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熊育群(作家)钟红明(《收获》杂志副主编)
“2020年1月18日,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汉呼啸而去。”熊育群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就从钟南山登上驰往武汉的高铁那个时刻写起。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如何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要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这部作品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作家熊育群和《收获》杂志副主编、也是作品责编钟红明作了一次对谈。
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的瘟疫。“瘟疫”以前只是一个遥远的无关乎自己的词,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世界的另一面突然被我们看到了。一队队医护人员纷纷奔赴一线,我就像个围观者,无力感、无用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
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难受。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东作协作为任务要求我写钟南山。我现在在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为创作五邑侨乡的长篇小说下去的,宣传部也希望我来写,我自己也有写的冲动,于是,联系钟南山的助理,他也表示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近一个月你夜以继日进行这部作品的创作,交稿后修改的次数之多,也是我做编辑以来第一次遇到。作品最后达到的完成度,塑造出的饱满、立体、多层次的钟南山的形象可圈可点……我觉得,这样短的写作时间,背后一定有长时间的积累。
熊育群:我写作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大都是晚上二点才上床,写得脑子就像发热的转子,还会胀痛。我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现在用脑久了,还有后遗症。
熬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就像这次疫情最初暴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也无法想象!事情有了转变,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实出现了,又得补充,不准确的地方还要修改。写作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还得采取某种写作策略。我天天关注新闻,搜寻信息,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来写,我也想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如果说厚实,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随着对人和事认识的加深,思考也更加深入。至于钟南山本人的情况,一是我非典后有过深入采访,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材料,这些年也在长期关注着他。他的助理苏越明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也一直在帮忙回答我的问题。我还采访了钟南山团队中的医生,到了他工作的医院广医一院。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到了大量钟南山的过往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和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这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时间与空间”。作品一开始就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描述:“抗击非典那年他67岁,今年84岁,17年的岁月仿佛一眨眼就溜过去了,只在青丝上留痕,秋霜似的白发笼在他的额头。想不到耄耋之年还要与病毒交战。”这样的交叉、联想、对比、反思,通篇都有。为何这样结构?
熊育群:一方面,非典、新冠这两次大的疫情钟南山都是重要的抗击者。其二是反思的需要,反思需要对比,需要回顾。譬如相似的境遇,我把新冠肺炎时期的重大事件与钟南山当年非典的遭遇放在一起写,把时间抽空,这里就有非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钟红明:第二个关键词——“泪水”。这次疫情中几张钟南山的照片,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其中一张,他眼睛里盈满泪水、嘴唇紧紧抿着……这部作品开头,你写下诗句:“子夜/昼短夜长/书写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匆匆行色/何以连接了万家哀哭/他的眼泪/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为何你几次写到他的泪水?
熊育群:非典时期钟南山经历的比现在难多了,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落泪。这一次,他多次泪目,都是真情流露。我一直在想,非虚构作品塑造人物,如果只是写他的行为,不能写到他内心的情感与精神,这样的人物是难以写活的,也写不深,读者也会没有感觉。既然是文学作品,我完全可以写他的情感与精神,虽然这是我在写,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现实的逻辑和我对他的认识与把握。流泪就是他情感最强烈的时候,自然是重点。
钟红明:第三个关键词——“挫折”。在一般人想象中,钟南山出身医生世家,人生之路应该鲜花朵朵,但作品里最震撼我的,恰恰是命运给予他的远非常人能承受的苦难和挫折,例如:我们只知道他打破全运会纪录,却不知道他首先遭到全运会预选落选;他在山东乳山乡下劳动,脚踝严重伤病;他的家庭发生惨痛变故;他回到北京后无法从医,只能烧锅炉……我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当钟南山终于调动回到广东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南山说:35岁。父亲轻轻地说:哦,35岁了,真可怕!那是多大的期望,又是多深的失望。35岁这一年就成了钟南山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43岁去英国留学,首先遭到的也是不信任和拒绝,非典时期他更是承受巨大压力……但每一次,钟南山都从危机中崛起。我觉得,那便不是所谓的命运和偶然,而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和承担。
熊育群:钟南山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有挫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的。
钟红明:第四个关键词——“敢医敢言”。众人知道钟南山的名字,是2003年在央视的节目里,他顶着压力,道出了非典疫情的真相。2020年的新冠疫情,公众又是从央视听到钟南山首先说出“有人传人现象”。他几乎成为国人的“定海神针”。你觉得“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
熊育群:是病人。他不说就得死人。而钟南山心里是装着病人的,他是个仁医。每到这个时候,他并非不害怕,他只要想自己就是个医生,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
钟红明:第五个关键词——“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的存在?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最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钟红明:现在人们避用“报告文学”而是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有些事情需要反向相求。只有离开才懂得相聚,只有失去才懂得得到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于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钟红明:当人们说到阿来是在汶川地震十年后写出《云中记》,其中包含着时间流逝过程中,情感与理性认知的沉淀。你认为非虚构作品如何避免“速朽”?
熊育群:阿来的《云中记》是小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通常要有个消化过程。我这部作品是非虚构,时间因素显然要比小说重要。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创作,也可以在事情过后的不同时间段写作,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不是速朽跟很多因素有关,作品好是硬道理。有抱负的作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速朽,也都为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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