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有两大法则,一是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延续生命;二是人类的社会生产,生存发展。生殖繁衍以血缘为标志,生存发展则以地缘为依托。因而,生育与生存,即血缘与地缘构成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两大要素,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主要源头。
夏王朝建立后,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并形成独特风格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姓氏快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西周以后,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姓氏制度。但是,当时姓氏只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奴隶主贵族才有,平民、奴隶往往有名而无姓氏。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姬、姜、姒、妫、姞、妘、婤、姶、嫪等。这时,“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姓,别婚姻,氏,明贵贱”,配合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姓和氏仍然分开使用。同时,这时姓的数量比较有限,而且主要用于称呼女性贵族。
氏者,本义为根柢,后引申为古代贵族表示宗族系统的称号。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即标明自己的祖先是谁,自己从哪里来,是家族血缘的标志,更是陪伴一个人一生的符号。就是说:姓用于指称源于同一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而氏用于指称某个氏族中具体的人。这时,男性贵族虽然有姓,但更多的是用氏来称呼,以“标身份”、“别贵贱”。
“姓氏”形成之初,并不连用,而是单用,不是一个独立的名词。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和战国时期的竹帛文中,都证明在殷商、周和战国时期,“姓”与“氏”还依然是单用。
姓与氏最早的合用是“氏姓”,而不是“姓氏”。大量考古资料和史料证明,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出现“氏姓”一词,同时,各诸侯国对“氏”“姓”的使用也不统一。并且,大多是男人称氏,女人称姓,氏排在前面。如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君王本姓芈,却一直称氏,即“熊”氏。如楚顷襄王熊横,芈姓,熊氏,名横,战国时一直称他为熊横,史料也一直这样记载,至今称谓不变。楚国公主芈月,则沿袭其家族的“芈”姓,嫁到秦国为秦惠文王的姬妾时,因为位居第八位,被称为芈八子,做了宣太后以后,仍称芈姓。至今人们对她的称谓不变。而在这一时期西部的秦国则与楚国不同:秦王姓嬴,赵氏,历代秦王则皆称其姓,如秦穆公嬴任好、秦孝公嬴渠梁、秦始皇嬴政等,称姓而不称氏。
大量考古资料和史料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氏族和家庭也越来越细化,即变得越来越小,到了秦汉时期,氏姓的位置才发生了颠倒:氏,从一个宗族系统的称号,后来逐步演变成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既区别这个家族中的个体,而排在了姓的后面,“姓氏”才正式合为一体,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成为是氏族、族氏、宗族与家族的名号。这里不排除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因为秦国灭楚国时最为惨烈,仇恨最大,统一六国后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整齐划一各项制度时,不排除把“姓氏”也统一下来,即姓在前,氏在后,姓氏合为一体。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过去秦国一直把姓排在第一位,而楚国则把氏排在第一位,氏的地位下降。加上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严格分别嫡庶,至春秋以儒家的礼教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男尊女卑,所以,秦汉以后,氏多是对女子的称谓,东汉女学者班昭为维系家族顺应时代著《女诫》七篇系统地归列女子的行为纲常,体现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此后该书流入社会,使男尊女卑观念具体化,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依然如此。如:女子姓张,嫁到李姓家族中,其姓就排在李姓的后面,名字叫李张氏。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融合,姓氏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过程和原因。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如后来出现的以国为姓氏、以邑为姓氏、以居地为姓氏、以次第为姓氏、以官职为姓氏、以职业为姓氏,以谥号为姓氏及赐姓、改姓等。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道:“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唐初经学家孔颖达疏《左传》道:“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为国君,又赐之以姓,诸侯以国为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宋代胡安国所著《春秋传》也记载说:“天子因生以赐姓。”
其他姓氏不说,仅从陈姓的起源及从陈姓派生出的胡、田、孙、王等姓氏,足以看出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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