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姨爹的故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谭继贤    阅读次数：9325    发布时间：2017-05-07

我这姨爹名叫王永俊，是我三孃的丈夫，因为嬢孃多，便在称呼他们时，在前面加上姓氏，以作区分。

我外公在遵义市定居的兄弟两，都多子女，共用一个大排行，我便有了众多的嬢孃舅舅，有的岁数还比我小呢。三嬢是我母亲的堂妹。

对王姨爹最初印象的记亿，是我在遵义市育新小学读“一巴巴”（一年级）时，在我二嬢的家中，与小了我4 岁的表弟庆华一道。那时二嬢家就住在这所小学的斜对面。

王姨爹军装、军帽、军人气息十足，似乎刚刚“抗美援朝”回来不久，他和三嬢生的儿子——我的表弟源泉——还没有满周岁。

他笑嘻嘻的把我和庆华叫到写字台边站定，对我们说：“来，我变个把戏跟你们看。”

只见他摸出一个新新的毫子（硬币），抛了一抛，然后用大指拇和中指拇夹着毫子的棱边，在桌面上那么使劲一转，毫子便滴溜溜的旋转起来。他突然“啪“的一声，按住毫子，嘴里说着：看好喔，看好喔！左手则扬起在我们面前大幅度的晃了一圈，还比了个抠枪的动作。

待我们收回眼光看他抬起的右手掌时，毫子却不见了。正与表弟惊异间，他仍是笑嘻嘻的，将右手往下一抖，毫子从衣袖里滚落在桌子上，还那么半伏半起的“嗞嗞嗞”晃了几下方才落定。

以现在推算，王姨爹那时也才二十四五岁。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是19岁，与他那位中共地下党员，于贵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枪杀在贵阳南厂临时刑场的五哥王永年一般年纪。还曾看到过他在“上甘岭”阵地前照的一张相片，半身，脸上透着胜利、喜悦表情。他那时是连队的文书，退伍后分配在遵义运输公司工会工作，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读二年级时，突然觉得学校里异常热闹起来，也像大街上似的，墙上糊满了大字报，还有漫画和标语。空气的紧张，连我们这种到懂不事的“半截大爷”都感受到了。听大人们说，这是在“反右”，抓“右派分子”。老师也教我们唱这方面的歌，由于教者唱者都慷慨激昂，握拳挥臂的，虽事隔60年了，仍然印象深刻，对所唱之歌记忆犹新。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公民，

我们是头脑清醒的战士，

在这巨大的风浪里，

我们勇敢意志坚定！

右派分子，好狠的心，

伪装进步，反共反人民。

妄想推翻党的领导，

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不答应，不答应！

决不答应，决不答应！

还有一首记不完全了。

· · · · · · ·

右派分子害了怕，

缩着脖子来招架。

抵赖狡辩假检讨，

想蒙混过关再欺压。

人民的眼睛，看得清呀，

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

若不彻底悔过来转变吶，

坚决要铲除毒草不——留——情！

抓出“右派分子”的情况究竟如何，当时毕竟是小娃娃，自然不清楚这大人世界里发生的事，但却对两位女老师留下格外清晰的印象。

一个是我的班主任张化伦老师，卷卷头发，30多岁，头天都还在给我们上课，第二天就不见影了，以后也不知所终。

另一个老师叫谭学操，因为与我同一个姓，大字报上面的名字又写得大，留在了记亿中。不过名字和相貌联系不起来，也就是说，知名字不知样子。她俩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不知道。

对谭老师的后续情况却有些了解，这大约就是老话说的“无巧不成书”罢。

这谭老师后来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蒙冤入狱5年，58年刑满后又被送去新疆建设兵团“就业”的爱人一道生活，留下时年6岁和4岁两个女儿，托付与邻居一唐姓好心肠婆婆一道生活，每月付给生活费。紧邻着遵义老城有名的“和尚米皮店”。与我是街坊邻居，百十来步，转弯就到。正好我有个患难好友和她们同住一个院子，不时见到这两姐妹蹦蹦跳跳的进出。

巧中又巧的是，这两姐妹中的姐姐，后来竟与我成为了亲戚，且大了我一辈。我须喊她“舅妈”，虽说小了我三四岁。

她与我母亲的异母弟弟，我称之为的“十六舅”——比我小两岁——在“广阔天地”里相识、相爱、相濡以沫结为了一家人。我这小舅舅是男子汉，当“知青”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况味无须多说，这“舅妈”呢，则不妨以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聊作她知青岁月的注脚：“我下乡是17岁，我们生产队很穷，最差的一年，每个劳动日只值8分钱。我背过牛粪，下田插过秧，背过煤，偷过别的生产队的柴，还修过铁路。还当过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4元。而且知青当得特别长，68年下乡，77年才招回······”

谭老师在新疆呆了15年，等到了“平反”的雨露阳光，得以回到遵义市与女儿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精神矍铄，身体康健，正向着“百岁老人”方向迈进。

自然，老人家的情况是听我胞兄摆谈的，我仍是没有和她照过面。起过好几次念头，说是去拜望拜望老人家，都因离乡别井在外，回乡时少且匆匆，没有顾得过来。看来是刻不容缓，得抓紧了。

有些信马由缰了。

王姨爹突然就不见影了，听大人说，他也成了“右派分子”，在集中学习接受帮助呢。

三嬢不时抱着孩子到我外婆这里来，后来干脆与我们住在了一起。我因为父母早逝，与外婆相依为命着。

房子虽说逼窄，转身都困难，到底热闹，我还有个小弟弟逗着玩。外婆没有说啥，我自然更没有意见。

三嬢其时在遵义印刷厂工作，当装订工人。哺乳期阶段时，表弟源泉就不时交由我外婆照看。听外婆曾经惊骇的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这刚过周岁不久的小表弟一个人睡在床上，三蹬两踢的缩在了被条下面，被捂住了。外婆从厨房到屋里拿东西，听到床上动静有些不对头，赶紧揭开被子，见这小家伙满头大汗，哭声微弱。外婆说：我当时脚杆都嚇软了，过后好几天才敢告诉你家三嬢······

后来又断断续续的听说，王姨爹被送劳动教养了，在贵阳出去一个叫中八农场的地方。说是他闹工资，觉得自己定二十三级不合理，少评了半级。于是就趁“大鸣大放”之机，给领导找麻烦。正如他后来在《新生报》上写的一篇感恩与悔恨交织的文章《党的恩情永不忘》中所说的：

“1957年9月，我趁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由于我当时不认罪认错，因而受到了劳动教养的处分。······”

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忍不住好奇的问他：“王姨爹，就这事你就成了右派分子吶？”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

不一会他告诉我，说他们里面有个原来当过科长的，说他们的局长那酒糟鼻子一看就像个酒鬼，被认为是不尊重领导，于是成了右派。

当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后来看到听到一些史料，释然了。

有单位开落实“指标”会时，一人内急上厕所，与会者便将本单位被要求落实的“右派分子”比例摊在了他头上，大家轻松了，他却遭了若干年的罪。

倘若知道命运会如此作弄人，那位前科长大约宁可把嘴巴闭馊臭，而内急者便是拉在裤裆里大约亦不会着急那一时半会吧！

庆幸那时年纪小，不懂事。

不过那时节好像也有着小小年纪不懂事者的奇葩“龙门阵”（故事）呢。

1957年，四川达县（现达州市通川区）12岁五年级小学生张克锦，应邻居一响应号召向镇领导提意见的冉姓叔叔要求，替他画了一幅讽刺漫画，结果冉叔叔成为右派分子从高处跳下一了百了了。考虑到张克锦同学毕竟是未成年人，有关领导经认真研究后报请同意，定他为“右童分子”，投入监狱7年。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夏秋冬春21个年头，直至1979年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平反通知书》也才随之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在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昔年的母校已旧貌变新颜，当初稚气未脱的“红领巾”，已然成了喉结突起的须眉大汉，步向了“不惑之年”。

王姨爹是1958年被投入教养的，时年26岁。三嬢23岁，他们的儿子一岁半。他的工作打脱了，三嬢尚属于学徒工期间，每个月十六七块钱，母子俩的生计顿时有些困窘起来，好在那时生活水平低，外婆又摆得有一个豆豉颗小摊，好歹可以拉扯三嬢一下。孩子的奶奶享受的依然是“烈士家属”待遇，国家有着相关照应，生活上倒也不用三嬢过多操心，只是适时走动走动，慰籍慰籍这70来岁老人的寂寞而已。后来成立了敬老院，国家包了她的衣食住行，每个月还发给3元零花钱。这敬老院设在遵义桃溪寺，是个有山有水有风景的好地方。曾在幼年时随三嬢与源泉表弟去看望过老人家。

表弟的爷爷“走”得早，城市贫民，生前主要以当“八字先生”（算命）为业。与“奶奶”共生育了6个儿子，仅有老五王永年和老幺王永俊得以成人。

老先生既是算命的，自是识文断字，有着一定文化，老五取名“永年”，到不一定是得自曹孟德“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诗句，但希望儿子能得养天年的殷切心思肯定是有的罢。至于老幺的“永俊”名字，体现出的自然是美好、常好之意，也是寓进了情意在里面的。

据说两子的文化，都是由老先生启蒙的，加上后来自身的好学，永年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永俊因有文化，方才得以在部队司“文书”之职，回地方当上工会干部。遗憾的是，一时的不冷静，有负了亡父的期望，浪费了烈士哥哥创下的进步条件。不然，前景是极有可能“永俊”下去的。听说当年就有老辈子用家乡老话说过他：

“跟到好人学好教，跟到端公学鬼跳。”

王姨爹倒是抬腿就走了，只是苦了我那正值青春华年期的三嬢。那时小小年纪，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审美观，但也直观的觉得三嬢长得好看。有酒窝，一说一个笑，老人们都说她长得“小乖小乖的”。

三嬢还极为善良。记得那年我触犯国策，超生二胎，很不招人待见，她却兴致勃勃喜滋滋与我同样善良的二嬢、九嬢一道，买这提那的来看望我们。尽管自身生活不宽裕，小子周岁时，她还给买了双漂亮的红色小皮鞋。

这自然也是后话。

三嬢曾是解放军16军文工团的一员，当年也想去朝鲜的，由于尚不足16岁，家长的态度也不干脆，于是“泡汤”了，她为此气闷了许久。

原本说王姨爹顶多3年就可以回家了，可我再次看到他时，已是6年后的1964年。他回遵义探亲，仍然在中八农场接受着“教养”，大约已经可以享受度假期了吧。

他穿了一件翠蓝翠蓝的“阴丹布”衣服，人瘦、黑，表情淡然，老了一大头，与给我们玩毫子时的形象和气度都有了明显的区别。虽则不过32岁，在我们眼里却似乎有了名副其实的“老辈子”味儿。

又一次见到王姨爹，又过了3年，即1967年的9月份，已是他投入“教养”的第9个年头，远超了国家出台的“3年”最高年限。不知道他是表现得太好人家舍不得放呢，还是表现尚待加强要继续“教养”呢。

后来，如他情况所似的若干人获得“平反”，才知道被“教养”10多20年的人多了去了。

那次是受了三嬢之托，要我带源泉表弟去看看王姨爹，盘缠自然是她出的。当时我19岁，源泉11岁。三嬢放心让我们出行这200多公里，我也敢于给她拍胸脯打包票，是因为积累了出行经验的。

有幸得以参加过“文革”初起时，国家免费提供乘车坐船作全国游并吃住不愁的“革命师生大串联”活动，开阔了眼界，练肥了胆儿。这点路程，实在是小菜一碟。

去到贵阳上了清镇的班车，一打听，才知不用进城，得在一个叫“东门桥”的地方下车，从旁边一条路步行几公里，方能到中八农场。表弟虽说随三嬢来过，到底当时只是几岁孩童，且隔了好多年，那里还说得出个所以然。

于是下车后又是一番打听，走走问问，问问走走，

毛雨菲菲，差不多两个小时，方才找到了王姨爹所在的住地。管事的听了我们的来意，看了我递上的证明，又看了看我们这一大一小两个“落汤鸡”，于是对着不远处一栋独立的平房大声喊到：“王永俊，有人找。”此时大约下午1点来钟。

一声回应，快速出来一个人，从面孔上一看，自然知道是王姨爹。解放鞋，一身灰不溜秋衣服，与3年前在遵义着“阴丹蓝”相比，又是别一番形象。黑瘦依然。

征得同意，他把我们带进他的住处，拿了块汗味极重的毛巾给我们抹脸拭水，表弟则是由他亲自擦拭的。

这房间宽大，长方型，进去，从门左侧到们右侧，一溜大通铺，床位一个挨着一个，得有好几十个吧，只有中间一块空地公用。大约正遇了他们午休，里面的人或躺着，或坐着，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或随便看上一眼，或者视而不见。

王姨爹听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又去找管教干事作了说明。然后在一个人的陪送下，带我们到一公多里外一个叫“九化公司”的在建企业的简易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他们不吃，说吃过了。

饭后，王姨爹详细给我们指明从小路去县城的路径，叮嘱一路小心，就和我们分手了。

我和表弟走山道，穿铁路，翻山梁，约摸五六公里，找到县城汽车站，坐下午的班车离开了清镇。

不久，我被招到九化公司当学徒工，成了王姨爹的“紧邻”，顶多20分钟即可到达他的“王二寨大队”。这才留意到，出门满山遍野都是果树，尤以桃树居多。

离开家乡时，胞兄对我说了：你离王姨爹近了，见面很方便，不要走得太勤，搞好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王姨爹他理解的。······

大了我一岁半的胞兄同王姨爹有着书信往来。他的话我明白。

进厂的第二天，领导便召集新来的学徒工开会，其中有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复告诫我们，说厂的后面是中八农场，里面各种各样的劳教人员都有，复杂得很，不要到处乱跑云云。初来乍到这陌生地界的我辈小青工们，自然是点头如鸡啄米状。

其时正是“文革”火热进行着的第二年，派斗严重，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动正向着纵深发展，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

王姨爹的确“理解”。第一次来找我时，虽说尽量在形容着装上作了修饰，那面相，那神情，那味道，仍然掩不住浓浓的“异类”气息。不免引起室友们的好奇目光，我也有些心头蹦蹦的。

送他下楼时，他一再要我回去，叫我不要送了。对我说，如果你们有同志问起，就说我是你老家的邻居，来找你有点事。我感觉脸有些发烫，点了点头。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摘帽”了，有事请假可以在这周围团转走动的。

不过这“摘帽”和“戴帽”的待遇，从半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上观察到，好像差异并不算太明显似的。

那是我的大舅和十舅来厂里看我，说将就去看看王姨爹，看是不是约他出来吃顿饭。

到得他那里，正是中午时分，管教干事只让见了一面，不同意外出。以他的职责、角度、言语表情，可能让人生出他的态度有些生硬的错觉罢，一来二去，我那血气方刚的十舅竟与他吵了起来，引得院子里面的人扬头探脖，远远观望。

我这十舅是三嬢的异母弟弟，当时也就二十三四岁，退伍不久，分配在花溪一家机械厂，一身微微泛白的合体军装，高大威武。

大舅赶紧拉劝住十舅，王姨爹则弓了腰对“干事”赔笑说好话，我站在旁边不敢吭气，深恐事情闹大。

自然是不欢而散。离开时，听那四十来往岁的干事同志很不屑的嘀咕了一句：哼，不是看你那身军装，有你小子好看的！十舅亦是气忿不已。

说真的，我真怕事情闹大，风声传到单位，让领导产生想法：跑到这样的地方，还有着这样的亲戚！后果可以想象。当时对所谓“前途”的观念到不十分看重，主要是觉得这份工作得来不易，中央企业，分配进的又是一个“军工车间”。政审颇严，要求的是“根红苗正”，倘若因此连带把一二“瞒报”了的“史实”翻捡出来，八成是打铺盖卷走人的多，厂里已经有过了这样的先例。

这之后，和王姨爹接触的时候不算多，他找我的时间也少。1969年厂里安排去上海学习一年，次年回来时，得知他已经于头年的10月份解教回原籍了，由三嬢和源泉表弟来接走的。他1958年入场，1969年回乡，接受“教养”11年。我与他在这相离咫尺的天地里共处了一年半，连同那次“风波”在内，大约见面有三次吧。

王姨爹还极喜欢文艺创作，当兵时便发表过作品，主要是曲艺、民歌之类的。成了“劳教人员”后，自然没有了这种资格，可他割舍不下，仍是痴心不改，私偷私磨都在写。这于他的身份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当被发现，后果严重。据说在他们中间，是有着检举揭发有功，违规违纪受罚的规定的。

我常惊异他处于那样的心态，那样的居住环境中，众目睽睽之下，体力劳动之余，居然还“歌”得出来，而且字迹工整，有如印刷体。大通铺，几十号人，吃住行在一起，基本谈不上有私密空间，却捉得出空干此“勾当”，还能避了人耳目，是得有番功夫才成的。不过，从后来一些资料中得知，他们这一群体中，汇聚了各种身份的人，颇是卧虎藏龙，或许有发现王姨爹行为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可知罢。况且那时又没有稿费，被“文革”破除掉了。投稿得中，鼓励作者的，不过是一些时新的学习资料而已。所幸的是寄稿件不花钱，在信封左上剪去一个小角，注明“稿件”就可以了。

稿件即便可以采用，编辑部还是相当谨慎的，以免被人钻了空子，惹些麻烦事出来。那时“农场”是什么性质，其中的主要人员构成是什么身份，人们是心知肚明，不消说得的。

王姨爹便将作者地址落为“贵州中八果树园艺场”，给不明就里的人生出这似乎是个“科研单位”的感觉，以增大投稿得中的保险系数。

但因为有着 “中八”的字样，编辑部不用而退稿——那时稿件不用，无论长短多少，基本上都是要退还给作者的，不似现在似的石沉大海的居多——还是会准确无误的退回到作者单位的。

王姨爹自是耳根不得清静，受到严肃的训示和告诫。鉴于稿件都是歌颂领袖，赞美大好形势、壮丽河山、火热生活的“正能量”内容，且悔过态度诚恳，服从管教虚心，于是，最终给予“下不为例”的警告，算是放过了他。

大约是技痒或者是激情难抑罢，一当有了感触，灵感驾来，他便又失去了“耳性”，故态复萌起来，只是行事聪明了些。

想出了当“无名英雄”的主意。

他费心费力、忙里偷闲、避人耳目的写出稿子，署上亲亲戚戚，举凡有言论自由者的名字。三嬢、大舅、十舅，胞兄、我本人，都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遇了退稿，寄向的是署名者的单位，与王姨爹也就无有了瓜葛。这样，他抒发了情感，我辈获得了名声。

不过，由于他下笔的内容写者众多，艺术表现手法又不是太突出，竞争力也就不算太强，因而，我辈的名字变成铅字上书的情况也就有限。至今我还保存有他以我的名义的退稿，令人唏嘘。

好在有关部门适应形势的需要，办有一份《新生报》，供表现好的“两劳人员”——劳改、劳教——作耕耘园地，发抒心得、体会、情感用。但是须经检查认可，外投稿件则被严格禁止。王姨爹自然是“珍惜”这样的机会的，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名实相符署上真名为《新生报》写稿，由于切合自身具体情况，内容也贴近自身生活实际，“命中率”便有了提高。影印附上的便是他当年兴致勃勃送与我收藏至今的部分作品。同时，他也借机外投一些其它歌颂性内容的稿子，方法仍照如前所叙。

王姨爹回遵义后，人身固然自由了，生活来源却有些令人搓手，不比在农场好歹不焦衣食。三嬢40多元的收入，一家4口人花用，难免紧巴。儿子、女儿倒是日渐长大了，也有好用的脑，勤劳的手，无奈没有粘上烈士伯伯的光，倒是受了“右派”父亲——虽说是已经摘了“帽”——的累。总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东一下西一下的“打零戳戳”（做临时工），所得自然有限。

王姨爹其时也就40上下年纪，虽说对创作方面依然热爱，毕竟是不能当饭吃的“木本经”（无实效之意）。捉空弄弄可以，还得为家庭生计出点力，自己荷包里也摸得出几文活钱才是。

一介文化人，尽管有过多年的劳动训练，那时年轻，又是憋着股“脱胎换骨”的劲头的，闲下来，劲泄了，岁上了，其实比缚鸡之力也大不了多少的，也就只有找那等适合的事情干了。

一次回遵义探亲，路过热闹的丁字口，无意间看到王姨爹在“大饭店”——现在的中国农业银行——门前卖金鱼。人蹲着，占小块面积，头发泛花，面前摆放着盆盆缸缸，正与几个蹲着看金鱼的小孩子谈笑着，因忙办事，和他随便交谈了几句，便分手了。

还听说他与我大舅一同做过木工活，是那种被认为这行中技术性要求不太高的“钉子木匠”,不须凿眼打隼头之类，主要靠钉子拉拢起来就行。技术含量不高，酬劳自然也就不高。

我大舅本来是从事教师工作的，因为有“家庭历史问题”——他的父亲，我的外公当过国军军官，虽说上过抗日前线，并且很早便解甲归乡了，到底与红军在遵义城头交过战火，老人家过世了，“债务”便落在了大舅身上。在“文革”中名誉身体加倍受损受罪自是不消说得，一度连“浇花育苗”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亦侧身“打零戳戳”队伍好些时日。

好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终于等来了云开雾散，雨露阳光，彻底平反了。现有着几大千的退休金，安享着晚年，虽已八十有五高龄，身体康健，儿女孝顺，与我同样受过苦难，同样高龄康健的大舅妈在儿女们陪同下，游玩了国内国外不少繁华闹市、名山大川。算得上是苦尽甘来了。

王姨爹就没有大舅的福气，虽说也等到了“平反”春雨的滋润，无奈天不假寿，身处的又是日益不景气的企业，患下重病筹资报费困难，于是“花甲”过后不久便撒手而去了。此为后话。

王姨爹在时麻将牌已经风行，他亦喜好。

那时是手搓老式打法，“数番”的，1分钱1番，清一色100番，1元钱。一人“糊牌”，三家开钱，不像现今的机子“川麻”，谁“放炮”谁开钱，不殃及他人。你荷包里揣上20元赌资，尽可以宽宽心心的上场去“豪赌”它一把。

喜玩，赌资又不易筹得，属于赢得输不得的那家子人，不免就生了些穷则思变的“想法”。于是王姨爹便往往约上我的一位稍大于我的舅舅一同“出征”，其时我这舅舅工伤病退在家，有着一份微薄薪水，也是好“麻”之人。

两郎舅预先“告好点子”（作弊之意），谁“叫”牌了，便作出暗示，“筒子”摸眼睛，“条子”摸鼻子，要“万字”则摸摸嘴巴，脚尖在桌下点击对方，报出数字。

初时的确是赢多输少，没有失过手，也没有被牌友抓过“现行”。到底谁也不是“憨包”，时间稍长，还是有些端倪惹牌友生疑，于是，尽量不让他俩同一张桌子，拆散了他们的“同谋”关系。······

总之，“解教”回乡的10年间，为使手上能有几文活钱，王姨爹还是很作了一些努力的，毕竟三嬢给他的零用钱有限，他似乎亦不愿意多开口。直到1979年他也沐浴着骀荡春风，被落实了政策，回到原单位——遵义运输公司，恢复原级别——行政二十三级，从事原工作——工会干事，——有了一股“长流水”——固定收入，算是同腰无分文或者是无有几文的羞涩状况彻底“古德拜”了。精气神也焕发了许多，时年47岁。

王姨爹69年“解教”回家，至79年“平反”，过了10年身体自由的日子。从79年起，真正回到“人民”的队伍中，荷包里时时摸得出“活钱”，至96年过世，享受了17年身心皆自由的光阴。这大约是他六十四年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旅途罢。

曾听他由衷的赞叹过：还是邓伯伯（邓小平）好哇！

这时节，文学艺术方面也再度逢春，举国热衷，一片欢腾，文化人文思泉涌，诚所谓“大狗小狗都在叫”（引伸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话意）。

王姨爹亦自然心舒气爽，再度焕发创作冲动，连带把我与胞兄也激励得热情澎湃起来。他一度成了我的榜样，特别是翻看着他剪贴成册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他的那种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又再度合上时代节拍。记得他发表在《黑龙江演唱》上的唱词《华主席天安门上挥巨手》，便让我捧读、揣摸了好一阵子。并模仿他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写了些类似作品投递出去，居然在贵阳群众艺术馆的《群众文艺》上发了一首民歌。因是“处女作”，至今尚存印象：“科学种田田变样，望天田交高产粮，小季不小大季大，大季到来改粮仓。”

王姨爹也随之成了本市挂得上名的文化人，入了作协，进了曲协，谈笑风生的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

他的大名还上了省刊《山花》杂志。还记得他发表在上面的一篇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诗歌中的几句：“南疆炮火飞，边关战鼓擂。······我军捷报频，惨败是越鬼。”

80年6月初，在由《山花》编辑部于贵阳贵山饭店召开的创作会上与王姨爹相遇，自是欢喜异常，于是邀他合了一张影。

三嬢先王姨爹两年离世。刚刚进入60岁，患的突发心脏病。人瘦小，亲戚们都说她是愁死的，累死的。退休后女儿顶替她进了印刷厂，儿子也在父亲的单位解决了工作，一家人都窝在企业里，效益不怎么样，这“改”那“改”，这“金”那“金”的花钱营生却多，常常都见她念念叨叨、忙忙碌碌的，终于不支······

进入暮年之人，两老相依，倘是男老先走，倒还不怎么妨事。男老先打了“单”，失了内助，难免杂乱无绪，顿感没了倚靠。儿女会嘘寒问暖，自是不消说得，可到底要忙奔生计，无暇过多去理解老人心中的况味亦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身边有着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绕膝嬉戏，肯听“爷爷”说这道那，小丫头也对“爷爷”提这问那。小尾巴似的随着“爷爷”走这玩那，牵在掌心的肉肉小手温着他的掌心，也甘着他的心田，含饴弄孙，解了王姨爹不少的寂寞。

1996年冬天，时令进入腊月，离春节还有10来天，王姨爹也被病魔扑倒了，是凶险的脑溢血病。

孙女最先发现“爷爷”喊不应，待家人聚拢床前，王姨爹已没了意识，唯有喉间发出扯扑打鼾似的齁齁声。

请来熟识的医生到家，他翻看了王姨爹的眼皮，摇了摇头。表示就算出奇迹能够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随后环看了看不大却显得宽敞的房间，向兄妹两投以探询的目光。

其时向单位求助，单位已呈垮流垮滴状态，告无钱可支，叫自家先垫着，以后再说。

那时医院的收费标准虽说还不怎么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底还是令一般企业的普通收入者作难和挠头的，况且还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希望的恶症。

表弟看了看父亲，没说话，表妹背过脸去，水泥地面上现了几点湿痕。

于是，在家人的守护下，经了五六个小时，王姨爹的打鼾声逐渐弱了下去，直至消失。······

在亲戚朋友的抽合帮助下，办理了后事。

家族亲朋中不乏爱笑爱闹的小辈人、平辈人，于是唱着“送战友，踏征程”、“哥哥你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之类的歌子，算是热热闹闹的送走了我的这位王姨爹。

那年表弟源泉买了个“北京炉”，大约还没有完全掌握住性能、要点，总也封不燃，常要重新生火。王姨爹的书稿之类便不时被表弟媳作引火之用，竟至一个冬季。

作者简介： 谭继贤， 贵州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自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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