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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乡红色记忆》书中记录的材料是山登铭的女婿王万才告诉他儿子王志立的。据遵义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长征学研究专家费侃如推断是“可信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曾祥铣也说：因地方史料上对山登铭这个人有记载，有据可查，应推断山登铭当时确实是为红军送了情报，且与党的外围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仡佬乡红色记忆》中载：“山登铭，原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头人，幼年读《四书》、《五经》，知其礼仪，善于为人，壮年学习理学，在遵仁边境地带驰名，成为山罗平苟唐李六姓吉安寺祠堂的代表人物。1932年——1935年山登铭在遵义往返与遵义省立三中的黄齐生先生来往密切，常在遵义市老城的牟直卿家中秉烛夜谈。亲自目睹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平安乡与时任乡长的进步人士牟直卿一起积极组织保护、支援红军，宣传红军为民的大量工作”。山登铭逝世时有“甲子”、“中共”的遗言。也因此出现了1984年（甲子年）其女婿为其立碑时的“中共仙逝岳考山公登铭老大人之墓”这一奇绝的碑文。面对墓碑上冠以“中共”二字，费侃如专家认为“是因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那时都是单线联系），或是他为‘中共’做了一件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才留下这样的只言片语给后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山登铭与“中共”有关系，且山登铭为红军送情报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山登铭找到“下巴有一颗黑痣的身材高大的军人”报告情况也应该是真实的。毛泽东正是根据山登铭送来的情报，经过仔细分析后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毛泽东在行军中一直注重与地方群众的接触，调查研究是他的习惯。比如在鸡鸣三省的花房子时，毛泽东了解到当地有一个私塾先生很有学问和见识，就主动去拜访，结果，在这个先生家里，他不仅了解了当地的民情民俗，还了解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情况。私塾先生告诉他：“黔军、滇军在毕节境内驻有重兵，中央军正向大方一带开来，滇军也正虎视眈眈，川军正在寻找红军。”因此，毛泽东依此作出了回师黔北的决定。
我们了解了山登铭个人的背景后，再来分析他向红军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就觉得完全可能。与有关文献记载在四渡赤水期间 “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的多处文字是一致的。而且，山登铭搜集情报完全是积极主动、有目的的，收集到情报后又马不停蹄连夜找到红军详谈，把他听到说打鼓新场驻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后，马上派族人专程去详细侦查发现“岗哨林立，兵多无数，装备精良”的情况，一一告知了红军。毛泽东则把这些细节加以连贯性的分析，认为敌军已经有了戒备，有充分迎战的准备；且从“兵多无数”、 “装备精良”一说中洞察敌军补充了武器装备，与前期的黔军不一样了。因此就有了毛泽东得出“攻那个堡垒”、“是啃硬骨头”的认识源头。
另一证据是建国后，平正仡佬族乡首任乡长田兴才的回忆。他说：“我是从枫香平家寨（平正）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各代表团讨论时，周总理来到我们团，与周林（贵州省委）书记细语。周总理问谁是平家寨来的，周林书记指着我说：他就是。总理与之握手后点头非常满意。”“会议结束转回贵阳，周林书记对我说，听总理说红军在遵义苟坝开会前曾有一个姓山的仡佬族头人给毛泽东主席送过情报，又组织了当地的仡佬族人迎送过中央红军，为红军送粮食、送草鞋。你回去调查一下，收集红军在你们乡的活动情况。回到平正后不久，“四清”工作开始，随之而来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此事就冷落了下来。”这是田兴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回忆，并非今天提到研究苟坝会议才说的，是完全可信的。说明周恩来总理都能记住这回事，与毛泽东提着马灯找他谈及了这些详情，促使周恩来转变思想后，又做通朱总司令的工作，推迟发出作战命令，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转而支持毛泽东，增加了可信度的理由。
据之后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黄慕兰（红色女特工黄定慧）自传回忆：“苏区红军战略转移后，我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心一直揪着，敌人动用了40多万兵力围追，红军真是命悬一线呀！红军在遵义开会以后，形势有了一些好转，但蒋介石亲自到重庆、贵阳督战，企图将红军歼灭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3月中下旬，从事地下收集情报的同志了解到，蒋介石命令在遵义周围修筑工事堡垒，并引诱、拖住红军，纠集湘、滇、川、黔军阀部队与中央军超过150个团的兵力步步缩小包围圈，我们真为他们担心呀！”另据3月10、11、12日中革军委二局截获的敌军电文考证：“据昨前两日情报，黔军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也到黔西，十二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因此，朱德总司令向林、聂、彭、杨发出电报要求集中于平安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按照这一历史证据，如果红军钻进打鼓新场的“口袋”，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之所以能一个人坚持反对意见，力挽狂澜，一是因为他一贯坚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深谋远虑，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他一直强调“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出其制胜的战略战术。三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红军不能长久求战求胜，而是要考虑如何跳出包围，以图生存发展。
后来毛泽东曾说：在争论中要注意保护少数，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话就是来自苟坝的这次争论。毛泽东对真理的坚持和对中国革命负责、担当的精神是值得今天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作者简介：
陈守刚，遵义长征学学会会员，贵州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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