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的回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三月楚歌    阅读次数：5509    发布时间：2014-01-15

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在发生着。

我的朋友安戈是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他的脑海里总是有着数不清的奇思妙想，心中有着美妙的蓝图。他是有才气的，有抱负的。他曾经说过：“最希望有一位畏友，早上在报刊上写文章针锋相对，晚上领了稿费一起下馆子。”他又是高傲的，“中国当代的小说，没有一篇像样的。”他说，“你知道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最能激发一个人的自信，倒不是写的太好太励志了，而是看完了之后，会让人感觉到，妈的，老子也可以当作家了。”他说的自我陶醉。他的这些话听多了，从他那厚镜片里闪出来的狡黠的目光，我们常常抱以一笑。他也写过一些不错的短小文章，不能说他没有才华。“他是个眼高手低的家伙。”朋友们这样说。安戈决定写一本小说，大部头的，也许是一部撼世之作。他为此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星期，他到印刷厂弄来了一大包的稿纸，挑选最好的墨水，选了两只钢笔，万事具备，只欠东风。那一段时间里，安戈在苦苦的构思。有时反复搓着手中的水杯冥思苦想，有是却一脸灿烂兴奋，“太妙了。”他自言自语。我们也相信，安戈这一次要有大的动作了。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安戈到我的小屋来，手里拿着一包上好绿茶。我说，安戈今天心情好，要请我喝茶吗？安戈一笑，在我桌上拿了一张纸平起，往上放了一小撮茶叶。晚上，我去看他，在他的小屋里，他泡好茶，他说：“今天，我要开始写我的小说了。”我不打扰他，预祝他的小说快些写出来，让我先睹为快。告辞后回我的小屋，从窗台上看到他明亮的窗口，通宵达旦，像黑夜里的一只眼睛，看来，安戈这一次要搞一个魔鬼似的创作了。说不准，哪一天当他从屋子里走出来，整个文艺界会狂风大作，地动山摇。

我们都在期待着安戈的大作问世。

每天，我都从阳台上看安戈一直明亮到深夜的窗口。

几天后，我带了些东西去看安戈，却发现安戈开着门，整个人衣衫不整地铺在床上，像喝个烂醉如泥般整个人衣衫不整；地上也乱糟糟的，稿纸铺天盖地，旁边的一个纸篓里塞满了纸团，地上洒着烟头。是白天，台灯却开着。我说：“安戈，你怎么搞的，写的怎么样了？”

我一边问一边捡起桌上的稿子看，似乎都只开了一个头，多的写了三两页，少的写了几个字就扔了。我也看不出好坏。长篇小说这东西，三五页顶多感受一下作者的语言风格，没什么名堂的。

安戈从床上立起来，像诈尸，一脸倦意，头发乱的夸张，愣着眼睛盯了一会儿地板，木然地戴上眼镜，去漱口。嘴上还残留着漱口后的一抹白沫，他一边把漱口杯往桌上放，一边说：“没法写了，这个故事，写不下去了。”

安戈很沮丧。

安戈把乱稿纸都扔了，那部长篇小说不写了，我想，他是放弃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安戈到我的小屋来，与我一起写书。我们写书，是不愁没人帮忙出版的，收入虽然说比不上畅销书作家，但却远胜一般靠写小豆腐块在报刊填空聊以寄托文学抱负的寒碜文人的，只不过署名不是我们罢了。我们写过金庸的，琼瑶的，贾平凹的，余秋雨的，韩寒的，但这些内容都是由老板定好的，我们随便把这些内容转化成一堆可以出一本书的文字就可以了，我们无须多问其他。有一次，老板叫我们写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说不会吧，是个人都知道金庸封笔多年，还写傻瓜都知道是假货。结果老板不是人，惊呼此事当真。我说那还有假吗，你去问一问很多人都知道的。老板说那没关系，现在金庸很热，反正看武侠小说的人也不知道，你以为每个人都那么博学啊，照写就是。我们找来几本三流小说，反正又没人会追究我们的抄袭，改头换面一下，不日出版，销量还真不错。安戈与我不同，自从失意以后，我就和尚撞钟从不计划明天，但安戈的心思，并不在写这些书，而是想有朝一日，他也有自己的真正的署名安戈的书在书店里，被万千读者争相阅读，洛阳纸贵，也被别人盗版。火热的场面，疯狂的追随者：“安戈，安戈。”尘土飞扬。

安戈和我写了几天，那糟糕的念头又冒出来，他又要写小说了，他说他又有灵感了，于是又自个儿写起小说来。这次他极大的兴奋，还劝劝我说你也应该写写自己的小说，你总不会这样一辈子吧。我笑笑，我也相信，安戈这一次一定会写出一部作品来。可笑的是，过几天，安戈又沮丧地把那些只开个头的小说付之一炬。“差太远了，这根本就不是我要小说。”他心中的美妙与文本呈现出来的相去甚远，令他无法满意。他不时都会有美妙的故事浮于脑海，但一动起手来，写出来的东西，总无法到达心中的完美无暇。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情况常常使安戈苦恼不堪。我说：“算了吧，安戈，也许，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情分，艺术这东西是没办法强求的，顺其自然吧。”

“也许吧。”安戈黯然。但是，这仅仅是他失意时的一时服低妥协。他是个高傲的家伙，过不了几天，不看书还好，一看，他就会不屑地拍着书大发高论：“看看，这些作家写的什么东西，幼稚，荒唐。”美妙的想法又浮出安戈的脑海，萦绕着，纠结着，令他无法无动于衷。他又只得铺开稿纸，泡好茶，开始写他的小说了。可是没有一次能有善终，开花结果。每一次都是兴奋的开局，尴尬的收场。每一次那付之一炬的红红的火光，照着他那失落，沧桑的容颜，让人总感心漏的空洞与忧伤。

老板给我和安戈一个新任务，写一部黄色小说。老板在我的小屋里，点了只烟，手指弹着烟灰，火光一亮一亮的在他的眼镜片里闪烁。坐不了一会儿，老板把一叠钱扔在桌上，起身说：“好好写吧，亏不了你们的。”说完走了。我走到窗边，看着老板钻入轿车走了。安戈拿着那一叠钱掂量掂量了一下，抬头对我说：“有好几千吧，怎么花。”

“不是写黄色小说吗？去体验生活吧。”我开玩笑说。

“有道理。”安戈拍腿叫绝。

那天晚上，我们开始干活。在我的小屋里，背对着背，在台灯下，奋笔疾书。写了一会儿安戈调过头来问：“你干了几个？”

“目前为止，三个。”

“太夸张了吧，一下子就三个，小心肾亏！”

“你呢？”

“五个。”

“前列腺炎呐。”

我俩一起大笑。那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我们写了不到两个月，为我们带来了近万元的钞票。安戈在小屋里一边点着钱，一边哼着小调，洋洋自得。看来，安戈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要写的巨著了，接下来，我们又写了一部小说。老板乐呵呵地说：“你俩小子还真行啊，干得不错。”又神秘地说，“连我老婆都喜欢。呵呵，大有前途啊。”老板说者无意，安戈听者有心，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到窗前，看着窗外人来车往，川流不息，眼中划过一道忧伤。他大概又要想写自己的小说了。安戈和我很像一个替身演员，苦受的不少，没名也就罢了，利其实也是微薄的可怜，但是，我们只有当我们的替身，你不能说你不干，因为这是你的职业，不干就没饭吃，干的人多的是。生活告诉我，有美妙的想法总是好的，但在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之前，离家出走总是不可取的。

有了钱，我和安戈决定弄个电视来瞧瞧。我们花了不到一千块钱，就从旧货市场买来了一套的家庭影院。每天，写完小说后，我们就会往DVD里塞一张劣质光盘，开始看港台浅薄的警匪片，或者不伦不类的三级片。当粤语一传入我们的耳里，我们立马大叫：”快换音道。”这一语双关的话引得我们大笑。“你换——”“你换——”这样囔囔了一会儿，常常是，我和安戈谁都不愿意去换，一个推一个，最终一个被推倒在凳子底下，或被轰到床底下，然后，得胜的一方才拿起遥控器，一方爬起来。

我们的黄色小说写到第三本的时候，我和安戈不时在各大街小巷中穿梭。时髦的少女们，穿着入时，春光外溢，走起路来，性感不已，远远望去，妙曼的身材一览无遗，让人心浮气燥。每当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打我们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追随她性感的身体，不约而同地说：“主人公就是她了。”我们愉快地吹着口哨，把她作为意淫的对象。晚上，台灯下，把它转化成为文字。精神上，不知道强奸了多少无辜的少女。

在美丽的河边，杨柳飘飘，船来船往。

一个女人朝我和安戈走来。

以后，安戈都在他的小屋里了。

我也找到了女人。

头几次，我们领着美丽的女人出入出租房的时候，絮絮叨叨的房东老婆子就蹒跚走来，向我们说明，她的房子是干净的。似乎房子也要保持贞操立块牌坊。安戈立马向她手里塞钱，于是她满脸堆笑说，那你们随便。什么贞洁都不要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去找安戈。他的小门开着，在笔记本电脑前，安戈光着上身，一个穿睡衣的女人，从后面搂着安戈的脖子，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安戈就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往笔记本里输，一起相视而笑。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女人发现了我，提醒安戈，安戈调过头来笑着说：“你来了。”安戈一边说一边笑，顺手把女人拉过去搂在怀里，向我展示说：“得力助手。”

安戈又换了几个女人。用他的话说，女主人公总不能老是一个吧，读者会审美疲劳的。

很长时间，在深夜里，安戈的窗口一直会亮着。女人们和安戈在小屋里，写小说似乎是记日记，他写小说的速度日益快了，也变得相当精彩。我也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是后来结识一个叫灵子的女朋友后，再无其他。我也远没有安戈那么浪漫。小说一如既往，明显不及安戈。老板来取书稿，对安戈赞不绝口。安戈笑着说，能不精彩么，全是记实性的。老板也大笑。

安戈一共有多少女人，我也说不清楚。他常常交往的女人，有三个，但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只有一个，安戈时不时与她谈自己的理想。那女人是我们去理发时认识的，也因为那个女人我认识了灵子。她们也做一些不正当的事。说实话，在以前，我是鄙薄她们的。那时，我和安戈出去总喜欢背一个学生似的包。我们是晚上去的，刚拿了钱为表示庆祝，要洗头。那时店里人无多。我们在一边洗老板在一边问我们要不要其他服务。安戈天真地问什么服务。老板看了一下我们放在旁的包，恍然大悟说：“就是女人对男人的服务，很好玩的，你们是学生吧，给你们打折。”那天我们没有要服务，但是因为写作的必要，我们决定采访一下。花了点钱，就叫两个女人和我们吹吹牛，也就是小新和老板，老板就是灵子。这一次，安戈就结识了这个女人，她很漂亮，说话很少。我也结识了灵子。为什么会沦落风尘，我不知道，那属于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这只是一个既成事实。自打和安戈交往以后，小新不再接客，但并不要安戈承诺什么。安戈叫其他的女人，她也没意见，只是默默的离开，安戈需要她，她就会来到他的身边。她叫小新。我说，安戈，你小子小心了，我看那女人爱上你了。安戈潇洒地笑：“你咒我啊，当妓女爱上嫖客，妓女失业，嫖客失身。”

安戈在安戈的小屋里写小说，我亦在我的小屋里写小说。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人写，最多是灵子过来时拿去看看，开开玩笑，提提建议；而安戈则是与女人们一起，共同创作，颇有行为艺术的味道。

因为安戈有了女人，我也有了女人，所以，我们互相来往少了。整个古老的街，午夜时刻，常常只有两个相对着的窗口明亮着，通宵达旦，我和安戈的。不过，安戈并没有忘记我这位兄弟，有时候他弄了什么好吃的，就会给我捎过来，或者他自己，或者托小新。那个夏天里，热的恐怖，一到中午，自来水都烫的要命，洗澡都没法子洗，即使到了夜里，那水都还余势尤存，一般都是到了午夜才敢洗澡。白天穿着个小裤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开着电扇呼呼地吹，地上扔满了解渴用的可乐的罐子。我的那一个夏天，除了上街，都是只穿一条小裤衩度过的。小新给我送一些东西过来，我敞开着的门，让她一到门口，就看到我或光着身子在伏案写东西，或躺在那张古旧的躺椅上看电视，或敞开四肢到躺在床上死睡。总之，那形象极端不雅，每当小新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总是手足无措地看到她无可适从的样子，涨红的脸。小新背过去，我立马穿好衣服，我说好了，她才转过身来。她一脸笑意如冬日里难得的阳光般给人以不同凡响的亲切、温暖，然后递给我一包东西，就背手转悠着审视我的这斗方之室。

“你和安戈一直就是朋友吗？”小新转过头来问我。

“不是，我和他认识也只有两年。”

“怎么认识的？”

小新的问题让我的回忆拉到了两年前的秋天，那时，我早就在这里为老板写书了。记得那天，阴天，快黑了，我提了几包方便面往幽暗的楼道里钻，在二楼的转角处，被一个背着背包的家伙给挡住了，问我这儿有房租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是租房的。他又问我附近可有房可租。我想了一下就给他推荐了现在他所居住的那间，当时和老板说了一下就搞掂了。他过去安顿好后，那晚我正在写作，他敲门进来，满脸笑意的站在我的面前，给我带来了一些他带来的土特产，说是以表谢意。我让他进来。当他发现我桌上的一摞稿纸，惊喜道：“你是个作家啊。”

我不假索就说：“是，不，不是。”

他估计也没听清楚我的话，自顾说道：“我立志要当个作家，写出自己想要的小说，这地方安静，是个好地方。”他脸上的天真与憧憬让我感动。后来互相来往了几次，就成了朋友。也许我的这个叙述太过于平淡，让你觉得不可思议。有时有的事情，太离奇或太平常一样，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事实，就是真相。当然后来他书实在写不下去了，又没钱花了，我就只好介绍他和我一起写书。记得他当时很吃惊，随后他感叹劝我不如写自己的书，这样的活不仅浪费生命也浪费才华，到头来自己什么也没有。我想说你说的倒轻巧，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太多天才的理论家，却鲜有竞技场上的勇将，养活自己，当乞丐也不会饿死，哄鬼去吧。但我只是苦笑了一下。后来他也就和我一起干这浪费生命也浪费才华的活了。那时他呆在我的小屋里倒多些，有时甚至睡在我这儿，和我挤，或者睡躺椅。现在他又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了，我都有一个星期没见着他了，那小子不知过得咋样，黄色小说倒是日渐纯青了。

小新见我沉默，也许她把她自己的问题给忘了，也许认为我不愿或者不宜回答，没有再问。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说：“我走了。”我看着她从阴暗的楼道走了下去。我走到阳台，对着安戈的窗口，我看到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倚穿而立，远眺着她面前的世界。

我弹出一只烟，点起，烟雾缭绕，然后把烟灰抖在用烟盒镶成的烟灰缸里。

三个月后的一天，小新来我的小屋，那时灵子也在，我感觉到了她的沉默，眉头的紧皱代替了阳光般的舒展，小新的心中，似乎在幽幽地叹息。我问：“小新，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她竭力的掩饰反而使一个有事的答案昭然若揭。我一再追问，她说出了真相，很伤心。安戈不理她了，碰都不愿碰她，时不时还对她发火，又叫又骂。“我不要他给我什么，我只想，只想在他身边，可是不知道，怎么了，他怎么会这样？”

我们安慰着小新，说我一定给你出口气，这个王八蛋，不想活了。坐了一会儿，小新和灵子一起回去，送走了她们，我往DVD里塞了张碟，看了九十分钟总算才把片看完了，看完之后，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似乎我看的是一张空白没有内容的碟。那时已是晚上八点过了，晚秋的天气，天一晚，就暗的夸张，如果不是有灯光的缘故，估计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温度却不是很低，我只套了件外套就可以了。我用电饭锅烧了水，泡了包方便面，方便面的味道就洋溢在空气里。当我正用筷子夹着面往嘴里送的时候，安戈愣头愣脑的出现在我的门口，他穿着黑色的风衣，低着头，不太明亮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像只斗败的公鸡般垂头丧气。我笑着说：“安戈，你小子还记得我啊，逍遥快活都快把我这兄弟给忘了吧。”

“逍遥个屁。”安戈垂头丧气的往床上一坐。

“要吃东西不，那还有一包。”我指着桌上剩下的一包方便面。

“不吃，吃过了。”

我感觉气氛不对：“你小子怎么了！哦，你是不是和那些女人闹别扭了，妈的，你小子够混的，小新刚才到我这儿来了，说你欺负她，你小子怎么搞的，说实在话，小新不管怎么说，对你可是一往情深，你可不能随便伤她的心。你小子到底怎么了，如实招来，不然，我不客气了。”

“嗯。”安戈叹了口气。

“你小子到底怎么了？啊！”安戈太异常了。

安戈沉默。

“你说清楚。”

“没什么，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理小新了？”

我一再追问。安戈大声说：“我不知道。”他的声音让我很陌生，我的反应像不认识他一般思维停止了好几秒钟。

安戈缓缓的走了出去。

以后的几天里，安戈还是以垂头丧气的形象到我的小屋来，坐一会儿就离开。小新也来过几次，说的最多的就是安戈不知道怎么了。当我正纳闷的时候，安戈向我提出了很多让我更纳闷的稀奇古怪的问题。他说，“你说人到底为了什么？”“一个人一生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人来去一场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一个是不是应该留点什么？”安戈这人是喜欢有一些古怪想法，写小说的这也正常，可这次也太离谱了点吧。我一摸安戈的额说你没病吧。安戈一拍我的手说你才有病呢。我说你神经病呐，和我谈这些。你不知道我是一个讨厌谈生活谈生命人生大道理的人吗，你说很多人动辄就把时光生命视若金钱银钱价值连城，恐怕没有一个人想过，生命到底可以换几两银子，时光可以换几个馒头几根香烟。一生折腾来折腾去，来也空空去也空空，遍身是无价之宝，在很多时间里，却因为生命的拖累，只得勒襟适腹，竟换不来半块充饥的面包。大道理谁不会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像人，人啊，其实并不复杂，一双腿，一双说，一个脑袋外加一副躯干，人之所以变的复杂，那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思想去思想别人的思想。少想一点，一切都简单。省省吧。

“有的事情还是要想一想的。”安戈幽幽地说。

几天后，安戈把一大叠稿纸交到我手里，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给老板写书了。我问为什么，他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多问。他就走了出去，阳光从门外照进来，他阴暗的背影倒在我的灰色的地板上。至那以后，安戈就一直没有过来，窗口不再通宵达旦的亮，我看到他的窗关着，一直关着。我终于忍不住过去看看，门紧闭着。我去问房东 太太，她说不知道，他付了半年的租金。我感觉到：安戈搬走了。

小新来我这儿找安戈。

我们都明白了，安戈是一个人悄悄离开的。小新说，她一定要找到安戈，一定会找到他的。  

小新走了，她要去找安戈。我又回到了一个人写小说的日子，老板来了，我告诉他安戈走了。老板表示遗憾，安戈干得这么好，不写了，真可惜。之后，我也离开这儿一个多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小新和灵子都是发廊里的女人，安戈认识小新后，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就认识了灵子，她们和我们常来往。安戈走了，小新也走了，灵子就常常来我这儿，对我，她也是不太认真的，不要承诺的。我就这样和她一直在一起。我也没问她为什么干这一行，不过也没有阻止她继续干，这是她的自由，况且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可以给人承诺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管人家呢。当然，对于既成事实，我是一个不喜欢理由的人。当然，后来我还是了解了。是灵子自己说的，因为她要我帮忙。

那天，灵子照例来我这儿坐。她说，有一个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听。我说是你说吗，那当然有。于是我就正襟危坐的像个小学生，认真听她讲。

有一个女孩，像很多不幸的女孩一样，出生在一个幸运的家庭里。母亲是一个中学教师，父亲是一个公司职员，很晚才的结婚。快四十岁了才生下她，独生女，视若掌上明珠，家里也比较宽裕，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可是，十八岁那年，她参加高考没有考上，计划复读。可是，那一年，父亲遭了车祸，没有找到肇事者，父亲下半身不遂。高昂的医疗费用就这样使这个家落了下去。她决定弃学。虽然父母一百个不愿意，可也没得选，由她。于是她就像很多未涉世的小女孩一样，雄心勃勃，要给家里分忧解难。她先在一家小厂子里，工资少的可怜。后来，同厂的一个女孩说有新工作，工作很高，问她要不要干。她起先还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辞掉了工作要去找好工作。那女孩领她见了一位很时髦的漂亮的女人，她们叫她大姐。大姐说了一个什么的公司名称，反正挺好的，说的天花乱坠，还说，你们看看我就知道了。于是她们就跟她到了这座城市，那几天，她们好喝好玩，她也有所顾忌，问那大姐这样花她的钱多不好意思啊。大姐很慷慨，说没关系，你们工作了再报答我。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喝了点酒，一进旅馆就全身无力，于是，一个男人就进来了。当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哭了，伤心欲绝。大姐进来，说了一些安慰开导的话。第二天，明确要她做那种工作，她不干。他们把关起来，她看到很多人被打，被侮辱。有一个女人对她说，反正到这里了，逃是逃不了的，晚干受苦还不如早干。她看到那些伤痕累累的女人，触目惊心。她问，干了有钱吗。想到家里的困境，她咬了牙：干！钱是拿了很多，可是，父亲一年后还是走了。她在那里干了六年，两年前，大姐们涉毒被捕，她们逃了出来。由于干惯了这个也没其他本事，于是来到这个小城开了家挂羊头买狗肉的发廊。

我看着灵子伤感的样子，说：“你就是那个女孩？”

灵子自顾说下去：“时间过的好快啊，母亲都六十几了，她不知道女儿干什么工作，以为自己女儿出息了呢。在老人心里，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已经是大姑娘了，担心了。一直催着落实婚事，可是，哪还有什么婚事啊！母亲一天天老了，就想看看女儿的归属。这些年来，老人家一人过着，六十三的大寿就要到了，前几天给女儿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电话，唠唠叨叨的，说女儿的幸福就是她最好的礼物了。可是，老人家连女儿的男朋友都没见过。”灵子长长的叹了口气。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灵子故作轻松的笑了一下：“想请你帮忙。”

灵子要我在她母亲的生日时陪她回去，哄哄老人开心也好。我没有办法拒绝她，灵子高兴的像个孩子。灵子那几天疯狂的买东西，都是给老人和街坊买的。我问我要准备些什么吗，有没有什么礼数。灵子说只要西装领带打扮得帅帅的就好，其他的她自己搞掂。我从不穿西装，隐约记得好像以前为了找工作买过一件，穿了几次，没洗过，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我翻箱倒柜总算在床底下找到了，灰咕隆咚的，皱巴巴像只甲壳虫。灵子笑的东倒西歪。她从袋子里拉出一套新的，笑说：“傻瓜，早给你准备好了。”于是，为我打好领带，灵子一边整一边说，你为什么不穿西装呢，你穿起来很帅。灵子一身素静，淡装。我发现她这样很漂亮。就说：“你真漂亮。”

灵子天真的问：“真的？”

我大笑：“假的。”

于是灵子就追着我满屋子跑。

终于，我们大包小包的提着，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灵子的母亲住在一个居民住宅小区里，老人开门见到我们，那高兴劲让我没法表述。灵子给我的身份是记者。介绍后老人左看右看似乎很满意。问我们为什么没结婚。我们说在外工作不容易，想买了房以后安定了再办手续。老人也同意说那也好，可不能太久了。老人说，今年的高寿是她最高兴的。那天，她请街坊亲戚们来，在家里，都是人。我和灵子忙着弄菜。亲戚街坊们说灵子带男朋友来了，都来看，还给我带了礼物，有鞋，有衣服。我莫名的感到兴奋与羞涩，似乎错觉真把自己当成了灵子一生的男人。那天，我过的也很愉快，被不认识的“亲人们”宠着，一直到深夜，人们才散去。

我门在灵子家一共住了前后一个多星期，带老人家玩了几天，又带她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回来时，我们说现在忙，有空了接老人过来玩。老人笑的很幸福，说：“不用了，你们有空啊，我也没那力气了，只要你们好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些亲戚送给我的礼物，老人全部给我装好，要我带上，无法推掉。我们又大包小包的提回来。当我们坐着的小面包车离开时，我看到老人瘦小的身影，望着我们，我突然想到母亲，又突然感到歉疚。

回来的第三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灵子推门进来，把一大包行李放在我的门外。说：“我把发廊关了，来你这儿住几天。”我帮她把行李弄进来。

她就像一个女主人一样，很勤快，忙前忙后的，生活的事情她都处理的井条。我问她怎么对我那么好。

“我哪对你好了？”

“这还没有吗？”

“因为你帮过我啊。”

看着她天真的样子，我没问了。安戈说，女人是一滩小浑水，虽然浅薄，可你就是看不明白，看不透。最好也别去看明白，难得糊涂，傻人才有傻福，一看明白，什么都完了。我就任由着她这温暖的安排。那时，我们就像一对小夫妻。

大概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周。我出去回来，家里——我已习惯叫家了——收拾好好的，只是灵子的东西不见了，灵子的亲戚送我的东西好好的放着。我看到桌上她的留言。大概是说和我相处她很幸福，可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恐怕也会使我受累。她走了，她要去陪母亲，带走了我的一件风衣或许可以让她思念。当我看到最后一行：“我走了，我不等你告别，我害怕伤感”时，我早已泪流满面。我倒在床上，零乱着。心里仿佛塞满了什么东西似的，喘不过气来；又仿佛什么也没有，空旷得有些寂寞，有些让人觳觫。我想用点音乐来消除这样的难受。糊乱的往DVD里塞了张碟。迟迟读不出来，我也懒的换，又倒到床上去。终于播放出来了，是三级片，音响开得很大，我就在这种原始或者矫柔造作的吼声中，睡去。

冬天很快就来了，外面飘着雪花，在小屋里我已经要用热水袋捂手才能写作了。冬天又很快就过去了，通过小窗，我可以看到远处蓝天上的风筝。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又到了六七点钟就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我又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泡方便面，有两个身影立在我的门口。我定睛一看，是小新和安戈。

我上前去，激动地拉安戈的手。安戈瘦了，太瘦了，瘦的脸像一张蜡黄的纸。理的很短的头发也无法衬托他脸的宽大。我说：“安戈，你怎么了，去了哪里，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他是在拼命的写作。”小新小声说。我看到她眼角的潮润。她找到了安戈，怎么找到的？算了，不问了。

安戈坐到我的床上，解下背上黑色的包，抽出一叠厚厚的书稿：“这是我写的小说。”

“这一年你就写了这么多！”看着那厚厚的一叠叠，足有好几斤吧。

“他说他时间不多了，拼命写的，休息很少，我都不忍心看他。”

安戈蜡黄的脸溢出一丝笑。这笑是满足的，是自豪的。

“时间不多，你说什么？”

“我得了爱滋病。”安戈平静的说。

“爱滋病——你是说，爱滋病？”

“是。”安戈的回答平静如水。

我明白了，安戈之所以离开，是这个原因；他之所以拼命写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闭上眼睛，我的眼前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去年的秋天，在这条古老的街上，风卷着石板街上新的落叶，天色阴暗，一个人，在晚风的萧瑟中，穿着黑色的风衣，背着旅包，一步一回头的看着这条小街，他面前的窗，每一件他熟悉的东西，想着他的朋友，以及种种丝丝缕缕不忍划开的情丝。但他还是走了，他有事情要做，而时间又那么的不等他。他不能再虚度了，一分不能，一秒也不能。

他到了另一个安静的城市，租了间小屋，开始写作。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困了，累了，他稍稍靠在桌案上，枕着稿纸；手酸了，疼了，他就揉一揉。他的额头上冒着粒粒汗珠。但是这些又算什么呢。因为他时间不多了，他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他不想去找医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要安安静静的，做自己该做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哪怕只剩下最后一秒钟。

时间一天天的过下去。

他也一天天营养不良，瘦了，黄了。

有一天，一个满面风尘的女子立在了他的门前，对视良久，他终于叫了她的名字。她问他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她哭着。他叫她不要管他，她应该去找属于她应该拥有的，他已经不可能再给她什么了。她说她不走。他咆哮，她不走；他心平气和劝说，她不走；他冷漠，她不走；他搅尽脑汁，她还是不走。最后他说了实情，希望她理解，垂泪说：”你走吧，就让我安安静静的在这儿做我想做的事。”

她哭了，“我不走，你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我不会打扰你，我心甘情愿。”

她留了下来。他说留下来可以，但要为他保密。她看着他夜以继日的写书，像部机器，像个疯子。人就一天天的瘦下去。她不忍心啊，多想叫他去医院，好好休息，好好治疗，治愈的机会虽然渺茫，可也聊胜于无啊。但他太倔，这是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补充营养。他说也许还是潜伏期，他看了些书，知道随时都可能恶化，可现在不碍事，如果有一天恶化了，他就静静的，听天由命。

她每天都看着他努力的写着，不规律的饮食导致了他的胃出现了问题，常常疼的他只得趴在桌上，等缓解了一下，才又继续。她只能躲在一旁暗暗落泪。

时间一转眼又到了秋天，他的系列小说第三部已经完成，差不多了，可是人已经瘦的不成了样子。反正要写的基本上已经写了，即使现在死去，也无憾了。他又回到了一年前离开的小镇，来到了我的小屋。他想，也许在我这儿，可以帮他联系出版那几本书。

我触着那叠冷如冰，或者炙热可烫手的书稿，心碎了，漏了，看着我的朋友，任泪流啊流。

我说：“安戈，书已经写好了，现在你应该去医院。”

安戈凄然，或者安然：“没用了，钱锺书的《围城》里不是说了吗？得了脱发病的人何必再去理发，多此一举。”

“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理发不理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记得有一部电视剧里，男主人离家出走，女主人找到了他，开口就骂，说你是个罪人；男主人说，我怎么了？女主人说，你带走了我的丈夫，让我一个人痛苦。这话听来似乎是文字游戏，可是你知道吗，你一倔，不医，也许别人比你更痛苦，因为他们看着你痛苦却无能为力。”

安戈沉默了一会儿，点了一下：“嗯。”

安戈被我和小新送到了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结果明天才出来。安顿好后，我回到了小屋，看安戈的小说，没有一句需要修饰的，改动的地方极少。他曾经苦苦构思，写了百十回开头都未臻满意而一次又一次放弃的故事，这一次却一辍而就。安戈说过，我那还有时间去修饰，我只想把故事快点写下来。可以的话，你再帮我润润色。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他的书会写出来吗？我不知道，但这些书稿是用不着修饰的，一个字也不！就让它，以原来面目，去面对没一个用心的读者吧！让他们去触摸一颗来不及修饰的心。

几天里，我都没有去医院，我在拼命的把安戈的书输入电脑。我想，有可能的话，但愿安戈能够看到他书的出版。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了。

当我把书录了一半的时候，小新来到我的小屋，看来她开朗了许多。我问她：“安戈怎么样了？”

“好好的，就是有点胃病。”

“好好的？”

她笑的点点头，高兴的像个孩子，然后小声告诉我：“他根本就没得什么爱滋病。”

“怎么可能？”

“是真的，检查的结果是这样。他瘦成现在这样，都是积劳成疾，营养不良。”

“安戈自己胡闹？”

“也不是，是这样的——”小新说。

去年，安戈结识了不少女子，其中一个女人传说得了爱滋病，后来死了，似乎是自杀的，这个传说可能性就更大了。恰好那几天，安戈感到身体不适，对照相关资料，他越来越感觉自己得了爱滋病。他没有勇气到大医院去检查，就悄悄的一个人到了一家私人开的性保健诊所，那老医生告诉他，很可能是爱滋病，建议他先开点药回去服用。安戈被这个既成事实如一盆冷水迎头砸下来，浇得心灰意冷。他真想一个人悄悄爬到十楼，纵身一跳。但自己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心中的故事是那么的动人，怎么能不把他留下来呢。那几天里，安戈犹豫不决，忍受着痛苦与矛盾的煎熬，因此曾经到我那儿来提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人生大问题，还被我嘲笑一番。最后，他痛定思痛，决定离开，去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写自己心中的故事。

日日夜夜，马不停蹄的工作，以泡面饼干度日，营养不良，得了胃病。两个月前，小新找到了他。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我倒在躺椅上，打开电视，看港台浅薄的警匪片，又换成三级片。电视好久未放，潮了，开始溢出一股怪味，之后，冒出一缕烟，味浓了好几倍，屏幕黑了，所有原始的或者矫柔造作的吼声，所有原始的或者丑陋的画面，一起完蛋。我点燃一只烟，任烟雾缭绕，把烟灰抖在用烟盒镶成的烟灰缸里。

一个月后，安戈康复。

我问：“你还打算写书吗？”

“已经没打算了。”

我理解。安戈去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那年初冬，我退掉了房，不再为老板写书。当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我怕睹物思人而藏起来的，灵子亲戚送给我的那些礼物。我思念着灵子，不知该不该去找她，去找，她还在等我么？我背起包，穿着灵子买的那一套西服——去她家的时候穿的，离开了小城。那个傍晚，吹着风，当我走到街头的时候，稀稀落落的下起了雪。小镇上家家户户紧闭着门，毫无声息。在簌簌落雪的小镇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响在落雪的青石板的古老的街上。                                                                

【编辑：杨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