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楼之歌》与《黄鹤归来》两篇千字古风长诗的文学创新与精神传承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胡邦霖    阅读次数：6875    发布时间：2026-01-16

《东楼之歌》通过东楼的千年兴衰，叩问的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东楼的“错过三才子”（杜甫、黄庭坚、杨升庵），不仅是一座楼台的遗憾，更是地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失落；而东楼的重建与诗人对“传世之作”的期盼，则象征着当代人对文化传承的觉醒与坚守。诗作中对“建安风骨”“唐诗宋韵”的追忆，对文人“穷年苦追寻”巅峰之作的赞美，实则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希望在当代重拾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荣光。

《黄鹤归来》则通过灵鹤的寻根之旅，演绎了民族精神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核心内涵。灵鹤为了探寻身世之谜，不畏“关山迢递途凶险”，历经千难万险，从荆楚到巴蜀，从人间到仙境，再到地狱的生死轮回，始终坚守“桑梓寻根心意决”的信念。在寻根过程中，灵鹤不仅展现了顽强的意志与不屈的精神，更体现了“生死相依誓不离”的深情厚谊，这种坚守与情谊，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诗作通过灵鹤的寻根与归来，隐喻了当代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回归，回应了时代的精神诉求。

第二章 《东楼之歌》：三重时空交织下的地域文化史诗

《东楼之歌》全诗分为三部分，以“东楼”为核心意象，构建了“历史时空—文学史时空—当代时空”三重时空交织的艺术世界。诗作以时间为线索，以东楼的兴衰为脉络，从文人足迹的追溯到文学史的对比，再到当代重建的期盼，层层递进，将地域文化的沧桑、文学史的遗憾与当代文化的觉醒融为一体，最终完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地域文化史诗。

第一节 历史时空：文人足迹中的沧桑印记

诗作的第一部分，聚焦于历史时空，通过追溯杜甫、黄庭坚、杨升庵三位文学巨匠与戎州东楼的渊源，勾勒出东楼在历史长河中的沧桑印记。这一部分以“东楼曾立岷江畔，千年沧桑凌岁寒”开篇，寥寥数语便为东楼奠定了历史的厚重基调，“千年沧桑”四字，既点明了东楼的悠久历史，也暗示了其历经的风雨磨难。

诗人首先将目光投向诗圣杜甫。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晚岁客戎州”，本想“解缆东去返故园”，却因“秦岭山高远，剑门天险蜀道难”而被迫辗转戎州。戎州使君听闻杜甫到来，“名流雅士偕恭迎”，在东楼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杜甫，“盛情宴请在东楼，觥筹交错洗风尘。重碧春酒擘红荔，丝竹笙歌愁少陵”。诗作通过对宴会场景的描绘，既展现了戎州文人对杜甫的敬仰与盛情，也通过“愁少陵”三字，点出了杜甫内心的乡愁与颠沛之苦。杜甫虽“倾献翰墨谢主情，东楼赋诗酬使君”，却因归心似箭、心绪难平，未能为东楼留下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未曾留，旷世雄文更无缘”，为东楼的历史遗憾埋下了伏笔。

三百年后，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被贬谪至戎州，成为又一位与东楼擦肩而过的文学巨匠。黄庭坚在戎州期间，“崔科山下凿石谷，曲水流觞流杯池”，效仿王羲之兰亭雅集，与文人墨客饮酒赋诗，却“饮酒赋诗江对岸，依稀东楼薄暮冥”，未能将笔墨投向咫尺之遥的东楼。诗人以“流杯池边摹兰亭，把酒吟诗叹故人”一句，既展现了黄庭坚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敬仰，也暗示了他对杜甫这位“故人”的追思，而东楼则在“薄暮冥”的意境中，成为了文人情怀的背景板，进一步深化了东楼的遗憾。

又过五百年，明代才子杨升庵流放滇南，途经戎州，写下了“江渚一曲临江仙，古今往事付笑谈”的千古名句，却也“未为东楼留片言”。诗人以“断肠金沙万里楼，那楼可曾是东楼？”的疑问，将杨升庵的“万里楼”与东楼联系起来，既增添了历史的朦胧感，也强化了东楼“错过三才子”的遗憾。三位文学巨匠，三次错过，东楼的命运就此与“传世华章渴求难”紧密相连，在历史的沧桑中逐渐落寞。

在对文人足迹的追溯中，诗人不仅展现了东楼的历史遗憾，更将东楼的命运与文人的漂泊、时代的变迁融为一体。杜甫的颠沛、黄庭坚的贬谪、杨升庵的流放，都是时代悲剧的缩影，而东楼作为历史的见证者，默默承载着这些文人的失意与情怀，成为了地域历史与文人命运的精神载体。

第二节 文学史时空：文化遗憾的坐标系建构

诗作的第二部分，诗人将东楼的命运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坐标系中，通过与滕王阁、鹳雀楼、岳阳楼、黄鹤楼等“天下名楼”的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东楼的文化遗憾，也深化了对文学史价值的思考。

在中国文学史中，许多楼台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并非因其建筑本身的宏伟，而是因其与传世之作的紧密关联。滕王阁因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千里逢迎”；鹳雀楼因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家喻户晓；岳阳楼因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享誉海内；黄鹤楼因崔颢《黄鹤楼》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而“天下闻”。这些楼台与传世之作相互成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而东楼，却因未曾得到文学巨匠的垂青，在文学史的坐标系中沦为“无名之辈”。诗人以“诗圣临别千秋去，东楼一直无盛名”一句，直接点出了东楼的尴尬地位，随后通过与四大名楼的对比，强化了这种遗憾：“千里逢迎藤王阁，鹳雀更上楼一层。潇湘云梦岳阳楼，黄鹤一去天下闻。”一边是“千里逢迎”的盛景，一边是“寂寂无名”的落寞，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仅让东楼的遗憾更加凸显，也引发了读者对文学史价值的思考：传世之作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地域文化如何才能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诗人进一步探讨了传世之作的稀缺性与崇高性：“千古文章海浩繁，传世华章寥几篇。百年不遇传世篇，千年难寻旷世言。传世之作如皇冠，高戴帝王头顶端。旷世雄文稀世珍，皇冠璀璨夜明嵌。”诗人以“皇冠”为喻，形象地揭示了传世之作在文学史中的崇高地位，它们是文学创作的巅峰，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更是地域文化的“名片”。而东楼之所以“无盛名”，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顶“皇冠”。

在探讨传世之作的同时，诗人还追溯了中国文学的精神脉络：“建安风骨悲慷慨，唐诗宋韵若兰馨。对酒当歌抒壮怀，气韵沉雄叹苍生。李杜飘零赋长恨，千古风流耀苏辛。”从建安风骨到唐诗宋韵，从李杜到苏辛，诗人梳理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精神传承，强调了传世之作所承载的“悲慷慨”“叹苍生”的人文情怀。东楼的遗憾，不仅是缺少一篇传世之作，更是缺少这种能够承载地域人文情怀的精神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