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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牙祭”这个词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打牙祭对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
计划经济的时候，物质的匮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那时候不要说家里要喂头猪杀吃，就是全家人不受饿，能全年有饱饭吃，都已经非常富裕的人家了。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是处于常态了，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不像现在很多农村里的人也得“三高”富贵病，那时的人搞不好就会得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反正一个社会就和一个人一样，这里对了，那里就有毛病了。穷有穷毛病，富有富不足。那时候什么都供应，没有粮票光有钱就买不到粮食，没有布票、肉票也就买不到布和肉。不过人们的心态是超前的好，反正大家穷富都差不多，攀比心理比起现在来说几乎没有，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高的。
就是当时家里能有点余粮或者勤劳致上一小头猪，杀的时候也还要交给国家一半的。即便交给国家一半，家里人心里也非常高兴，自己弄了一头猪不能吃独食啊！有解放军叔叔保卫我们呢，他们那样辛苦怎能不上交点给他们尝尝，吃独食是会头上长疮，脚底板生脓的。况且没有解放军叔叔保卫祖国，那有我们安宁的生活，家里那能杀得了猪呢。我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想的，可大人们就是这样教育我的。记得有一次我二叔叔（那时候我们是二十来口人家的大家庭，都没有分家）去交一半猪的时候把猪尾巴给留下了，按当时的规矩，猪头可以留作自己打牙祭，猪尾巴要留在交给国家的那一半上，是大家因为有牙祭打太高兴而疏忽了呢，还是有人故意打自己的小算盘，留下猪尾巴，想自己独享打牙祭的快乐，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个谜。反正二叔叔去交那半猪的时候，供销社的人说，得有猪尾巴才能收下，没有猪尾巴，这半猪就不能收下，害得我二叔叔来回赶了二十多里山路，开动“11”号车，将猪尾巴交上去，才了却了一件大事。好在那天早上交猪肉的时候我二叔叔去得早，否则来回交猪尾巴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晚饭正二八经打牙祭的时候，还因为等我二叔叔回来吃，饿得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对二叔叔的速度太慢很有意见，不过二叔叔对来回交根猪尾巴的事，不仅没有埋怨跑七八十里山路的辛苦，相反对领回那张盖了大红印章的一纸证明非常满意，据说食品公司的人还表扬了我二叔叔，说我们家觉悟高呢。
因为那时吃的东西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当时的情形，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不过记得特别清楚的打牙祭，还是生产队里喂了两三头大肥猪要宰杀的日子。自然那时候的猪们是没有什么精啊，料的东西供它们解馋。那都是纯自然，纯天然物打造的天然猪肉食品。
一般在冬至前后，那种风霜相逼的隆冬时节。家家户户都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们也该放寒假了，偶尔也跟大人们到石宝山下那些陡峭的山林间，捡拾点碎柴，扭几个松果子，或者就弄占松毛，以营造乡村炊烟袅袅的氛围。一般时光也就无聊地到处疯玩疯跑一阵子。晚上冻得像冰棒一样，也去某个村子的农场里，赶上三四十里山路地看场《智取威虎》或者百看不烦地重复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这时某一天，生产队队长宣布某天某日要杀队里的年猪了。全村的小屁孩子们就将这个特大喜讯一个传给一个。自然每个孩子都有家长传下了宰猪令，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但还是喜欢传达这个绝好的打牙祭消息。此情此景并非应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真理，而是反映这件事大快人心。有点像久旱遇甘霖的那种感觉，此时我们是久饿遇佳肴啊！再不上点油水，肠子都要生锈了。
早早起来就听到生产队农场里传来大肥猪们临死前的嚎叫声，那声音一点都不觉凄惨，不知怎的，听起来就好在叫：“打牙祭喽……打牙祭喽……”
也许是人们说的是幻觉吧，肠子都生锈了，也该润润肠子了。
生产队的农场就在我家老房子附近，听见队长的声音在欢快地指挥杀猪，兴奋不得了。早饭时分还闻到了一股蒜苗炒肉的油油的香浓肉味，甚至还传来“嗞嗞”烧吃肉的声音和那特有的炭香肉味，真把所有肚里的馋虫都逗出来了，难受得让人受不了，只盼太阳赶快偏西，就可以去分肉了。
可越是希望太阳赶快下山，太阳好像跟人作对似的，老挂在天空中不肯挪下步子。那天我就在家里准备着去分肉，一般都规定在做晚饭时候去领肉，当时表还是稀罕物，用现在来推算大概就是三点左右吧。我将准备去分肉的中号小盆子拿出来，擦洗得铮亮铮亮的。没事做，过一会又拿出来擦一擦，那情形有点像第一次埋伏日本鬼子的小八路一样有些按捺不住。
隔壁的段锡军来叫我去人领肉了，我们就跑到生产队农场去分肉了。生产队的木大门紧闭着，大概还没有分好吧，已经有一伙半大孩子，也有大人、老人们在那里等着了，看样子比我们还急外，已经等了好大一气了。
有胆子大的就在外面喊：“队长，分好了没有，我们等着回家下锅过年呢。”
队长也在里面打趣：“吼个逑，再吼我就不分了。”
也许真的分辛苦了，大家都不敢出声。
不大一会儿，大门开了，大家一窝蜂地到大簸箕里找自家的名字，队长他们已经一小堆一小堆地分好在大簸箕里了，只要找到帖着自己名字的那小堆，往自家盆里一撸，也就可回家打牙祭了。
印象中也没有人对队长分肉提出过疑议，好像他们分肉都公平无比，不必怀疑似的。或许实在没有时间跟他们计较了，赶紧回家打牙祭了。
我找到了写着我母亲名字的那小堆肉，记得有一长条肥肉，肥肉里面有一块猪血，几坨排骨之类的。反正队长他们是按人头个数分的，也有一个标准，领了去回家做吃就是了。
自然奶奶已经到菜地里拔了蒜苗小香葱，应该准备的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段锡军和我小心翼翼里端回家那盆肉，不一会整个村子里就有蒜苗炒肉的小炒肉香味传出，于是整个村子就有了节日的气氛，那一夜整个白族寨子都沉浸在无法描述的幸福之中。
自然我也被那蒜苗炒肉的小炒肉香味陶醉了，怪不得奶奶考我世界上什么最好吃？我说是小炒，奶奶说不是，是饥饿最好吃。也许吃小炒的机会太少了，就觉得小炒是世界最美味的。现在再也吃不出那种美味了，是因为吃得太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那个年代的打牙祭，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出夜工
这几年，农业机械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村里的农忙无论是秋收秋种或是夏收夏种，农忙时间只二十天左右就搞定了，神速得让人有些吃惊。而在我还读小学的七十年代，生产队的农忙那是要忙到三四个月才能基本结束的。有一年年气候不好，经常下雨的话，打谷子差不多打到过年了。
不仅时间拉得长，而且有时候还要突击出夜工。秋收的时候，晚上也到农场出夜工打谷子。当时记得我正是上鹤庆金锁小学三年级上学的光景，听到生产队农场里要在夜里突击出夜工，就约了隔壁的几个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去生产队农场里出夜工打谷子。一方面可以挣几分工分，另一方面出夜工生产队里还供应一顿宵夜（也就是夜点）。对于当时我们这群经常挨饿的小孩子来说，自然对工分的概念不是那么强烈，最重要的是还能吃上一顿不掺杂粮的大白米饭和油荤充足的水煮洋芋片，运气好了还能捞到点油渣品品呢。
在家里吃过晚饭的时候，奶奶就提醒我少吃一碗，到吃夜宵时多吃一点，吃多了到时候生产队的夜宵就吃不下了。我就听奶奶的话，少吃了一碗饭，便就开始盼望着赶快天黑，然后赶快吃夜宵。
当然那顿宵夜也不是那么好吃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吃到嘴里呢。
天渐渐暗下来，大家陆陆续续往村西口的农场赶，反正差不多全村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一起了。自然跟我一样少吃一碗饭的人不在少数。那时候不是大家小气，是实在连碗饭都来之不易。吝啬小气是逼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腰缠万贯了，肯定也就大方大气了。
看看人到齐了，队长就安排人员。记得队长还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个亲戚，也姓王，什么名字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大家都抬捧地称他为王队长，自然名字也就印象不深了。
王队长把人分成几伙，强劳力工分最高的就专门站在滚筒打谷机后面负责打谷子，几个体弱的妇女就去做宵夜，还有的妇女就安排在打谷机面前清理稻草，也有专门负责搬运稻草和谷子的。对我们几个孩子他看也没有看一眼，可能他认为我们四个孩子是出来混宵夜的，也就不管我们。我央求王队长说：“队长也安排我们抱谷子吧。”
“小B娃娃出来捣什么乱，回家好好睡觉去。”他凶巴巴地赶我们回去，主要是因为要供应宵夜的缘故，出来的劳动力就特别多，我们就变成多余的了。我堂哥看见了，就对王队长说：“也让他们做点事吧，就让他们四个一边两个抱谷子到打谷机旁边吧。”我堂哥当时是生产队的出纳员，队长自然也要给他面子。他就答应了我们把堆成小山似的谷子，抱到打谷机旁边理好，好让打谷子的人顺手就能拿到。那情景有点像战争年代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的穷孩子要参加八路军，首长却嫌这孩子个子矮年龄小，经过反复央求才准许参加的情节。
我们比那被允许参加小八路的孩子还高兴呢！
记得我们邻居的其它三个孩子是：段锡军、段金才、王文星，段锡军和我在一组，段金才、王文星在另外一组。段锡军和我负责左手边的抱谷子，段金才和王文星负责右手边的抱谷子。队长说：“准备好了，开始打谷子了。”一个生产队的全劳动力全部都进入战斗状态，大家各就各位。队长将电闸刀闸上，滚筒式打谷机便欢快地运行起来，我们几个孩子非常卖力地跑来跑去抱谷子，一开始因为紧张也就忘记了辛苦，忘记了肚子饿。还生怕抱的不卖力，大人们没有谷子可打，会受包弹（方言：责怪之意），跑得非常勤快，将谷子在每边打谷子大人后面码得高高的一大排，打谷子的大人一转身就能拿到谷子了。
时间一长，我只觉得腰酸背疼脚软上气不接下气了，本来油水就少，还少吃了一碗饭，胃里好像有一样东西用爪子抓着似的空饿着。真是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刮风，越饿越没有东西吃。先前那种愉快劲，已经不知飞到哪个爪哇国了。此时此刻每抱一抱谷子都要咬紧牙关，否则就会要倒下似的。打谷机飞快地旋转着，大人们还是像先前一样，飞快地在打谷机上旋转着谷把子，一下就打干净了一把，有人已经在摧我们，赶快抱谷子来，否则就闲着了。队长也过来骂：“小B娃娃，让你们回家闲着，非要来凑热闹，现在不行了吧。”
我那三个同伴肯定和我一样，快要扒下去了！
这时《红岩》江姐唱的《红梅》那首歌在我心底响起：“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顿时充满了全身，我飞快地抱起谷子来，其它三个孩子都被我感动了，也就跟着飞快地抱着谷子。大人们见我们这么卖，也好像加快了打谷子的速度，不知过了多久，只听队长高声大气地喊起来：“停工吃夜宵了。”
队长一声号令，打谷机也就跟着停了下来，这时好像只有明晃晃的大电灯泡在“滋滋”地响着，盼望已久的夜宵终于快到嘴了。不过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在没有发生之前，盼望到来之时，显得特别的勾引人和让人兴奋，真正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人们拍着身上的灰土，从井里打了桶水，挤在一起洗手，不时开句荤嗑子玩笑。然后围到一大甑子大白米饭前面，还外加了两大桶水煮洋芋片。
我们四个人尽管累得已经不想吃东西了，还是跟着大人找了个大钵孟准备盛饭吃，队长却从生产队仓房那头向我们四个招手：“四个小B娃娃过来一下，把手里的碗放下！”
虽然亲戚，但那时候胆子小，就最怕队长，听他喊就乖乖过去。只见一张抽屉桌上摆了四大碗大白米饭，队长有点慈爱地说：“今天晚上你们四个小B娃娃比全劳力还表现得好，每人奖励一碗大白米饭。不够吃到外面再盛，可别撑多了，回去睡不着觉。慢慢吃啊！”说完就离开了。
我们四个人各端了一钵孟饭，我扒开饭正要吃，大白米饭下面露出了几块油渣，我们四个人相视会心地微笑起来。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地喊：“今晚上的油渣怎么这么少，打捞了半天也捞不着什么。”
我们这时心里都在偷偷地笑，刚才的劳累也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我好像吃了两大钵孟，段锡军还干了三大钵孟呢，几个人肚子都干得圆嘭嘭的。已经十二点了，大家就各自回家了，那天晚上因为吃得太饱，我梦见自己死了，被放在棺材里。第二天奶奶说我一晚都在踢被子，不过队长那油渣的味道确实太美妙了，现在想起来那酥酥油油的味道还留在面颊两边呢！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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