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桥生涯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周育礼    阅读次数：104303    发布时间：2022-12-08

我生于1940年二月，那年属相为龙（1940年为阴历庚辰年）。我是个早产儿，只有七个多月，据母亲讲刚出生时我的头盖骨都尚未长陇，头皮下有近一指宽的缝隙，隐约可见头皮下的脉络在不停地跳动，体重仅四斤多，但声音洪亮。哭叫声引起住对面的四外公的关注。四外公学过阴阳，又会算命，在为我外祖父迁坟时，他的阴阳老师据地脉推算，迁坟后族人头胎将生贵子。他根据我的八字推算后告诉母亲，此子八字入格将来会大贵。在我三岁时，他想过继我，因四外公有女无儿。母亲拒绝，母亲连生二胎女孩，我是头胎男孩，怎肯过继于人！

翌年，母亲应聘在西门女小当教师。外婆带着二岁多的我和两个小姐姐去城西郊石扳沟的老屋居住。老屋家有三十多担田租的产业。一直佃租给一户姓谢的佃户耕种。老屋有远房亲戚幺舅公婆照料，另外专为我雇请了一位姓李的干奶妈照料我。干奶妈每天用大米磨成米粉冲成羹喂我。二岁那年冬天，干奶妈在火盆上为我换内裤时，不小心将我滑落火盆内，下身烧伤几个燎浆泡，我嚎啕大哭，两个姐姐在奶妈身后也哭叫着要还她们的弟弟。后来每天抱着我去县城东后街石玉生国医馆内，医治十多天才痊愈。四外公又说：“此子早年会多灾多难，长大后方能成材”。

在石板沟老屋，我与外婆和母亲三人相依为命。外婆是“一碗水”即如今宝源乡人，外公患脑中风症在我出身前就亡故了。二个姐姐也进城读书。每天清晨母亲准时去城西女子小学教书。离家时我总要站在老屋的后门傍，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瘦弱的身影在绿色菜地小路上逐惭变小到消失。傍晚，我又准时依傍在门边，眺望着母亲的身影在远方出现，从小惭惭变大直到身前。母亲会从一个布包内拿出一个千层肉饼或五香花生米之类的零食给我。这是我一天中唯一的快乐时光。老屋门前那条小溪静静地流淌着我童年的梦。在老屋居住时期，外婆和幺舅公们除了农活就忙于家务，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木栏栅旁，看排成一线的搬家蚂蚁忙碌劳作；或眺望着菜地尽头那浑黄的赤水河，那偶而远去的白帆点点。我没有童年的欢乐，也没有同龄小伙伴与我玩耍，孤苦寂寞如同门前那条悄悄流走的小溪。母爱是我唯一的依恋和记忆。后来，外婆在我三岁时逝世了。母亲便带着我离开了老屋，搬回城西门旧居同外祖母一道生活，外祖母一直活到九十九岁才逝世，那年我刚满六岁，她常用的那根铁木龙头拐杖我刚好能拿得动。她们都安葬在石板沟周家坟山上。入葬时幺舅婆抱着我也上了坟山。

2000年，新建市笫三中学校址选定在老家石板沟附近，因迁坟之故回石板沟老屋寻找老人们的墓地。旧宅如故坟已成荒丘。我请了几位当地农民为我家祖坟迁葬，四个老祖坟一字排开，挖开坟后棺木已腐并无它物，只在棺材盖板上长有三朵老菌。据一位草药医生讲，这是专医妇科病的良药，需要死者生前服过大量滋补药，又要适当的地气相辅才能长出，名为“对口菌”（又殇黄）。村民一抢而空，我只得一支，与爱人吞服后未见任何奇效。

我读书启蒙得早，四岁时便跟着母亲教书的课堂走读。后来在七岁时重新从小学一年级正式开始上学。那时，父亲用方字块字教我和两个小姐姐认字，一百个方字块我一个星期就能认完，而两个小姐姐却总挨手心。听说小时候我口吃，发音不准，她们嘲笑我说话：“天上灯灯数不伸”我把星说成灯，把清说成伸。后来十多岁后我口齿才清楚。

儿时的记忆中很少有父亲的身影。听母亲讲，父亲是重庆南岸人，早年来赤水开书店认识母亲，抗战后投身于国民党军界任文职军官，曾在卫立煌部“扫荡简报”任编辑部付主任。在山东与日军作战时，部队被打散后逃回赤水老家改行经商，西正街临街铺面经营日杂百货，母亲也弃教与父一道经商。母亲是本地人熟人多，在复兴大同一带帮父亲打点做青山生意。就是将一片山林估价买下，用楠竹子作竹筏，青杠柴捆成小捆装在竹筏上，顺赤水河放竹筏到重庆出售。返赤时又买回香烟，盐，西药等日用杂货，在家中铺面作坐商经营。在最后一次放运竹筏时多达五张竹筏。行前父亲去算命，算命先生对父亲说：“先生今年命交墓库运，此行凶险，大家产损失过半，小家产全部出脱”。果然，竹筏行至长江“陡擂子”滩时，急流将五张竹筏子冲断散架。父亲幸好被竹筏工人拉住，才免于果鱼腹之灾。此后，随着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狂印金元卷，经商事业从此倒闭。父亲离家又出走重庆。母亲仍去女子小学教书。

1947年，母亲与外地流落赤水居住的中共地下党人王呜高女士结识，还有一个女裁缝叫王利群，小教老师邓恩群等三人一起，由王鸣高介绍，参加了赤水县中共地下党。1947年因母亲教书收入微薄加之无人经管石板沟的田产祖业，就把所有的田产买给一个姓任的商人，他要作开碾米厂的原料基地。所以解放后我家评的成份为城市贫民。1948年，家中生活更加度日如年，常常有上顿无下顿。记得中秋节前一天，与母亲外出借米，我手提竹兜与母亲走了几家熟人后均无着落。晚上，冷月当空，秋风瑟瑟，第二天又是母亲的生日，母亲孤立后门枋前泪流满面，我安母亲说：“妈妈，别伤心难过，一顿不吃没关系，您有这么多儿女，一笼鸡总有一只会开叫，等我们长大后生活一定会好起来。”那年我八岁。很多年后母亲回忆说：“老四从小很懂事，人小有大人的思维，将来定有出息。”

1950年，我就读于东门坡第一小学五年级。家贫出孝子，每年假期我都打工赚点钱作学杂费。那时，街上有个卖锅盔饼子的小摊，我用七分钱去趸十个锅盔饼子，每卖十个自已赚三分钱。当时城内人流量大的地方是川剧院，我用一个园簸簸挂绳套在脖子上，一次去趸三十个锅盔饼，一直守在川剧院门口等散场卖完后才回家。这种勤工俭学行为一直保持到我读高中时期。记得读高二那年暑假，我为茶叶厂绘制地形图为代价争取到地基土方工程。我组织了十多个人，承包了茶叶厂地基土方平场工程，一个暑假期我就争到了三十多元，比母亲一个月工资还多，解决了家中六姐弟的书费和学杂费。那时家中有六姊弟读书，每年的学杂费开支很大，穷苦人家的孩子懂得为家庭分忧愁。我觉得自已从小就有一种不怕吃苦又有担当的男子汉精神。

  1952年，我考入赤中初中部。开学一个多月，因家中无钱交学杂费，老师每课必催，少年的我自尊心很强，开始逃学到梁家巷口内的旧书摊上看武侠小说。坐在一个黑板架脚上，忘形看书被黑板落下正好打在头上流血不止，被路过的母亲好友王鸣高碰见，在私家医生黄良俊处缝了好多针，伤好后头上开始逐年长出白发。母亲知道我逃课是因为交不起学杂费后，只好叹气而无可奈何。这年我二姐考上遵义医专，行前无车旅费，加上1953年赤水河发大水，西正街老房屋顶都能行船，水退后老屋污泥厚达数尺，无法居住，托人出售给姓赵的纺线人家。得人民币160元，大部份给二姐去遵义医专作求学之费用。就在这年我又重新考入赤水一中初中部，当年全县各区共有考生五百多名，学校只收一百人。那时还不时兴用钢笔，考生们自备一个墨盘和一支毛笔，记得那天我步行去赤水一中考场，路经一家糖果店时，听老板在背后说：“这个娃儿很稳重准能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