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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月光如水，在这万家灯火已灭，四周唯一的蝉鸣声外就是一片寂静，随着妻子与儿子熟睡的鼾声我那飘飞的思绪又将我带回到昔日的故乡和久违的父母双亲身旁，我又仿佛看见了为了久病缠身的弟弟父母那双深邃中暗藏不住忧伤的目光。
对于这分目光，双亲啊也从我弟弟患病时起就凝望在我的身上，对于我的初中时光我可从来没有敢怠慢过，更没有忘记来自父母对我的那份期盼和哥姐的厚望，尽管我竭尽全力了，由于英语是我六门课程中的老大难，直到中考临近预选中我还是名落孙山。
对于当时家的那种艰难困境，我应该回家帮助种田抑或外出务工的。说实话，当年的我是很想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的，因为我的家已经超过了难以承担的重负，而父母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了，还有父母需要我外出来维持弟弟常年累月吃药的药费，更不希望的我的一己之私而拖累全家。
在那夏日如火阳光分外毒的日子里，我持着一张10元大钞来到了一个名叫德江的县城，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外出远门，并且是在未经父母准许的情况下我来到德江务工的姐姐家的。
我素来就是一个缺乏钙元素的“男子汉”，说是“男子汉”其实比侏儒大不了丁点，尽管当年自己已经15岁，由于身体矮小，找了许多个工地都无人要我，那就更不说上班，最后姐夫叫我跟他一同去上班，工资大人每天8元，我每天5元，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是分外的认真，身体上虽然有些招架不住，但还是能够勉强应付下来，第一天劳动下来，劳动带给我的疲劳那并不算什么，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由于当天我穿的是拖鞋（没有别的鞋子），我的工作职责是挑石灰浆，一天下来，我的脚大拇指早已经被氢氧化钙灼伤了深深的两个小孔，伤虽小，但疼痛难忍，晚上，我不知道是怎样辗转入眠的，更不知道为了减轻那份化学性的灼伤往返于水管旁好几十回，我只知道当时我很痛苦，那份痛苦永远大于了疲劳带给我的伤痛。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第二天我穿着我姐夫的解放鞋再次上阵了，尽管每迈出一步大拇指带给我的疼痛分外楸心，我坚持着，一直两个月。
秋季学期将近，父母经德江赶泉口的生意人捎口信给我，叫我一定回家读书，对于读书我何尚不想去，对于家我于心无忍啊！父母为了弟弟就绝够他们操劳啦，特别是弟弟刚患病之际，弟弟精神特别反常，心情异常糟糕，父母尽管付出了应尽的职责和努力，弟弟还是不能理解父母，好像他的病是父母造成一样，有一次，父亲和弟弟不知道为何争吵了几句，父亲是个直肠子，当晚我与父亲睡觉时，父亲向我嘱咐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陌生话，要我怎样维护这个家以及儿时他们做主的“娃娃亲”不要反（后悔）等之内的话语，就在我听得模模糊糊即将入睡之时，只见父亲那边传来了呼吸特别急促之声，我一骨碌爬起来朝父亲扑过去，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见了父亲正用皮带紧紧地拴着自己的脖子上，我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只见“爹”的一声，我的声音就喑住啦，我迅速的从父亲手中夺过皮带，妈妈闻声已迅速地赶到楼上，对于这件事父亲给我的少年生活留下了难以抹灭的阴影，那瞬间我永远无法想象，距离死亡就仅仅只隔分秒而也。自从那以后，我更是分外的小心，有好几次我几乎都是在噩梦中惊醒，你要知道，对于父亲可是我家生计的唯一支柱啊！
为了父母的这份心愿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我拖着因为两月以来的劳作所带来的疲惫回家了，为了不延误学业，我决定从泉口中学转到高山中学补习，双亲都同意了，我报了名又返回到宛若阔别一个世纪之久的学校。
对于学习我是格外的认真，除英语外的其它科成绩呈直线上升，高山的松林里留下了我永远抹去不了的踪影，管理区后面的每块石板上都留下了我琅琅读政治的声音，冬季在我那单薄的衣服下漫长地过去了。
春季学期，一个让我再次走向失学边缘的日子，父亲为了我和弟弟外出务川背煤去了，拿给我的40元大钞因为帮母亲上山种土豆而丢在了小径上，尽管我几经三番来回于小径寻觅，终因我的百密一疏而钱移异手。对于现在来说，那小小的40元钞票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可是我家里唯一的一笔钱啊！父亲外出未归，对于一个家本已欠下数债去借钱又谈何容易，为了40元大钞母亲整整哭了一夜，我更是一夜未眠，这可是我春季学期的报名费啊！
次日，我驮着20斤大米沿鸟溪而去，再次返回学校，没有钱我没有到学校上课，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呆在寝室，我不想这样半途而废，于是我深情地向我生平的第一位恩师写了封信让同学捎去。下午，同学小黄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刘校长叫你明天继续去上课，此时此刻的我因为高兴泪却像决了堤岸的河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对于绝处逢生的我，更是格外精心地对这段时光进行呵护，终在我的努力下，佳音在那金秋时节姗姗地来了，来得有些不是时候——因为学费早已经超出了我家承受的极限。
成功带给人的多半是欣喜抑或狂欢，而此时此刻的我和家人却像被戴上了一副铐具的犯人，是去是从我真的无从选择啊，4000元，一个天文数字，一个让我家再次楸心的天文数字。
尽管父亲豪爽地答应哪怕是“捡狗屎卖”也要让我维持到毕业，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无不为钱而伤透了脑筋，该借的地方都因为治疗弟弟的病而重复借过了，该还的债主却一直未曾动。家，因为录取通知书而掀起一点微小的惊喜过后笼罩着一层无助的阴影。
为了这个曾经日夜幻想得到的梦，我与父亲商议，我先亲自到老家一趟，向那血浓于水的叔子伯爷兄弟姐妹报过喜，说是报喜，还不如说是去讨个钱为学费筹资。父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筹资到2000元，在10月1日要离家远走到学校那天，我早早地起来，身上揣着三包小康牌香烟，守候在我家门前的桃树下，凝望着房后的那条公路，希望来到我家的亲人和朋友带来的是惊喜而不是遗憾。
老家的叔子伯爷兄弟姐妹们终于来啦，在饭菜早已冰凉之后，我忙向各位递上我那小康牌香烟，菜到酒来饭饱之前，我的堂兄向各位说明了情况后并开始在一个小本子上比划着，为了不让场面尴尬，我避而远之。
只是隐隐约约听见堂屋里他们各自报数的声音，对于当时的我每听见一个声音都是格外清晰，每听见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惊喜，因为我与梦又近了一小截，终在这一小截一小截的进行中，梦终于与我只有一步之遥，最后梦终于被我深深地揽入怀抱。
我终于将这个来之不易的梦拥入怀抱，并踏上了南征北上的追梦时光。
那份来自内心的欣喜不到两月，生活告急，急需支助，函来告急，迟迟未归，梦再一次被逐放在摇晃的路途。老乡借款，同学借钱，一个学期总算结束了，已曾被追逐的梦是否有些力不能支。
回家，面对父母双亲为了我这个步步为艰的梦整整地瘦了一大圈，弟弟的病依旧如昨。看到如此不堪一击的家，一种从未有个的悲哀从心底呼声而出，一双忧郁的目光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脸上，写满了我的整个面庞。
在这度日如年的岁月里，亲朋好友都好像避而远之，更没有因为我这个曾经为之拼搏来之不易的梦顿生怜惜，只有父母与姐姐暗自着急，对于一个乳臭未干的我来说又何尚不是一样啊，我更不想半途而止！
一九九七年的大年三十夜，一个不眠之夜，我与父亲作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怎样度过我家这段艰难的岁月。最后经父子二人一致同意，我与父亲次年正月初九一道前往筑城都拉营修桥，对于已近六旬的父亲来说我可是千万个不愿意，作为父亲的他又何尚不是一样啊，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半点的闪失和委屈，更不希望儿子半途于追梦中。
在父子二人半个月的挖土方、搭架子、挑灰浆等杂活中，第二学期我手持500元的生活费再次走进了课堂。
在贵阳不足一月，父亲返回遵义背矿，那是一个可挣更多钱但安全系数较低的工作，数十天后，终因父亲不会照顾自己病重回家，生活费的支柱再一次被动荡了，宛如漂泊在幽谷里激流上的小舟，随时都会被跌坎与险滩掀翻的危险。
中专一年级第二学期放学回家，面对不堪疲惫的双亲，眼含渴盼的弟弟，晚上，泪水随月光直泻而下，打湿了我的整个枕巾。一年刚毕已整整借了500元的高利贷（100元每月10元），对于当时普通职工都每月只有200元左右的工资时代，我的心有些楸心的痛，刚刚才完成学业的三分之一啊，长此下去如何面对，特别是第二年2000余元的报名费从何而来，对于我与父母亲都是百思也不得其解，除了继续以100元每月10元钱的利润外别无它法。希望随着月亮的渐去而黯然了，离黎明就只差一瞬间，试问苍穹钱为何物，我欲哭无语。
九月将近，草枯树空人寂的我，不知道如何来平衡这梦与现实的距离。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姐姐来了，身心疲惫地来了，姐夫来了，怨世不公地来了。在这来途上，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怎样，他们带给我再次绝处逢生的契机。
他们因为计划生育以及包工程血本无归，且已是债台高筑，在这共患难的关头，我们四人一合计，由母亲代养姐姐家的四个孩子，父亲与姐姐、姐夫外出务工来维持我的火烧眉毛之急。
我再一次借了2000元（以100元每月10月利润）的高利贷又一次沉重地走进课堂。此时此刻，梦已经成为我家放不下的沉重负担，中专生活总算在父母的日夜辛劳中划上了句号，但8000余元的债却沉甸甸地压在我年幼的肩上。
2001年9月，经考试上岗，我以优异的高分被分配到阔别四年的母校所在地，刚上班不足一月，一个噩耗再次闯入我的心房，弟弟因为我读书而治疗不及时命扑黄泉，生活的重担总是祸不单行地与我同行，此时此刻，父母稍稍平静不到四月的心再次被卷袭到伤感的浪潮中，父母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宛如一把把利剑深深地刺向我那血淋淋的心脏。父母为了我已经付出了他们生命的所有解数而忽视了弟弟的存在，尽管父母对弟弟已经尽到了一个当父母的职责，但那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楚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我，一个自私的我，一个不可理喻的我，这一切无不是我一手造成的啊，尽管在父母面前，在弟弟的灵柩前我显得是格外的坚强，但我心中流的是血哪里还有泪啊，此时此刻的我可是父母唯一的精神支柱，一个为了我而艰辛地向前迈进从不言退的老人，难道我就不应该节哀给予他们的最大精神支柱吗？！
晚上，当我回忆起与弟弟携手共欢过的地方，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父母以及全家对于我已经付出了他们的全部，我对梦如此执着是爸妈的骄傲还是父母的悲哀？！
尽管现在我已是而立之年，父母为了我这个小家仍然不肯离开劳动，依旧日出而作月出而归，往返于山涧小径上。
苦涩童年
想起童年，除苦涩这两个字以外，似乎再已找不到更适合形容自己童年的词语了，“苦”和“涩”已构成为我童年时代的全部。
尤其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小时候，我不喜欢吃洋芋，具体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可用一个“怕”字来形容，那时不比现在城里的小孩，对吃洋芋却成为一种时尚和渴望。
说起洋芋，我还深刻地记得，那时候因为家里穷，每年阳春三月以后，家里去年所生产的大米和玉米就被家里人吃了过精光。于是，每逢这个最繁忙的农忙季节便成为我最难熬的日子，也是父母最为难的日子，当然也包括当时大部分农村老百姓。虽然没有大米和玉米填肚子，但地里的活还得干，干不好来年会过得更糟、更艰难。为了能让生活过得好一些，父母却是想方设法去亲朋好友家借上一点包谷抑或谷子来，和着洋芋、四季豆、豇豆等菜类当饭吃。那个时代，当然也不止我一家差米饭吃，是大多数人家都差，即使有小部分人家不差饭，但都是吃两造饭，甚至三造饭。
那时候借粮食是要算利息的，当年借100斤包谷次年还100斤谷子，借100斤谷子还150斤谷子，次年不还者实行利滚利，以此类推。借粮食虽然要利息，但借粮食还得讲关系，还得提前预约，否则即使需要利息，你已未必能借到粮食。因为当时没有粮食吃的人家太多，其次是有粮食人家还要看你的还账能力和在当地群众中的信誉度，再次是借出户粮食其实也并不充裕，只是他们省吃俭用从嘴里腾出来的。
就这样，粮食不够吃的人家就是越来越差粮食，到了最后，哪怕能借上粮食也未必敢借的地步，只好用杂粮抑或菜类充饥，童年的我家就属于此类，也因为如此，童年的我是多么地渴望能吃上一碗白生生的米饭。
有一次，因为我家里连续五天没有包谷和大米吃，唯有的就是洋芋，朴素的父母为了让洋芋吃起来能有滋有味些，他们改变着方式吃洋芋，今天吃水煮洋芋，明天吃糖精洋芋，后天吃水煮洋芋片，就这样变换着吃，直到第五天，我因为实在哽咽不下太多的洋芋而饿倒下了，白天哪里也不去，只能和弟弟瘫软地睡在由一块块宽而薄的石块铺就的街檐上。
看到此情此景，父母可是记在心里，苦在眉宇，忙翻箱倒柜从家里的柜子角找来10来斤谷子晒在簸箕里，这可是当时家里唯一的一点粮食了，为了不让家禽和飞鸟偷吃粮食，父母让我坐在街檐上看谷子，那时候的家禽与飞鸟可是分外的馋嘴，严格来讲，也不能完全怪它们，到处都无多余的饭粒撒落，它们能不饿吗？
家禽与飞鸟不停地向簸箕里抢食少得可怜的谷子，由于长时间的饥饿，我实在没有力气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每当用双手支撑起身体不到数秒钟，还没有来得及起身就又倒下了，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飞鸟们来抢食。
这是我童年记忆里尤为深刻的一次，也因为不喜欢吃洋芋饿得最老火的一次，我也是家中唯一最怕吃洋芋的一个，我家有姐姐弟弟各一，但她们都相对好一些，由此，饥饿也成为我童年时代的代名词，渴望能吃上一碗米饭甚至包谷饭，特别是每年的阳春三月后，成为我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
我家虽穷，但我家可还有一个更为穷苦的伯父，他家可是有时连洋芋也供应不上，我父亲是一个最够哥们义气的老实人，每当这时候，他都会主动为伯父家免费提供一些洋芋送去，让他们也能顺利度过难关。
对于这样的事，我们姊妹们都不能理解父亲，说自己都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干嘛要去帮他们。最让我们不理解父亲的是，我家和伯父家打伙修房子，当房子修造结束后，一账算下来，伯父家应拿出八百元给我，我的父亲在未征求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却一个人自作主张就送给了他哥哥家。对于当时来说，八百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还有一次更不可思议的事，现在说来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应叫助人为乐，沿河县官舟镇有五个外出务川厂矿背煤炭的大男人，回家途经我寨时，因为天已大黑了，五个大男人在寨上沿马路问了数户人家借息，却没有一家愿意为他们提供方便，所谓借息，实际上就是免费提供食宿。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不能自食其力的日子，借息却成为天大的问题，但我家房屋坐落在马路的下方，距公路大约100米，根本不顺路，寨上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个极好的良心人，于是就跟五个男人说，你到马路下边那家去吧，他们肯定借息。
当五个大男人哭丧着脸出现在我家门口时，父亲没有任何犹豫和思索地答应了，并忙煮来了洋芋给五位素不相识的过客吃，还安排好他们的住宿，我父母的被子也被用来让给了客人睡，而他们自己却只有睡稻草和包谷壳。
我家虽然穷得连饭都供应不上，父亲并没有忘记把我们姊妹三人很早地送入学堂，我可是寨上同年孩子中上学最早的一个，那年，我刚好七岁，背的书包跟现在乡村干部挎的“雷锋包”极其相似，只是书包稍稍小一点，上面没有雷锋的图像，颜色更深绿些。我在寨上也可是最听话的孩子，寨上的父母常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家的孩子，我不爱说话，但只要是老师和家长安排的事，我都会不折不扣的完成。每天上午，天刚蒙蒙亮，我就悄悄起床，脸也不用洗，牙也不用刷，就牵着家里的黄牛到马路沿线，让它吃马路边的青草，有时候我手里还要捧上一本书，当牛在低下头吃青草时我就看看书，快到中午时分，我才将牛匆匆赶回家，吃完午饭后再背起书包到学校上课，上完一天五节课后，下午放学回家，再次将牛赶往山涧、田野抑或马路边，将牛看饱了才回家，不去看牛时，就和弟弟在家里刮洋芋，不会煮饭时，就等爸妈抑或姐姐干活回家后再煮饭，会煮时就自己亲自动手煮饭，当我稍稍大一点时，早上望牛就改为上山打牛草，这样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帮助家里干活，我的小学生涯几乎就是在这样一种轮回中度过的。
那时候的我最渴望赶场，让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赶场是我在读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一同去赶场，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馒头，我刚吃上几小口，由于从来没有吃过馒头，实在太好吃了，我舍不得吃，于是悄悄地将馒头塞在裤兜里，等上一会儿再分下一点塞到嘴里，那可是我一生中吃馒头吃得最香的一次，一直到下午回家，那馒头都还有大半个没有吃，这也是我儿时记忆里唯一的一次赶场。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念书，只有念好了书长大以后才会有出息，才不会淘气，父亲还经常向我讲述祖宗的一次不幸，就是因为当时我祖父的父亲不识字，被他的干爹将所有有用的土地字据作为己有，将没有用的字据让他好好保存，等到时过境迁后，突然向我祖父的父亲提出要收回他家的土地，他听后大吃一惊道：“这可是我祖宗遗留下的田土啊！怎么成为你家了。”
在那个时时处处都以字据为凭的年代，我的老祖宗与他平日里最亲近的干爹没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唇争舌战就败下阵来了。
为了不留下后患，老祖宗的干爹还请来专业杀手追赶他们，于是老祖宗全家在一阵凄风楚雨中，家败如山倒，被他的干爹赶出了祖祖辈辈都未曾离开过的老家。
为了生存，老祖宗全家老少经过徒步前往务川，在一个远离乡村的五面茅山建立了新的窝点，定居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水土等原因，老祖宗家十口人死了六口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老祖宗之妻田氏再次将全家迁回阔别一年的故土，方才勉强将所生的三个男孩顺利养大成人。
每当说起这些，父亲的眼睛都会潮湿好一阵子，为曾经祖宗因为不识字造成的不幸而难过，并以此来鼓励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难得的读书机遇，要以祖父的父亲引以为戒，切莫重覆旧辙，只有读饱了诗书将来才会有出息，才不会被人欺负，才会光宗耀祖。
每当这时，我的心里就会堵得异常发慌，愤怒难平，有时我还会狠狠的骂上几句“真他妈的没有良心”，方才解恨。
据说老祖宗的干爹家到现在已是祖上无人，也得到了上苍应有的惩罚。
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我读书却是格外用心，每天只要有空总是书不离手，想永远告别那段曾经的血雨腥风，更不敢重覆旧辙。特别是晚上学习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煤油照明，于是父母就从我的姑爷家的松树林里捡拾些松香油来当煤油用，我每天就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学习。
在上学中，我同样遇到了不少麻烦，特别是每个学期开学之初，因为家里没有钱报名，开始都是先欠着，等父母找到了钱后才给学校送去，由于欠费时间长了，学校的老师就会不高兴，苦于没有钱及时上交，于是学校老师找学生要学费却是常有的事，开始时，老师每天放学的时候都要念上一遍，谁欠学费，差多少钱，点一下名那并不算那样，最没有面子的是欠钱的学生会被老师强制赶出教室，要家长把学费交了才可以继续上课。
每每这时，我并不能理解父母的难处和苦衷，甚至为此生过父母的气。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思考时，寨上同年的孩子都还在家里玩泥球时自己却开始上学了，一想到这些，我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比起同年的他们来说是幸运的。不过说来也是，在那个生活都难于解决的时代，愿意将孩子送到学堂读书的父母是不多见的，更何况我家那么穷。
“只有鼎罐里煮漭漭（mangmang饭的意思），哪有鼎罐里煮文章”，是那个时农村最伪流行的一句话，说的就是有吃才是硬道理，就像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样。
在穿着上，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炎热的夏天能拥有一双凉鞋，这个梦想一直到我读完初中都未能实现，那就更不消说拖鞋什么之类的鞋子，我童年的夏天是裸着脚走过来的，脚底上有数不完的老茧，具体老茧老到何种程度可以用一个故事来告诉你。
就在我读三年级的秋季学期的一天，我的脚底不知道是何原因，莫名其妙地肿了，肿到脚不能落地，当然也不可以走路去读书。经过母亲多次寻找病因，都没有查明具体原因，最后终于在一天下午，病因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我的脚底下有黄豆大小的石子陷入了皮肤里，当把病因去除后，我的脚不治而愈了。
很难想象，一颗黄豆大小的石子陷入了脚底，我却丝毫不知，可以想象我的脚底究竟坚硬到何种程度，但这种坚硬他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常年累月裸脚走路带来的直接结果。
对于炎热的夏天，谁都希望有一双鞋穿在脚上，一是走路方便，不用担心踩到蛇虫蚂蚁，更不用担心地上的石块、木刺、玻璃之类的东西划破皮肤，其次是没有鞋穿面子上也过意不去。
因为没有鞋穿我就遇上了这样的尴尬，我还深刻地记得，那就是我参加小学生毕业考试那次，因为要到镇上去参加统一考试，为了障于面子，同学要求我穿他弟弟的凉鞋去参加考试，由于同学弟弟的鞋太短，最终我还是裸着脚到镇上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的。
就是到了中学时代，我的脚上穿的仍就是一双又旧又破的解放鞋，一直到我进入了中专后，方才与解放鞋依依惜别。
这就是我的童年，也是贵州八九十年代边缘山区农村大多数孩子最真实的写照。
刚毕业那些日子
终于将中专读毕业了，但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等待我的却是另外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学校的三千余元欠款，家里读书时欠下的高利贷。最让我难过的是当所有的同学捧着心爱的毕业证到处寻找工作时，我的毕业证却还安然地躺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没有毕业前，我也去过我所在的地区医院，而那里的科室也正缺我专业这方面的人手，科主任还清清楚楚地告诉过我，她们想要的也是一名男生。但她们还问了一个让我很是揪心的问题，在这边你有关系没？当我轻轻摇头示意时。科主任很难过地告诉我，那你这趟白跑了，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当我听到科主任这样的谈话后，才深知这社会真的太现实了，也太黑了。是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当我从地医出来在锦江街上闲逛了一圈后，确定买瓶酒去找老表的亲舅子罗海看看，希望能通过他的人际关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说起罗海，他还是我的老乡，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表哥强说起他，罗海小时候家里也特别穷，读书时全靠的就是他几个姐姐的资助，但他为人相当好，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老乡找他帮忙，他都会竭尽全力去想办法解决。
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我读初三那年，已曾通过强这关系找过罗海，那时的我准备报考他所在的那所职业学校，当时罗海还是那所学校的学生科科长，每年他都会亲自到各县招生提档案。开始时我是准备报考他们的学校的，最后考虑罗海的学校是单招，就放弃了，报考了思南师范。那年我以20分之差没能如意考上，要是当时报考罗海的学校我还足足超了26分。
当招生结束后，罗海特为此事打来电话询问强关于我的报名考试情况，他在招生办没有找到我的档案。
对于这事，我不知道是真与否，但我却对罗海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从此罗海的印象就像生了根、发了芽的种子，日夜疯长于我的心间。
为了能和这样一位未曾见过面的大哥哥走得更近一些，我在筑城还未毕业前曾多次打电话到罗海家，也同他聊过有关毕业后的就业事宜。并对地医准备招人的事情也如实跟这位大哥哥说过。
罗海告诉我，到时候你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吧！见面后我们再作商议。对于这样的答复，我在心里暖和了好一阵子，说明当哥的真的把小兄弟的事放在了心上，也证明罗海愿意帮我的忙。
当我在锦江街上闲逛一圈后，买了一瓶青酒来到罗海的学校敲开了他家的门时，罗海恰好也在家。
当我自报家门来自何处后，踏进了罗海的家。
关于找工作的事，我已曾在电话里跟罗海说过，我们谈话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进入了主题，罗海安排我先将手写好的自荐书打印出来，再直接找医院领导和所要用人科室送去一份，并向领导说明自己的来意。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证明我是有能力的，敢于自我推荐，二是给院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他们不会产生小瞧人之感。然后所有的事宜再由罗海统一操办，初步预算包括请人吃饭、送礼等有关事宜至少需要5000元现金。
对于找工作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当我即将毕业离校后才发现，五千元钱谈何容易啊！还有学校和家里的八千余元欠款。
为了能尽快到地医上班，我确定先回家一趟，看看家里能不能有什么法子可想。当我再次回到阔别半年的家时，面对那摇摇欲坠的房子和那日夜渐衰的双亲，还有整日只能呆在家里久卧床上的弟弟，我的心里感到了一阵阵难过。
该借过的亲朋都借过了，该还的地方都迟迟未曾还上，我想还是先找村干部看看能否帮忙弄点银行贷款，对于当时的银行贷款还得有经济能力的人担保才可以借，面对我那不堪一击的家，却没有任何一个村干部愿意来做这样一件存在风险的亏本生意。最后我还想到了到私人去借“高炮”款，找了数十家，虽然“高炮”款能为债主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利润，看见我如此不堪一击的家，他们均以没有钱为由拒我于千里之外。在这借钱四处碰壁之际，我还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儿时由父母作主的“娃娃亲”女朋友碧，她已外出打工整整四年啦，找她也许能为我解决火烧眉毛之急。
毕业前，我已曾在写信中告诉过碧，毕业后我要去广东，碧在回信中也勉强答应了我的要求。一想到碧，我就这样确定了，谁也不用找了，就去找碧看看，也许她真的能帮自己。
当我身揣着180元提着两件衬衫以及一条裤子后，就这样轻装上阵了，从遵义与堂兄华一道乘火车准备抵达我渴望已久的广东。在南航列车上，只嗅到一阵阵花果飘香、啤酒飞扬，对于我俩唯有将随身携带的李子用上，没有钱买水喝，随身携带的一大瓶白开水一瓶。在经过48小时的颠簸，我俩终于抵达了渴望数年的腹地东莞。
面对一切都格外陌生的地方，我们只有再次乘车前往东莞附城主山，由于没有碧的电话，也不知道线路该怎么走，当我们打的前往碧所在的工厂时，哪里还有工厂可言啊，早已是人去物空，只有那破烂的厂牌还高高地悬挂在墙上。当我们再次用那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那工厂已于一年前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好在距离此地不远，当我们再次打的前往那手袋厂时，已是晚上八时整。
面对若大一个工厂，怎样才能找到我心爱的人儿呢？我在心里扪心自问道。
工厂里的人都正在忙得不亦乐乎，连找个打听碧下落的人都没有，现在唯有等到厂里的人下班了以后再说吧！
九点过去，十点钟又来了……终于在次日凌晨零点，下班铃声终于响起了。我俩把守在工厂的大门外两侧，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厂里走出来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有时还要厚着脸皮向那一张张陌生面孔亲切地问道：“老乡，你好，请问你认识你们工厂里的碧吗？”等来的却是，兄弟，对不起，我不认识她。当我问到第一百零九张面孔时，终于问到了一个认识碧的人啦！
等来的却是兄弟，你是碧什么人？我是碧的男朋友，从贵阳过来的。当那人听了我的答话后，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才疑惑地反问道，你是她男朋友？！很显然碧在厂里也拥有了自己的另外一半。那人感叹道，不知道她究竟是谁的女朋友啊！到最后，那人还关切地告诉我，碧已经不在这里上班了，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
突然，我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自己日夜所思的女朋友她已经心有所属了，但到了这样的田地，我还是强忍着怒火继续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打听，打听着心爱的人儿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一位保安那里得到了碧的叩机号码。这位保安是贵州遵义人，名叫郑学勤。
据保安说，是碧的姐姐害怕我过来找不到碧，特从深圳跑过来将碧的叩机号码留在这里的。她说最近她老表要从贵阳过来，麻烦他转交给我。
当我找到郑学勤时，他以为我不会过来了，已于日前将那张写有叩机号码的单子丢在垃圾兜里啦。
当郑学勤返回保安室去仔细寻找时，昨日的垃圾还没有倒，终于在那垃圾兜里又找到了它。
对于这样一张纸条我却如获至宝般紧紧地握于手心，忙对保安郑学勤表示深深的谢意后朝工厂旁边的电话亭走去。
虽然已经深更半夜了，我俩还没有吃饭，一是忙于打听碧的下落，二是身上就仅仅只有12块钱。
在电话亭里，当我叩了两次后，碧终于回了电话，叫我们在制衣厂的周边随便找个旅社先住下，她明天一大早赶过来。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旅社，以一张床铺12元一晚的价格。
对于当时我俩所住的那个旅社，说实话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旅社，只是凯里的几个老乡合租的一间房子，当晚有一位老乡外出没有回家，临时让我俩住上一宿。
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可讲究，也讲究不起，因为身上除了仅仅只有唯一一张的十元大钞外，就是一无所有了。只要有一个临时息脚的地方就已就非常不错了。
虽然历经两天两夜的疲劳坐车，当在床上躺下那一刻，我还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我在想，碧在那制衣厂整整干了四个年头，为何今日听到我要过来后就跳槽了呢？！还有那位陌生男生的说话，那又证明什么？不是在提醒我碧已经另有所属吗？跳槽了也不留个联系方式。还是珍姐（碧的姐姐）好，要不是她过来在保安那里留下叩机号码，我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就在我一件一件的思考中，终于熟睡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次日，碧来了，在早上快到十点钟之前，她背着一个黑色旅游型小背包，身着一件雪白的短袖和九分裤。皮肤也比在家里更黑了，可能是由于广东的太阳太毒的原因吧！身体也要结实了些。
当我们在一家粉馆吃了点东西后，乘车往大朗方向而去。在我还没有过来前，碧已问过她的堂兄猛，永瑞集团最近正在招工人。
在中午十二点前，我们一行三人总算将进厂事宜办妥，我与堂兄进的都是永瑞集团的啤机组，上班分为白班和夜班，工资按时计酬，每月大约350—400元，签订合同前每人还交付了50元押金。
下午吃过晚饭后，我与她在永瑞集团外边的花池边聊了一些有关家里的情况，她还要求我不要去找同寨的松他们，要好好工作，在这边不好找厂进，工资也不可观，等到春节期间我们在一道找个地方去耍哈。对于这样一些话，我听后感觉非常甜。
最后，当碧要准备回郎坪时，她还过问了我的工作情况，问我还包分配不？我没有把握地说，还要分，具体时间不知道，碧继续追问道，可能分在哪里？我说，不在高山就在泉口。
当我答完了这些问话后，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从头到尾的冰凉，碧是在采取观望态度，假如我不能分配，碧随时都有可能一脚将我踢开。我莫名其妙地这样想。说是莫名其妙也不完全是这样，碧的问话中也分明透露出了这样一些信息。准确地说，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分，至于工作地点那就更不消说啦。
对于找碧借钱的事，我却是只字未提，我也知道提了也是白提，还不如不提好。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另外一段旅程——打工生涯。
我除了每天认认真真上班，下班后好好睡上一觉，其间，我也想过一些问题，等时间稍微长一点时机成熟后，找人事科科长谈谈话，望他找个容易挣钱的车间看看。对于地医的事我也彻底搁浅了，搁浅在那个寂寞的荒滩。特别是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到莫名的毛闷，与地医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啊！我真的不甘心，也不希望就这样放弃了。
我突然想起了在电大读书的笔友杨红莲在信中曾写过的一句话，生活是严峻的，现实是残酷的。是啊，也许生活与现实真的就是这样。
就在永瑞集团上班的第七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恰恰发生在我的身上。开始我在和贵州安顺的李祖国合作，而且工作开展得相当默契，此时，啤机组的组长来了，没有任何原因地要我去和江西籍的一位机长合作，由于语言不通，再加上江西籍那位机长相当傲慢，我历来都看不惯傲慢不逊的人，与他合作不到三分钟，我就又回到了李祖国的机旁。不到十来分钟，组长又来了，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手里还提着一把长长的钳子，恶狠狠地吼道，谁叫你过来的？
看见如此之情景。我气不打一出来，没有好生气地道，他不喜欢与我合作，我就过来了。当他再次叫我过去时，我却巍然不动，这样更加激怒了组长，他狂吼着，还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工具。叫我马上过去。我不但不从，还与组长斗嘴道，你以为你是组长很了不起吗？你挥舞着工具干什么，有本事就动我啊！那我不要你行了吗？那好啊，你去把我的工资结算了。就这样，我被炒鱿鱼了。整整干了七天的活，减去生活费和进厂时交付的50元押金。我仅仅只得了13.5元钱。
我就这样被炒鱿鱼了，身揣着63.5元钱在东莞街上再次开始寻找进厂之路。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来了，我虽然历经了每天徒步30余公里的找厂路，但还是没有顺利地找到需要我的工厂。因为我除了有一张刚办不足一月的身份证外，就什么证件也没有有了，中专毕业证还乖乖地躺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初中毕业证也还好好地珍藏在老家。谁的厂需要一无所长二无文凭的文盲呢？更何况是男生，特别是贵州籍的男生。虽然我每到一个厂都拿出一些证明自己就是中专毕业生的辅助证明材料，但还是没有一个招聘的公司抑或老板去聆听我的诠释。
在此期间，我已曾打过碧的叩机，打了N多次，有一次终于回电话了，但回叩机的却是一位男生，当对方听了我的解释后要求找碧接电话时，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于后，不管我怎么叩碧的叩机，电话这头始终未曾响起过。就这样，我彻底对碧没有了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个能让自己落脚的工厂。
特别是晚上，因为没有钱住旅社，我只好再次回到以前的工厂旁的粉馆里等到晚上12钟以后，让在厂里面做保安的老乡帅将我偷渡到工厂里的宿舍去，等到次日天刚朦朦亮我就必须赶快起床离开工厂，赶到保安上班的6点钟之前。由于白天的长途跋涉和晚上的严重睡眠不足，我连走路时，却希望能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地睡上一觉。哪怕是一无所有的水泥地板甚至是一块平地也好。
为了找工厂，我不能，我真的不能。因为身上唯一的63.5元钱已接近一无所有了。
就在我出厂的第八天，我确定直接去找同寨的松看看，在找厂的问题上也许他能帮自己一把。
经过百转千回，我总算找到了松所在的万宝灯饰厂，松身着保安服装正笔挺挺地站在厂大门左侧的岗台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外出五年未见的松，让我遗憾的是松却没有将我认出来，这至少让我感到有些难过，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纯粹是一句假话。也许多年前或许是这样。但它也永远属于人们褪色中的记忆。
最后我俩终于相认了，也聊了天，谈了各自最近几年的大概情况，松也爽快地请我吃了顿饭。在松的带领下也认识了碧的表哥亮，在亮那里也算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所谓的住宿就是住在亮所在工厂的宿舍走廊上。每天晚上我一个人舒坦地躺在一张席子上再加上一个竹枕头。
临走的时候，松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张50元揣给我，不管松怎么揣，我始终未曾接松的钱。
我深切地知道，这50元钱不能接，接了以后真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好回头，这50元钱里明显含有打发你走的成分，我在心里暗暗地想道。最后，我对松说，你的钱我就不用要了，等到哪天我真的找不到厂的时候，我可能要找你借一点回家的车费。
于后，松才勉强把手中的钱退回去。
就在附城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从松那里得知一些有关碧的消息，碧是于一月前去郎坪的，和他一道跳槽的还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叫飞，也是我们邻乡人。我在心里想，原来碧不让我去找松，也许就跟这些相关吧？！
我还知道了松的姐姐丽将碧介绍给他们的一个亲戚，但碧不从，也因为碧的不同意，碧未能如意实现进到那收入丰厚的万宝灯饰厂，那可是碧一直梦寐以求想进的厂啊。就在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万宝的银行、绿杏的天堂、宏发的牢房。在这话中就总结了万宝和绿杏工资的不一般，宏发职工待遇的难堪。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为自己感到了一阵难过，也为心爱的人儿碧。因为丽不但是碧很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好的知己，这难道就是知心朋友的应该所作所为吗？也让我突然想起丽有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丽说过的一句话，碧心胸狭窄，为人小气等之类的话。作为当时，我还以为是丽在提醒自己抑或是对自己有那么一层意思。当我听到这样一些话时，我总算彻底明白了，丽只是希望通过她这么随便一搅合后再来过顺水推舟罢了！
我在东莞附城找了数多个公司抑或工厂，但还是未能让我如意地拥有一份工作。于是我再次转变了方向，前往深圳观澜，因为那里有我同寨的几个老乡在那里。在那里数日，终因我没有有效的证件证明自己的文凭而处处碰壁，最后，我下定了决心返回遵义。
离开遵义不到40天，我的人也整整瘦了一大圈，皮肤像被火烤的红薯般黑。
来到遵义，我又能作些什么呢？这是我开始思索的另外一个问题。思来想去，最后确定一道与堂哥去工地干苦活，经堂哥介绍，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堂哥的队伍，每天工作十小时，工资每天二十元。
第一天，当我与堂哥一道来到工地上，刚开始时，我是负责推斗车拉砂浆的，工作不到半日，一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由于我的力气不够大，将推的斗车和砂浆一起倒到了保砍下面去了。为了施工安全，监工人员过来取消了我推斗车的资格。叫我去抬石头，石头刚抬不到两个，监工人员又过来把我叫开了，看到我抬起石头左摇右摆的样子就足够让他们胆战心惊了。最后，我负责挖坑的摇架。摇架这个工作比起那些活来相对要轻松得多，只负责将下面挖坑人的土方、石头提上来，最为累的时候就是在即将下班的时候将人从坑里摇上来。
就在这工地上第三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再次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就是上午即将下班的时候，当他把坑里的人摇到快要出洞口的时候，摇架的摇柄反弹了过去，摇架上的绳子不到30秒钟的时间全返回到坑里去了。当时那坑已将近二十米深。
我以为这下可完了，坑里的人即使不死，不落个残废也算万幸。就在我急剧的胡思乱想之际，国在坑的中央喊道，兄弟，摇我上来吧，我还在坑的半腰。此时，我才算稍稍松了口气，一颗悬挂的心咚的一声才放了下来。
当国上来后，看见还在簌簌发抖、一脸无辜的我，他只说了一句话，假如今天是别个，你就真的完蛋了。
第四天，我再也没有到那工地去上班，我真的不希望自己被搭进去，我目的只是为了找钱，为了家和自己分担一些负担。
没有了工作，我不知道怎么办，回家，我真的不想回去，不是不想回去面对父母，而是不敢面对父母和弟弟那双深含期盼的目光，还有左邻右舍那一双双不理解的目光。
我毕业了，终于在百般的艰辛中毕业了，然而我究竟能为家庭做点什么？我可是什么也不能，现在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难解决啊！
当我再次走上街头，到那凡是张贴有城市牛皮癣的地方，应聘了数十家公司和服务店，终因自己没有文凭抑或经验被拒之门外。
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个卖报的大人抑或小孩从身边溜过，我想，何不找个卖报纸的人问问，自己是否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就当我这么想时，正好有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湖南的年轻小伙子在卖报纸，我向这个小伙子问起了他的卖报生涯。这个谦虚的小伙子不但讲述了他的曾经，也向他讲述了怎样去邮政报纸发行中心办理相关业务的整个流程。
次日，我早早地起来，来到与他约定好的地点，一道去了邮政报纸发行中心。从此，开始了我的卖报生涯。
第一天，因为不知道行情，我只买下了30份贵阳晚报和40份贵州都市报。
当我看着一个个同行高声着离去后，此时的他却像一位刚从学校毕业走向讲台的老师，声音却是异常地小，小到了喊出来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到，到最后，他干脆不用嘴了，而是在街上抱着报纸木然地走着，就这样一直从遵义火车站走到了丁字口，就在丁字口的一个巷道里，我终于卖出了我人生的第一份报纸。
人啊！真是万事开头难啊！也因为这份报纸的卖出，我的声音不再细如游丝，我的声音也不再沙哑，而是那样的清晰和响亮，也因为这份报纸的卖出，为我以后的继续卖报生涯铺了路。
于后，每日的白天，遵义的街头巷尾又多了一位卖报的小伙子。我每天总是提前到达邮政发行中心，这样不但可以为我带来一天好的开头，还可以为自己挣到更多的钱，就这样在我每天五角一块的卖报交易中，偶尔也还可以挣上二十多块钱。在我这样一天天的坚持中，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固定客户，虽然挣钱不多，但至少也可以解决我的生活和吃住问题，这对于我已经足够了，我再已不用风餐露宿了。
其间，我也在遵义这百多个报友圈内拥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个个和蔼可亲，处处以人为善。我也想过，在以后的卖报生涯中，我也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报纸发行中心，这样不但可以挣更多的钱，还可以不用东奔西跑，我还想过去单位和超市发展客户。
正当这一切正在有序进行中时，家里的电话来了，要我回家去参加上岗考试。
我终因没有敌过上岗的诱惑，更何况对于上班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啊！于是我告别了那短暂的卖报生涯。在我的上岗考试中，我以76.5分名列前53名的成绩被顺利分配到渴别四年之久的中学所在地，从此，我也彻底告别了刚毕业后的那些辛酸的艰难时光。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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