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贵阳,不去看甲秀楼,是不能算真正了解贵阳和贵州的。王阳明之后的贵州,在“教化”上、在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上的孜孜以求,不懈努力几百年,令人心生敬佩。
所以,到贵阳的当天下午,把行李放进宾馆后,还有小半天自由活动时间,于是我们就决定去甲秀楼看看。
封建时代,风水是很受重视的。每个官员,对自己治下的“文教”特别重视,因为那就是他的政绩。来在贵州的官员,自然都渴盼着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青史留名,也因此,精心规划、调理风水,他们也做得认真。
贵阳的地势,按地理风水说,北倚贵山,西是黔灵山,是“右白虎”,算是“武山”;东为东山诸峰,是“左青龙”算是“文山”,如果“文山”低于“武山”,通常是建一个叫“文昌阁”的楼阁以“救风水”;南明河自西向东在城南边蜿蜒迂曲,是不错的风水宝地。所以,明万历年间,巡抚江东之在南明河筑堤联结南岸时,力主建造一座楼以培风水。他选的地点也看出他的眼光独特,是在城东南的南明河中的万鳌矶上。矶是水边向河中突出的岩石,因这块石头酷似传说中的巨鳌,故名。江东之拦水“藏风养气”,造出了“涵碧潭”;又建九孔桥“浮玉桥”供人通行。楼建好后取名“甲秀”,寓意不言而明,是“科甲挺秀”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甲秀楼可以说是贵阳早期的文昌阁。
这是明面上说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建楼前,王阳明的再传弟子马廷锡曾在此建栖云亭讲学传道。当时,贵州有意科举的人家,通常都是把孩子送来贵阳读书,师从的当然也要是名师。江巡抚的用意,估计还有尽量提供好一个去处,让学子们会友论道论诗吧。
王阳明对贵州的深远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对贵州文教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王阳明不仅在龙冈书院讲学,也来贵阳讲学。王门弟子遍及贵阳、贵州:弟子王杏首先在贵阳建阳明书院;弟子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在贵阳建立正学书院;冯成能会同马廷锡等阳明弟子改建阳明书院;弟子李渭在家乡思南中和山讲学;孙应鳌在家乡建学孔书院、山甫书院……王阳明在贵州播撒了文教的种子,而他的弟子们传承他的精神,致力推动贵州文教大步向前。
也许是太心急了,贵州人不仅希望子弟能“采芹”,更渴望尽早“折桂”,所以,甲秀楼就流传着有了一个明代出“状元”的传说。说知府为了讨好这位状元,出巨资修一座藏书楼,给他作读书游艺的地方。为此请了三位风水先生,在全城察勘,最后认为南明河桥这儿是风水宝地,知府大人于是确定就将藏书楼修在南明桥上,并且取名叫“甲秀楼”。但地点确定后,知府请来的石匠和木匠为了不影响当地人的交通与生活,私下约定换个了地方,把它修在沿河下不远处鳌矶石上。而且贵阳城内居民一个个都冒雨相助,一夜楼成。而匠人因害怕官府追究,造完楼后就远走他乡了。
我有点替江东之抱屈。明明是倾心尽力、殚精竭虑,却落个不顾民生、阿谀逢迎的“反面角色”,你说冤不冤?但换个角度看,这是不是也可看出贵州人对“状元”的渴望?
贵州真正出“状元”是在清朝,而且一个光绪朝就诞生令人两个状元:丙戌科状元赵以炯、戊戌科状元夏同龢。
据记载,赵以炯中状元时,时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特意撰联祝贺:沐熙朝未有殊恩,所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今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时任驻日使臣的遵义人黎庶昌在《赠赵殿撰序》中指出:“举状元者,……东南大省,县或至数人,而西南边徼之地,至乃十数行省旷数百年而不得一与,又何难也!”赞美之词,溢于言表。的确,赵以炯结束了科举制度诞生以来贵州没有状元的历史。
到十二年后夏同龢“折桂蟾宫”,贵州再次引起轰动,不仅贵州,西南地区都觉得“与有荣焉”,全国学界对贵州文士刮目相看。
“五百年后”,这个时间长吗?的确很长。但别忘了,全国有状元的省区市还不到20个,以数量排贵州居全国第17位,云南还没有状元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的努力进步很快。
贵州人肯定为此焦虑过。我这样说的理由,就是文昌阁的修建。现在的文昌阁位于贵阳市城区,在中山东路文昌巷月城上。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为祭祀性建筑,距甲秀楼修建的万历二十六年才11年。当然,从分工上讲,两者用途不同,但有没有因为嫌“文山”太低、另选“高处”的意图?还真的不敢说没有。加上月城地高,又接近当年王阳明来贵阳讲学地文明书院,建一座占地广、楼层高的文昌阁,让“文山”胜过“武山”,这才该是贵州人的真实内心吧。
对“状元”的孜孜追求,造就了现代贵州的“人文蔚起”,没什么可非议的,我是佩服贵州的韧劲!
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动的是,估计是王阳明的“心学”深入人心,贵州人的追求是从修“善”开始,是“致良知”。因此,贵州人待客热情,尤其是对待文化人、宗教人士。贵阳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黔明寺,就在南明河畔阳明路,离甲秀楼不远。黔明寺始建于明末,弘传“顿悟”说的禅宗。为什么叫“黔明寺”?我猜测,不是为了纪念它修建于明代,而是强调它的“教化”作用的。另一个地方是黔灵山。
黔灵山以明山、秀水、幽林、古寺、圣泉、灵猴而闻名。古木参天,林木葱笼,古洞清涧,深谷幽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这简直是上苍的恩赐,“独秀灵山”;是老天有灵,福荫苍生!贵州人推己及人,对来此的各路客人热情相助,甚至连猴也显得很有灵性,所以,山就名“黔灵”,寺就叫“弘福”。文人络绎,放歌山水;佛徒接踵,息心禅定;隐士悠游,抚弄泉石……
“心”与自然和谐共处,“善”与万灵真诚相待,如果是追求这种“化”,如果这是孜孜以求追求“状元”的目的,那么,这就不是“急功近利”,而是“超凡入圣”了。
贵州的两个状元都没在仕途上刻意经营,赵以炯的主要是精力在学政和讲学,夏同龢的主要精力在实业,都是在“助人”上。
许芳晓有首吟咏甲秀楼边的芳杜洲的诗:芳杜洲前春水生,碧潭相映数峰青。盈盈细草裙腰色,随着游人绿进城。
看样子他是入“境”了。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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