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性格怪异的朋友,名叫约瑟夫·达尼诺曼。虽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对他的了解多多少,我唯一了解他的是,他向来不喜欢跟人交往,喜欢独来独往的、不受人打扰的生活,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他身边的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性格十分怪异,显得与众不同。我曾经也因此而问起过他,可是他并没有给予我任何正面的回答,只是一个劲的以各种根本在他生活中就不存在的理由或借口搪塞过去,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一番敷衍而已。我很纳闷,他看起来完全是个正常的人,尽管他具备一定画画的天赋,可他并不是个真正的画家,他是镇上的一个生意人,一个靠出售日常生活用品及其它一些物品为生的生意人。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或者说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礼仪”,一个生意人更应该具有善结朋友的习惯才对,特别是跟那些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更不能有半点的马虎,但他却完全相反,他不仅不怎么喜欢结交那样的朋友,反而十分讨厌,一旦在什么地方看到那样的人,他总是习惯性的绕道而行,远远避开,甚至是那样的人到他的店里购买物品,他也总是以冷漠的服务态度接待他们,爱理不理的坐在电脑前观赏着美国好莱坞新出来的大片,或是一些具有一定意义的欧美电影。他这种怪异的举止叫人真的是有些难堪,部分那样的人正因为他这种怪异的举止而不会再回头到他的店里购买物品。有人认为,他的这种行为举止是在断自己的财路,他根本就不是个适合做生意的人;也有人认为,他的这种举止是对那种总是喜欢在任何地方都炫耀自己身份的人的一种回敬,就算是那样的人永远不会到他的店里购买物品,他的生意也照样在进行,镇上还是有许多人喜欢他的为人的。他正直、公平,尽管他不喜欢结交什么朋友,镇上的人也正是因为他是个正直、公平的人而喜欢他,他的生意也因此比起其它店铺的生意要好得多。他从来不巴结镇上任何一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去讨好那些在镇上比起他来要有钱得多的人。他热爱慈善事业,喜欢救济那些贫困的人,但他的救济是他亲自把那些人所需要的物品或是资金送到那些人的手里,而不通过所谓的任何一个慈善机构,也不会通过政府,他做慈善事业根本就不会给人家留下自己的姓名、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他并不希望媒体会对他所做的每一项慈善事业进行报道和特意的加以渲染。在他的心目中,做慈善的人不应该被报道,更不应该图他人来日的回报,因为慈善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是一种无偿的付出,至于这种无偿的付出会给他人带去怎样的帮助,或者是他人会在这种无偿的帮助的情况下会获得怎样的生活效果,那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付出者并没有什么权力去监督,但有一点他是认同的,那就是他若是把资金给了某个慈善单位或机构,他是有权力去监督这个慈善单位或机构在资金的安排中是否合理,他必须的清楚那些资金的用途。他的性格的确有些与常人不太相同的地方,对每个问题都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看法,一些被普遍性认为是正确无误的观念,他总觉得其中一定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会花上一定的时间去分析,试着从中找到那些很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每件事都有它的问题存在,就像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自身的缺点存在一样,要想获得那件事的真相,那就必须得找出存在于那件事里面的问题。太阳都存在瑕疵,更何况是一件事情或一个人!这一点我倒也认同。
我虽然是个从事小说创作的人,但在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思考的问题仅限于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索尔尼亚——思考的却是整个社会现象的问题,是一个局面的问题,这种问题覆盖了整个社会。他尽管只是个生意人,可是,每当我去拜访他,他都会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他刚从书店或网上购买的外国文学名著给我看,给我推荐一些他早已看过而我却还没有看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名著,希望我能够按照他的推荐到书店里把那些书买回去,并一一看完。我因此而怀疑,我这个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是不是根本就不专业,仅仅是个虚有其名的小说家,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或者……我经常在思考,他如果从事小说创作的话,肯定会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我并且因此而向他提议过,但他总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说,一个小说家不仅需要的是大量的阅读前人优秀的作品,同时也得具备小说创作的一定得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以生俱来的,世界上的那些大文豪都具备着这样的天赋;他很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又补充说,这天赋虽说是以生俱来的,但必须得有人去发现和加以培养,这个人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身边的亲人、朋友或老师。
“但很遗憾,我们的亲人或朋友,甚至是老师都不会帮你发现这种你以生俱来的天赋。知道吗,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只会把你往一个方向推,往死里推,往黑暗里推,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乌兰穆薛,你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对此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
每当他说起这些话题时总是侃侃而谈,半点也不像是个不怎么喜欢结交朋友的人。
说真的,我一旦去到他那里,面对他那副严肃而沉思的模样,我就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小说家,他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思想家,他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哲学家,我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他说起话来严肃却不失幽默诙谐,总会在无意中让你啼笑皆非,但你笑了,他却没有笑,还是一脸严肃的看着你,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你停下来。他说这是种不尊重对方的行为,除非是到戏院去看戏,看到舞台上那个扮演小丑角色的人,而他并不是舞台上那个扮演小丑角色的人。生活就是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属于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角色并不是小丑,这个角色是主角。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个社会上最底层的组成者、广大的贫民百姓。他教会了我去尊重每一个人,可是,从他对部分人的行为举止上看,他似乎根本就不怎么尊重那些人,并且在他的脸上刻画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表情,即讨厌的表情。
记得有那么一次,我去拜访他,刚走进他的店铺就有个一看就知道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入到他的店铺去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如果是其他生意人,在这个时候肯定会立刻从电脑前的座椅上站起来,前去招待顾客,就算不会前去招待或询问那个顾客需要买些什么用品,至少在顾客到前台付款时一定也会笑脸相迎,与那个顾客说些很是客套的话题,毕竟那不是普通的顾客,而是镇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但他并没有这样,从那个人进入到他的店铺直到到前台付款,他都是一脸冷漠的表情对待,倒是不停的与我说些他喜欢也是我喜欢的话题。我等那个算得上是他店里的顾客的人走了以后向他问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个顾客时,他给我的答案令我缄口结舌。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顾客,这是个寄生虫,这是个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外面吃喝嫖赌的寄生虫,一点儿也不值得我去尊重。
我弄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讨厌那些单位里的工作人员,只要遇上那样的人,单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与那些人有着不共戴天的某种仇恨,一种不可从他内心深处轻易抹去的仇恨,是一种可怕的仇恨。某些时候,他还会对着那些人做出某种被他称之为很是高雅的动作,譬如在那些人身后伸出中指或是伸出拇指的瞬间把拇指往下一倒,有的时候甚至面对着那些人“呸”的一响故意从嘴里吐出一点口水来,用很是鄙视的眼神看着那些人的面孔。我也提醒过他,说那些在单位里面上班的人其实有很多也是不错的人,他们中很多也心地善良,并不是每一个都像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可恶,可他并不我的这种提醒当回事,他坚信,不管那些在单位里面上班的人的心地再怎么善良,他们仍旧是某些东西的帮凶,而且他们那些人在那条路上久了也会慢慢的改变,变得和他们身边的人一样可恶,甚至是更为可恶和可憎,他们会用利益来埋葬自己的良知,从而走上只为利益或“荣耀”而活着的道路,他们会踩在每个普通百姓的头上前进,以普通百姓的痛苦为基础来建立属于他们个人的幸福,把普通百姓的生活视为奴隶的生活,对普通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些人都是利益的化身,那些人都是利益的奴隶,他们总是会见利忘义,这也就是说,那些人当中很多虽然是从百姓家庭而生,但一旦到了官场,他们就会因为利益而慢慢的改变自己,把自己过去甚至是那个家族还可能存在的苦难统统忘记,以自我的利益为核心。他总是会说,人是个多变且自我矛盾的可怕动物,宁愿相信狗或是猫,也别相信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到那个名利场或是即将进入名利场的人。
因为写作的缘故,我已经很久没有前去拜访过我这位性格怪异却又对普通人显得平易近人的朋友了。在这段我没有去拜访过他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创作两部名为《殉情》和《追梦人》的长篇小说,前一部是以爱情为主线,后一部主要讲述的就是我自己。我为了完成这两部小说近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把这两部小说完成,因为我并不是个真正依靠写作而生活的小说家,我必须的在写作以外另谋生路,我写这两部小说完全是利用业余的时间,每天只能有那么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写作,其它时间我必须得用来阅读那些我自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人类去阅读的书籍,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有着诗兴或者说是某种一闪而过的灵感的话,我也会用来创作那么一首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价值的现代诗歌。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将近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及诗歌,这其中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两部长篇以外也有十来篇的短篇小说和五、六篇的中篇小说,可天知道,我在一天工作的时候为了抽一支烟竟把随身带着的U盘当成了打火机,我打不着火就以为是火机没汽了,于是就随手把U盘扔到了垃圾桶里,等我回到家想拿U盘出来接着写那两部小说中的其中一部时,我才恍然发现U盘不见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我把那地方找了个遍,以为U盘会在某个地方,可我并没有找到,我因此而痛苦万分,恨不得以死的方式来结束我内心的那份痛苦。过了许多天,我才慢慢回忆起来,U盘是被我在那天当成是打火机用却打不着火而随手扔在了垃圾桶里去了。在我丢失了这将近三十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这位性格古怪的朋友,我很想立刻去拜访他,并且把我这次的不幸告诉他,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些鼓励,让我的心可以得到某些无法用言语或文字加以表达的慰藉,可以叫我把绝望转化为新的希望,或是起点。可是,由于工作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又迟迟不能前去拜访他,向他讲述我这次的不幸遭遇,或是与他秉烛夜谈,讨论一些与我写作相关或不相关、但是是他感兴趣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深入的对发生在社会上的某一现象加以分析,又或者是对思想家与哲学家永远都在探讨的人性进行一场颇为有趣的讨论也行。我决定要在我情绪非常低迷的这段时间去拜访他,这是雷打不动的事情,谁也无法将我的这个决定改变或阻止,我是必须得去拜访他的。
我知道,在我没有去拜访过他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的改变,他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尽管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去拜访过他,但在他结婚的那个时候,我是有去的,只是由于那个时候的他是新郎官,我不能与他讨论我们都感兴趣或是与我写作相关的话题而已。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给孩子举行满月酒的那天,虽说他的生活的确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这也仅限于表面现象,实质性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他并没有改变他那古怪的性格,他依然保持着那怪异的性格,他依然还是那个他,只是随着岁月的递增他也显得更加有智慧,但这并不是说岁月的递增就能够增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在岁月递增的情形下还必须得像他那样,保持着每天阅读或思考的习惯才行,并且这种思考又必须得有利益我们身心健康,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带来将会是一种扭曲的智慧。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他自己,智慧只不过是加深了他对某些社会问题或人性问题看法,在智慧的引导下,他更能够正确的剖析怪异的社会现象、人性问题及某个可能存在的骗局。从一定得意义上而言,他生活的改变也仅限于他与他的妻子建立起了互信的关系,他把他的妻子带入到了他的世界,与他的妻子共享着他智慧的果实,而他也分享着他的妻子带来的种种属于她的世界中存在的喜怒哀乐的元素,他生活的改变只是从单身式的生活变为家庭式的生活,在行事方面必须得考虑到他妻子的种种感受,他以前做事时从不会与自己的家人商量,但自从结了婚,他每做一件事都会跟他的妻子展开讨论,在获得他妻子的鼓励和支持的情况下,他才会去做那件他从来就不曾做过的事,而他的妻子每次都会鼓励他、支持他。我虽然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曾去拜访过他,但我们却经常保持着电话联系,而他生活上那种即有意义又存在许多乐趣的改变也都是我从电话上得知的,是他亲自在电话上告诉我的。我非常羡慕他的这种生活,这种能够被自己的妻子理解并支持的生活,他在这种生活只会越来越有智慧和勇气。
我要去拜访他,我不需要做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工作,考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该怎么寒暄,说些怎样才能令他高兴的话。我和他是真正的知己,我们一旦走在一起或坐在一起总是无所不谈,我们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从社会到个人,从爱情到亲情与友情。我也不用担心我的拜访会令他与他的妻子不高兴,因为我清楚他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时常在他妻子的面前提起我这个自称为小说家与诗人的人,把我本身的缺点也说成了优点,我敢肯定,当我出现在他家的那一刻,他的妻子也一定会像他一样喜欢上我,愿意与我来往和交流,我的长相毕竟还算和蔼可亲,并不是那么叫人厌恶和恶心,加上我的言谈举止并不粗鲁或者说是那么的世俗。因此在今年八月十五的那天早上,我就真正动身前去拜访他了。
我乘坐客车到了他居住的那个镇上,我并没打电话把我要去拜访他的这一件事告诉,我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走出车站,沿着人行道慢慢向他的店铺所在的位置走去。我虽然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拜访过他,但我还清楚的记得他的店铺的所在的具体位置。在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中,英国科学家约翰·欧基夫与挪威夫妇梅·布莱特和爱德华·莫索尔不就是以发现了人脑中存在着“GPR细胞”而获得了该奖项吗?我就是在“GPR细胞”的导航下向他的店铺的具体位置走去,沿途欣赏着镇上变化及人行道旁边的风景,镇上的许多人都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并不认识那些人,而那些人也不认识我,我与那些人完全处于陌生的状态,我不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向他打招呼,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过客,他们也同样只是我生活中的过客,彼此间谁也不会长驻在谁的生活中。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中,我却走到了他的店铺的门口,他的店铺的门已经关闭,我不得不从口袋里拿出破烂得不堪入目的手机来,拨通他的电话,刚一拨通,他立刻接了电话。在电话上,我并没有与他做任何的寒暄,而是单刀直入,说我已经到了他的店铺的门口,他听了我这一说,在电话上就非常的兴奋起来,说他马上过来店铺的门口接我。尽管我不能看到他当时那兴奋的表情,但我敢肯定,他一定在当时是堆满了笑容,并且以某种我现在已无法描述或形容出来的眼神看着他那正在忙碌的妻子。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他果然骑着那辆在他结婚时购买的摩托车到了我的面前,我因此也就坐到了摩托车上。
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看到我的第一时间就非常热情,而这种热情并不是装模作样的,很不做作,真的是出于她的内心,并且还向我表示,她非常愿意让我成为他们家的常客,希望我经常到他们家去,与他们就关于生活或者是如今这个社会做一些思想上的交流,互换一下彼此间的看法和观点。她的这种出自内心的热情感染着我,让我有种真正处在一个属于我且非常温馨的家庭中,她就像是个仁慈伟大的母亲,或许这是每位女性身上都藏有的特点吧,这就是女性身上的母爱吧,但不管她的这种热情是出于女性身上怎样的特性,她的这种热情都是真诚的,她的这种热情让我身心温暖,好似正午时的太阳,幸福与喜悦也因此而从我心底深处洋溢而出,流过我的每一根血管与神经,我险些想跟她坦白,愿意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永久居住这里。
我幸福的坐在沙发上,可这幸福瞬间被约瑟夫·达尼诺曼的一个问题给淹埋了,这个问题是关于我写作及生活的。
“你的写作怎么样了?我知道,你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甚至可以说你是这方面的天才,你从三年级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写作。”
我因此就把我那不幸的遭遇向我的这位朋友述说了一遍。在述说的整个过程中,我有些沮丧,怀疑是不是上帝有意让我停止小说与诗歌的创作,是不是命运在有意的捉弄我,跟我开了这个很可能会叫我持刀或服毒自尽的玩笑。说句实在话,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可我除了小说与诗歌的创作以外,我根本就不想从事其它与这两者无关的工作,我想过创业,但创业的每个念头都与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了文字,我已经生活在了文字的世界。
“这么说,你两年多的心血就那样一瞬间化为乌有了?”
“那不是。”
“乌兰穆薛,我很同情你的这种遭遇。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而言,你创作出来的文字就像是你的孩子,你是在用生命与智慧来孕育这个孩子,你珍爱她甚至胜过某些人珍爱自己的生命。可是,事情既然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说明这其中肯定存在必然的原因,这是上帝的旨意。你还这么年轻,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创作。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司汤达不是在三十岁才开始他的小说创作之旅吗?看看世界上那些真正的文豪,谁又没有经历过坎坷?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司汤达,卡夫卡,索尔尼琴,爱伦坡,狄更斯,蒲宁,等等,他们在小说的创作的路上都遇到了不少的坎坷,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政府对他们的镇压,甚至威胁,像但丁、维克多·雨果和蒲宁这样的小说家不也是被流放过,索尔尼琴不也被当作囚犯关押过?但他们都怀着坚定的信念坚持了下来,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乌兰穆薛,你必须得记住,坚定的信念才能让你获得最终的胜利。你作为一个小说与诗歌的创作者,我认为对于信念这个词,你的理解肯定比我的要深得多,你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你认为信念来源哪里?”我问他。
“我认为信念来源与一个人对某件事或物的肯定。你呢?”
“与你相同。信念来源于我们对事物的肯定,但这种肯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我们对那件事或物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得出了最终令我们信服的答案,这答案也就是我们的信念。”
“我作为一个小说的阅读者,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给你一个忠告,那就是你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做任何集团或政党的代言人,否则你的创作就是慢性自杀,或是在扼杀群众的思想。你作为一个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者,你得以你的立场去创作属于你自己的小说及诗歌,而这种小说与诗歌可以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你得具备形容上学的意识,这个意识是你创作小说及诗歌最基本的提前要素,世界上那些令人叹服的文豪也都具备了这个要素,而我也相信你具备了这个要素。
“其次,就是你务必与那些连我这个不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人都鄙视的人得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些人就是寄生虫,是吸血鬼,你一旦与他们靠的太近,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吸干。”
“吸血鬼倒不可怕,可怕的是章鱼。”
“是,维克多·雨果就在他的那本《海上劳工》里面描写了那样一条可怕的章鱼,但我们的生活就被这样的章鱼包围着。机灵的吉里雅特可以用匕首割下章鱼的脑袋,可是乌兰穆薛,你我并不是那个机灵的吉里雅特,要想战胜这条可怕的章鱼并不容易,而且我们的民族早已习惯性的让章鱼吸干他们的汁液。”
我无言以对。
约瑟夫·达尼诺曼虽然不像我一样从事小说与诗歌的创作,可他看问题却比我透彻得多,他总是能够抓住问题的重点对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单从他表面的生活上看,他与社会上那些庸俗的人别无二致,但是你如果能走进他的世界,你才会发现,他原来是个有着更大抱负、志向远大的人,他虽然在镇上从事着日常生活用品的零售商这个工作,可他每天却在专研着他的书籍,他希望能够从那些书籍中获得更多的智慧,最终以智慧战胜一切。
从他给我的忠告中分析,我也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那些人那么冷漠,甚至极为排斥。那些人在我们的世界里成了吸血鬼,而可怕的章鱼又包围了我们的生活,那些人显然就是章鱼的帮凶,或者说那些人就是章鱼全身上下的那些吸管,吸血鬼与吸管的区别就在于吸血鬼是间接性的把你的血液吸干随即让给章鱼,而章鱼本身的吸管就是直接性的从你体内吸取汁液。他憎恨那可怖的章鱼,自然也就憎恨着那些属于章鱼的帮凶的吸血鬼,这是不难理解的。
【编辑:卓礼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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