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曾经十五岁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张翼    阅读次数：18250    发布时间：2018-05-06

我十五岁那年，考上了全市唯一一所师范学校，那时候，初中毕业的好学生都上中专，只有考不上中专的孩子才上高中、考大学，这点历史，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一定相信，解释半天也不一定懂得。索性，不去说了，况且，像我这样的中专生，到后来还不是一样备尝甘苦而重新考了一次大学？没什么可值得骄傲或是自卑的。

可那是我的青春，要说不怀恋，不时时梦见，怎么可能呢。遇见二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对方第一句话居然是“那段城墙还在呢，有纪念意义啊，哈哈哈”，这小子都没忘，我怎么能忘记呢？

对于那个女孩子的倾慕，发生得很突然，因为我们本来是刚进校就坐过同桌的，不过她那时候瘦瘦小小、不引人注目，而我则忙着当劳动委员，天天想着怎么让班里的室内外卫生在全校评比中名列前茅，都没顾上想着仔细端详我身边的女孩。至于什么时候，她在我心中的印象突然光昌流丽起来，已很难考证，但这一切的发生都和肥皂剧里最矫情的那些前半程桥段一样，了无新意，又铭心刻骨。

她和我的老家其实只隔着一道沟，但那是黄土高原的沟壑呀，我每日在场院外张望所见的，不过是对面山梁上一道又一道梯田，只有翻过那道梁峁，才能到她家门口。下山、过沟、上山、下坡，到她家门口，这太需要精力和勇气了，而我当时的想法是，要用推土机填掉深达数百米的沟壑，在她家背靠的山梁上挖一道口子，从我家到她家修一条平直公路，这一宏愿，这些年每每回老家上坟，不经意间朝对面山上一望，都会回忆起来。

我的确去过她家门口，那是在某一年的元宵节，县城里在放烟花，我骑着老式天津自行车，一路狂奔三十里，到她家对面的烈士陵园门口，吸完了一包后来被销了牌子的“骆驼”牌无过滤嘴香烟，看着十米之遥的她家屋里的灯光，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入，她也没有出来。然后，赶在家里人知情之前，上车狂奔回家。一路是黑灯瞎火的县级公路，不时从岔路口快速窜出的目中无人的“蹦蹦车”，安然回家，算是大幸。这事，这么多年，我家里人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美好到容不下丝毫半点的“杂质”，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有多少次，每到周末，在师范学校门口像个泥塑木胎一样地等待她从短途大巴下来，不近不远看见她蹦跳下车，然后大踏步走进校门，那种欣喜欲狂、悬念下肚的感觉，难以描述。是的，就是单纯的等待，甚至都不自主地做过无数可怕的推演，生怕她不能再回到学校、坐到教室里，去充盈和丰润我的整个生活世界。

我们没有握过手。本来我是有机会的，她被选入了一个国家资助计划，和几十位少数民族女同学一起去北京旅游，班里、学校组织了相当规模的送行活动，很多同学都与她握手，她也通过车窗把手伸向了我，我没有去握，除了觉得紧张，还因为对握手的意义拿捏不定。

在我犹豫迟钝的瞬间，大巴车开走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促动力，我居然疯了一样，跟着大巴车往前跑，不知道想要怎么样，如果追上车，会说什么，会把兜里揣着的那颗攒了好久饭钱才买到的巧克力给她吗，这都是未知数，也不可能再得到验证。大巴车在夜晚的市区街道上加速向前，我追起来有些吃力，遇上红灯，我却又不敢直奔向前、拍门说话，车上还坐着带队老师和几十名同学呢，稍一停顿，绿灯亮了，大巴车瞬间加速，我再往前追，如此过了两个红绿灯，再一拐弯，到了车流更少的宽阔马路，正当我停下喘息换气时，那车突然就“飞了”，连车身、车尾灯都踪迹不见。司机到底是否看见身后有个疯跑的男孩，已无从晓得，或许，他是把我当成一个不太正常的夜间跑步者了吧，那时候，远没有夜跑一说。

茫茫然间，来了一辆在城里跑短途运输的“328”（小型柴油三轮车，坊间流传“三个轮轮子，二杆子开，脑子”八成“的人坐，事故多发）凑趣地近前来，”走吗？“，硬茬子口气问。走，怎么不走呢？“追，把前面那辆红色大巴车追上，快。”好我的司机他姑舅爸呀，一脚油门，小三轮跟个拖拉机一样”突突突“连蹦带跳就上路了，这一路追出去多远，当时没有距离概念，但清晰记得从闹市区到了郊区的明城墙遗址纪念碑，一路上却一直没见到那辆红色大巴。

那爷们在呜哇黑的公路边停稳了车，回过头说：”还追吗？“我能说什么，我想问他追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人家大巴车是开往机场的，你这往哪儿追呢？我还想问问他，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嘴张开了，我又说不出话，这些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还能在黑灯瞎火的野外问一个脸色黢黑的”老司机“？哦，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西海固城市边缘，没有故事，没有悬念，那位司机一路毫无好奇心地把我安安全全送回市区，伸出手掌，说出了一个让我后脊梁出汗的数字。然后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天天顿顿就着辣条肯馒头。追不可追之神秘，这件事，后来我自己酒后说破，宿舍同学知道了，纷纷笑话我。可她却一直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她，别人也没有那么好心告诉她。

即便临近世纪之交、“穷途末路”的中师学校，学生其实有相当严重的年龄分化，从心理和生理成熟度上看，有我们这样十五六七岁的懵懂者，也有像我的好几个舍友那样二十二三岁、懂得很多事，经常夜里出去看录像的男人。我所遭遇的欺侮和“苦难”也正源于此。实际上，我那时候并没有想到所谓恋爱、婚姻那么实际的问题，只是觉得“在一起”，在一个共同的可视的时空中，就足够了。比如，我爱好演讲，在口语艺术社成功竞选社长，在学校升旗仪式上当着校长和全校师生做国旗下讲话，在校园广播站做播音员，无非都是为了让她听见，让她欣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