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秋,我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小学升初中、初专考试,语文几乎考满分,算术也考了90多分的成绩,考取毕节师范学校。“三级跳”中的第二步,在经过显母民校旁听过渡之后起跳了。这一步跳进毕师,终于使我进入了有统一课本、全班按教学大纲统一上课而有学历的正规学校。
我本想报考卫校当医生,可当年尚无初级卫校招生,毕节师范学校是毕节地区唯一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就只填报毕师这个志愿。
为什么不报普通中学的志愿?耕读为本的家教,使我认为当医生为病人解除疾苦,当教师给人传授知识,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官遭人恨,怕读普通中学被分去当官。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家里穷,交不起书学费和生活费。
当时哥哥们都分家了,只有我和15岁的致仙妹妹与父母同住。当年父亲63岁,母亲57岁,已丧失农业生产劳动力了。小妹只属辅助劳动力,而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无偿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分红了,仅凭劳动中评工记分的工分去分粮维生。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全劳动力一走,生活就失去了来源,家中生活仅靠父亲在乡中西医联合诊所的微薄收入和哥嫂们的孝敬,哪里还有钱来抚我读普通中学呢?
当年考取学校不发通知,而是发榜公布。一张油印榜贴到各乡政府大门外,我和刘祖裕都榜上有名。看到出榜之时,去不去读?我也犹豫过,但在我去显母民校旁听之前的一件事激发了我:我到一个叫麻弯弯的地方去翻地。地分两个弯子,我们4人分工,我犁小的一弯,另外三人翻犁大的一弯,我加快犁完便先放牛,生产队长一见就批评我偷懒,我便骂他瞎了眼睛,与他吵了一架说:你看老子是靠给你犁土来吃饭的那种人吗?夸下了“不跳农门誓不为人”的海口。如果不去,反而被他笑话。
再说,录取榜文已向全地区公布,虽然榜上没贴“金”,但我是我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登上升学榜的人,亲朋好友们无不纷纷表示祝贺,让我也享受着“金榜题名”的荣誉感,不去就扫了亲朋好友们的兴。
更重要的是:读师范学校的书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获得衣物和学习用具等的补助。
家中备不起行李,我就买来宽幅大格花布作垫单,缝个花布口袋装荞壳做枕头,自采蒲草露晒干后自编一床蒲草席,买个小砂锅作脸盆,这就是我读初师的全部行李。背到学校与刘祖裕共睡一床,用他在贵阳打工时盖的旧被子,我们两个就一直睡到1958年7月份,因反右后教师奇缺,全校中师、初师二年级的学生都提前一年配工作。他分到水城县,我分回大方县。因为铺垫单的时间很少,毕业后我的垫单、枕头和蒲草席还背回家中继续用。
毕师是当时毕节专区唯有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办在我们大方县的羊场坝。那里原是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蒋介石曾到那里视察三日,我国自己组装飞机的首台发动机就产生在羊场坝。厂区内的“洋房子”很多,解放前那里称为新贵阳。1949年“航发厂”部分迁往台湾,部分迁往成都。解放后毕节地区行署就利用那厂房来办师范学校。
按通知开学报到之日,我背上前述的简单行李,与刘祖裕一起一大早出发,步行近百里,赶到学校时才14点过钟,凭乡政府的一张白纸介绍信报到。当时尚无户籍迁移,更无口粮迁移,填好学校的各种表格上交,就算注册完毕,成了正式师范生,就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了。
当年毕节专区9个县(现在的7县1市加后来划归六盘水市的水城县)招6个初一班,我们大方和纳雍两县的学生分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魏家猷;第4班是少数民族班,第6班是备取生班。另外还招有速师、短师、简师和中师班,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多人。那是解放后毕节地区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专业学校。校风很严,学校规定:除了校长、主任外,对上课的称呼老师,对行政人员称先生,对工人称工友。学生在校区外见到老师要行鞠躬礼,上课时师生一起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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