当教师,一人讲课,大家听评,帮助修改教案。初二下学期就完全停止上正课,均由学生进行前述的形式进行教学实习了。
我们初二“毕业”前夕,毕师反右结束。把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开会,由毕节地区公安局在大会上公开逮捕宋子宽等15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宣布3名劳动教养。次日,又由毕节地区公安处到毕师来将校医李半鲁逮捕,听说他是国民党带军衔的医官。毕师接收的旧职员多,有师级、县级的旧军官、旧科长等全成右派。旧军官杨杰的语文课讲得很好,一位崇拜他的中三学生也被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分配工作。
教导主任宋子宽打成右派被逮捕,校长陈致平调地区教育局任职,来了个军队转业的石殿相校长。为弥补反右之后教师的大缺额,尚有一年才能毕业的我们,提前于1958年7月,尚未拿到毕业证就分配工作了。
这样,我好容易才得到的两年正规学生生涯结束了,实际只读了一年书,初中课程刚接触到,化学等课文还没有见到就匆匆结束了“三级跳”的第二步。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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