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24598    发布时间：2021-03-17

——我心中的“遵义会议”与毛泽东主席的人格魅力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喜日子，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遵义人，我认为最值得遵义人自豪的是“遵义会议永放光芒”这句话。因为，在红军长征期间，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党中央在遵义老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中国革命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些基本结论是我在学校读书期间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清明节到八里乡、马家湾等地去给红军烈士扫墓，和阅读毛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诗篇及其注释上领会的，虽然不成系统，甚至极为零星，红色基因却注入了我年轻的心灵及青春的血液。

关于长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这样注释的：“①（动）长途旅行；长途出征。②（名）特指中国工农红军1934—1936年由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关于长征的意义，毛泽东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934年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长征二万五千里，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抗日根据地。“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主席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中央红军过了岷山，长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岷山的壮丽雪景更加惹人喜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所有的指战员无不兴奋喜悦，笑颜开。

长征的胜利，取决定作用的是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主席在《忆秦娥·娄山关》里是这样抒发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些词句突出地表现了红军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思想行动上展示出来的豪迈气概和英勇精神，以及胜利的兴奋心情；也是毛泽东主席满怀必胜的信心，展望在红军面前光辉而又艰巨的美好前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召开的扩大会议，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而召开的。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当时，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博古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周恩来作的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发“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这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的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接着，又于当年3月12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认真总结起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显示出了无穷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遵义会议还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无论对中共党史、红军发展史，还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历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人格魅力堪称全党表率，也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基础和前提之一。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屡遭排挤、打击和孤立，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时在政治上步入人生的最低谷。“鬼都不上门”，是毛泽东感觉到的孤独的可怕。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许多人不投他的票。据贺子珍说：“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

毛泽东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人。一向骄横的王明是绝对不容许别人反对他的主张的。在苏区，毛泽东被他斥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从此，毛泽东“赋闲”了，去后方当了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王明及其追随者的错误批评和打击，毛泽东并没有在掌握大权后进行“以牙还牙”，相反却主动而诚恳地团结他们，表现出恢弘的气度。

王明的“左”倾教条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通过延安整风进行了清算。但对王明本人，毛泽东主席却进行了耐心的挽救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反复向代表们做工作，希望他们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直至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离开了会场。建国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王明当了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副主席。许多重要会议，王明都称病不参加，大家对他极端不满意，甚至指责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建议王明当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博古（秦邦宪）在中央苏区时，曾一度是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推行者。毛泽东遭受的打击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他都要负主要责任。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等人从重庆回延安，毛泽东得知他们即将归来，提前到机场，抱病迎接他们。几个小时过去了，夜幕渐渐降临，毛泽东的心情也随着夜色一起沉了下来，被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像没听见似的，依然伫立在那里。第二天，当听到博古等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消息时，他凄然泪下，病情也加重了。他亲嘱胡乔木代拟悼词和追悼“四·八”烈士的内部通告。4月19日，他带病参加了“四·八”烈士追悼会，并亲笔为他们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这就是我对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期间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主席人格魅力的粗浅理解，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