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绣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梁炜    阅读次数：5679    发布时间：2014-03-28

一

“小丫，你好？哈！”

一走进小店门我就嘎嘎地喊。声音里还有意带着阴阳怪气的嘎味儿。我原想，她一定会回敬我一句：

“老嘎，还坏！忘了年龄。别叫我小丫！”

可小丫没有说一个字。

小丫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再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身后的货架板，就走进小窝室里去。隔着那个仅有六尺高的小门，我看见一位约摸七八岁的小女孩在炕上躺着，手里拿着半块馒头在小声哭。小丫顺手拉起她，帮她穿衣穿裤。一边穿一边说，“看着，这裤带是活疙瘩，这么一拽就开了。快穿上鞋，都七点了，要迟到了！”小丫匆匆为小女孩穿戴齐整，送她走出店门去。在和我相对的一瞬，她向我微笑了一下。极短极快地一闪。

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涩。

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赶什么事。门里走进一位顾客——一位约摸三十挂零的妇女，个儿矮矮的，却胖得臃肿。她那宽大的胸，肥硕的奶子，浑圆的臀，以及那丘陵般的腹部，给人一种超重加超载的感觉。她挪动着一双大片子脚板，在那成衣柜前及两边挂和衣服的墙壁下寻找衣服。我想，她是在大海捞针、望衣兴叹了。不用找，根本没有适合她的衣裳。那一面墙壁上一律是衣翅挺翘、裤腰细瘦的女式衣裳，那一件都不适合她的胖身子。受她是启示，我也装作挑选衣裳，便去在那衣架下翻看那一架架蓝领。

“喂，有尺子吗？我量量三围。”胖女人对着我问。我没有说话，只是随误再误地以店主的身份帮她寻找着尺子。

“哦，哪不是吗？”我抬手指了指挂在门后墙角的一节软米尺说。胖女人挪着沉重的熊步走过去，拽下米尺，量起自己的三围来。我依旧自顾着看那蓝领西服。

“你瞧，这么量准确吗？”胖女人这下一准认为我是店主人，用那胖得如香肠的红润手指头捏着米尺让我看。

“你瞧，这里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呀。”她很内行地一边说一边把那个红活圆实的拳头塞进正在箍着的米尺圈里去。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说，“行呀，腰围88cm。”她说，“太大了，85cm吧，我上次让裁缝量过的。”我说，“差不多。”

“喂，帮我量量臀围吧，我量不准。你们常弄衣裳的人眼力准。”她说着顺手把米尺搭在左胳膊上。我推不脱，就拿起米尺来箍她那最粗最圆的肥臀。

“105cm。”我说。

“差不多，上次裁缝量了107cm呢！”她说。

“别挑了，这里可能没有适合你穿的。”我说。

“真的。我已经看了几个店了，都没有适合我穿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着门外的小丫。她远远地看着孩子，喊：“英子，靠边走！有车——！”

……

胖女人走出门去。

“给谁买衣服？大嫂。”正要进门的小丫问道。她嘴很甜。

“给我呀！瞧，我这胖。没有我穿的衣裳。”胖女人笑笑地对着小丫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无奈状。

小丫转动着灵活的大眼，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说，“是吗？现在的衣裳都讲好看的翘道呢，胖人的衣裳不好买。”

小丫说完走进了店门，一看上我就拉平了脸。那一刻，我很尴尬。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傻傻地对着小丫亮出了几乎平板的三分微笑。

“你还记得我？这是啥年月了？”小丫说着走进小卧室门去。

“我……？记得。”

小丫从卧室里拿出了正在打织的毛衣和线团。同时又把一沓捆扎着的信扔给了我，“拿去吧，我守着诺言。”小丫说着便坐在卧室门口的矮凳上织起了毛衣。我接上那一沓信，迅速放在我的提包里，又顺手抓出那一双跑了半个上海市才买到的红舞鞋，轻轻走过去，将它放在了小丫的膝盖上。

……

那一刻,我心里酸酸的.

那一刻,小丫掉下了眼泪……

二

在小丫的心目中，我这个中学同学，大概连她手中的一团毛线也不如。八十年代初，当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并留校后就去看了小丫。那时小丫当了县城第四供销社门市部主任。说实话，自从高中毕业后我就把自己和小丫分成了两个大等级。她是漂亮的白天鹅，我是丑陋的黑乌龟。因为她有很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背景。她的父亲当时是公社地段医院院长。我是农民，而且是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我终究成不了人，走不出那个早败落了的穷家。那时，我家里只有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俩。我那阵十七岁，弟弟十一岁。听母亲说，人家划定成分时，是按1947年的家庭状况划定的。我家实际上穷得只留下一院老地方了。可你不敢说穷。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说你不穷，中农还穷吗？中农还有贫下中农穷吗？中农给人拉过长工吗？然而，我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心底里纵然也瞧不起贫穷，也想让自己能稍微体面一点。

大学毕业了，我就体面了一点。虽然在上海我是一位老土。土得掉渣。可在家乡，在那个北方穷山区，我就时髦得上了天。我穿着从上海买的一套降价西服，领上的标签是好看的“ShangHai”字样。那质地村子当时没有人说出名字的。后来才听人说，那是一种新兴的毛料所做。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为什么要把衣服做成那样子，开腔坦胸的，上半截像日本和服，亦似我国古代相公装，一件在当时达十三元的上衣，却吝啬得只有两个大纽扣，两派三个小纽扣在两襟处。袖口也个有四个纽扣，全闲着无用。就连那两个大纽扣也不常扣，而是老开着，让那西服襟像鸡嘴似地老向前翘着，侧面看就似女人一对硕大的奶子撑着。记得在我买那身西服试衣时，漂亮的女售货员一见我全扣上了纽扣，就急忙走出柜台，笑着解开，说，“那是开着的，不用扣。扣上就失去了风度！失去了西服的本质。”我傻愣愣地看着她，再看看西服襟，不知道怎么动手。走出商店，我急忙又讲那一个大纽扣扣上，道惹得众人不懈的眼光。在他们眼里，我大约是一位丑八怪。在街上碰上一位同学雅梅，她一看上我就大笑起来，笑得她直不起腰来，笑得她差点断了气。雅梅笑得顾不上说话，我就傻傻地看着她，再看看我的西服，真感到莫名其妙。雅梅终于腾出嘴来说，“怪物一只！怪物一只！为什么不打领带呢？像个丢了秃头的和尚！”哦，原来她笑我没有领带，原来人们的目光是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不打领带？但我想，那领带就一定要和西服配着系吗？雅梅又和我走进一家商店，帮我挑选了一条蓝底红道道领带，又帮我细心地打在脖项里。（当时我不会打领带）当我和雅梅又一同走在大街上时，人们看着我俩，眼光是那么地温和而礼貌。人们那时看我的少，看雅梅的多。她又轻轻挽上我的胳膊，向我介绍着上海风土人情、风俗风景……

看小丫那天，我就穿着那一身西服。提着那个上海牌黑皮包，里面装着偷偷为小丫买的一个上海牌红塑料皮日记本。我又带着老同学钱东的一块上海牌红箭头手表（那时，我们村上也没有人戴手表的，那时的上海手表是名牌的，值237元。）脚上是时髦的三接头火箭式黑皮鞋，才打了油，再滴了几滴醋，用那全村只有我我有的皮鞋刷蹭得能照人影儿。我蓄着好看的偏分头，分沟儿清晰地亮着。我照着雅梅给我教了十多遍的方法打好了领带，在镜子里照。坐在炕上和母亲说话的远方嫂子一瞧说：“咦！拴那驴臃儿有什么好看的，那是红裤带拴错了位置！难看死了！难看死了！”我急忙取下领带装在裤兜里。因了那块手表，我将左袖筒挽上了一截。嫂子一看，“噢哟哟，西服还能挽袖筒，又怎么挽了一个，真是胡洋里，快捋下来！快捋下来！”我说，“大嫂子，你不懂，留分头的不戴帽，镶金牙的开口笑，戴手表的挽袖套呀！”我说了，但我也知道西服从没有见人挽过袖筒的。一走出大门，我就又将它捋下来。只是那袖筒就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手表。我知道自己已经打扮得很突出了，和洋气了。走在路上，我感到有不少女人热辣辣的目光在阅读着我。也有男人的目光在欣赏和羡慕着我。进了县城，我急忙掏出领带系上脖项。我迈着有力的脚步径直走进了县城供销社第四门市部。一位坐在针织柜台后的女售货员看着一本厚厚的书。她全神贯注，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来到，也不抬头看一看我。我轻步走过去，站在柜台边问道：“喂，同志，小丫在吗？”

“小丫？谁叫小丫？”女售货员终于抬起了头，看了我一眼说。

“就是强小丫，强主任呀！”我说。

“噢，是强主任，她叫强小丫？”显然，年轻的女售货员不知道她们的主任叫强小丫。

“同志，你是哪儿的？强主任是你的什么人？”女售货员那双漂亮的大眼一亮，又把那曲长的睫毛一闪，就盯着我久久不眨眼。

“我是胡家庄的。小丫是我的同学。”我说。

“哎哟，你呀，真不凑巧，她去市里开会了，后天才能回来。”

我失望地怔了半天。那位女售货员说，“有什么话要留吗，我会转告强主任的。”

“有，没有。”我说着从提包里掏出那个红塑料日记本，说，“请你把这个日记本转给强主任，就说胡家庄一个叫王宁的老同学送的。”

真倒霉，我那一身打扮终没有让小丫看上。回到学校，我一连给小丫写了三封信。她一封也没有回信。我傻傻地渴望着小丫的音讯……

三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日，当艳丽的秋阳透过窗玻璃射进教室时，班主任韩老师领进了一位穿戴时髦的女孩。她穿着一件天蓝色衫子，白色圆领衬衣，一条白色背带裤，两条宽宽的没有交叉的背带从胖实而浑圆的肩膀上划出了两条平行线。脚上是一双棕色白牛皮鞋。女孩那大白脸满月似地亮给了全班同学。她留着一对羊角辫，但不向外翘，而是竖立着垂在肩头。两个短发辫上灵巧地旋着蝴蝶花，红得让人心慌。在韩老师向我们介绍时，她笑笑地看着我们，没有一点脸红的意思。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强小丫。强小丫同学因父母从外地调来咱们公社地段医院工作而转来咱们学校上学。强小丫同学学习好，爱好广泛，擅长歌舞。以后咱们班的文艺宣传队就有了新鲜血液了。”同学们听后就躁动起来。

“是呀，看来像个艺术苗子呢！”

“瞧那眼睛，忽灵灵地会说话呢。”

“唱！让她唱一个歌儿听听嗓音咋样。

“……”

韩老师听见了同学们的渴望,就说,“同学们,我们欢迎强小丫同学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好！”

“好！……”

同学们几乎齐声连喊好。接着，大家一同拍手欢迎。掌声不落。同学们总怕强小丫不唱，便就掌声不停。韩老师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停下来。强小丫笑着也摆了摆手，我们才停止了鼓掌。强小丫神情坦然。她说，“同学们，”她顿了一下，“我不会歌谱，都是硬学的。现在向大家唱一首《阿瓦人民唱新歌》。”

小丫唱道：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瓦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笑……

听小丫唱歌真好，真愉快。比起韩老师那干巴巴地讲课好听的多。不知同学们看见没有，我一边听她脆亮的歌声，一边抓紧每一秒看她张口时那两排白皙的牙，看她那随着歌声上扬时的扬眉睁眼。她那一对蛾眉括就着一对圆溜溜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叫人心里怪痒痒地。

很遗憾，我没有和小丫做同桌。起初，我想我很有希望和她做同桌。因为全班就我一个人坐一张桌子。我个儿高，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中间偏右的桌子上。可是，我忘了自己的个子，也忘了小丫的个子。她比我矮了一头。她被韩老师调整在中间座位上，而给我挤下来一位同桌。幸好，我和小丫坐在了同一个小组里。每周三的学习讨论会，我们会围成一圈讨论问题了。那时，我就瞅准机会，总是抢先和她坐在一起。我趁机细细地欣赏着小丫的风景。同时，又能闻到她那香水和浓浓的香皂味。那气味曾撩拨得我心旌摇荡。后来，我和小丫一同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常常代表学校去各大队、各单位，或者每年县上举办的文艺调演会上演出。小丫会唱会跳，不几天就变成了主角。我只会说快板，会敲木鱼，会说三句半。要是排练革命样板戏时，我就只演《红灯记》中的“卖木梳的”，《智取威虎山》中的栾平，《沙家浜》中的鬼子甲……反正，我连配角也演不上。但我很卖力，很积极，很勤敬。每哪外出演出时，我就背道具、挂大幕，有时间还帮演员们化妆。比如，扎腿带、系腰带什么的。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村子。小丫的父亲通过公社又把住房盖在了我们村。他们一家人都吃商品粮，自带粮票，不存在插队落户。于是，小丫又自然成为我们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主角。小丫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是我推荐的。我向主管宣传队的大队副主任张大叔说，咱们队里只要有了强小丫，准会次次在全公社夺魁！张大叔说，“早先就知道强小丫的名气了，我正要向你了解她呢。咱们村上每年春节排本戏就没有唱主角的，真急死人了。这下可好了。你说小丫在学校都演过啥角儿？”我来了劲，说，“嗨！多着啦——李铁梅、白毛女、小常宝、阿庆嫂……”张大叔说，“那好那好，咱们可以排革命样板戏的本戏了。”

大队文艺宣传队有十六人。专职演员十二人。文武场面上仅有四人。

穷山村里也有能人。文武场面的四个人都是一人顶俩、顶仨地担任各种角色。四十挂零的马建民是我们文艺宣传队的导演加头把弦。村小学校长王社会是宣传队队长加二胡手。武场面只有王兵和我。王兵打板，我煽大铹。王兵不演戏，我在好多戏中兼演着小角色。我觉得我很忙。一台戏中，我忽儿煽大铹，忽儿当小角儿，忽儿还忙着管前场：搬桌子、端凳子，安置简单的布景都离不了我。我煽铹巧鼓打裸垫木桄子很在行，所以便有了不少要学习的徒弟。一开戏，我周围就坐着几位弟子，他们等我去当小角儿或是管前场时就替我敲打，从不会耽误全场戏的演出。

作导演马老师是我们村小学里教师。他高个，方头大脸，绝对是标准的包公脸相。他每天在入睡前一个人就唱老戏段子，伴之是阅耳和弦的板胡声。他爱唱包公，爱唱徐彦景、爱唱胡传魁、南霸天、座山雕、贼鸠山，亦爱唱李玉和、杨志荣等等。还有时在没有旦角时唱那三水狼。

马老师小时候特别爱唱戏，爱弄乐器。在他羽毛正丰、唱戏唱得红了全公社时，他的父亲怕他因此影响了学业，劝了几次也不顶事，便偷偷给他吃了耳屎，毁了他的声音，毁得真惨。那年马老师才十六岁。马老师在误食了耳屎后，当即就变长了哑巴。只见张口没有声音。一年后才有了一点声息。一年半后才有了一点声音。那声音却是那样地艰涩而难听。多是只有粗粗的气流，声音就间断着挤出一点来。他从此下了狠心，学唱戏、学乐器，以至于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头把弦”。马老师的板胡拉得的确动人。他拉出的声音有许多独特之处。他特别会弄颤音，会滑变音，会用拇指和中指弹出好听的弦音。《拾玉镯》中孙玉娇的合线、绷线声他会在板胡上弄出清脆而真切的配音来。马老师虽不能出台了，但他仍对戏痴迷得不行，他仍旧在用心用力地唱。八大样板戏他一个人能唱到底。马老师给我们每一位演员教唱词。他一把板胡握在手，一本戏谱放眼前，边唱边拉，合辙入韵，声情并茂。马老师给主角教唱段时我们都爱听，都爱学，都跟着马老师一字一句地唱，等给主角儿教会了，我们那七八位非主角也学会了，而且唱得形肖逼真、绘声绘色。每每让大家齐声唱时，马老师就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拉着清脆悦耳、如泣似诉、合辙入韵的板胡。那真是一种绝妙的氛围。每每唱错了时马老师就喊：“停！”那板胡声也就嘎然而止。他就训斥，就指责。然后缓和声调再次纠正，再次示范，无数次反复着唱那易错处。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听，细细地体味，在心底里把那唱词反复琢磨，以至于唱得让马老师点头通过。

作为主角的小丫自然学唱的戏就多。马老师给她教会了唱腔后就给她教动作、教技巧。小丫便细心地跟上马老师一举一动地学。有些硬功夫小丫一时半点学不会，练不到位。马老师说，“这个动作是硬功夫，你要经常练习着，你现在记着动作要领就行了。一边排戏，一边体会，经常练习，时间长了定会长进。”小丫很认真地学着，还记了一大本笔记。

大队宣传队每次正式出台演出，服装都是演员自己寻找。那时我们全演现代戏，那是举国上下一片红年代。人们的衣着除了红色、军绿色以外全是清淡的装束，青年人上衣多为中山装、红卫服。作为村姑，大多就是李铁梅样式，铁姑娘样式，一律是大红碎花衫子蓝裤子，补丁越多越好，独角辫子越长越赢人。要么就是秋燕衫，粉红碎花对襟，双毛辫子滑溜溜搭在脊背上，。大口儿偏带平绒黑鞋，软溜溜透出一种清爽而纯情的村姑之神韵。在村上借“戏装”实在难。多为新媳妇的嫁妆。有的人家不愿借给你。为了排演《红色娘子军》，小丫作为主角，为一双软溜溜的红舞鞋跑了半个村子也找不下。马老师说这戏前公社各队排演的少，肯定容易夺魁，。可就是那双红舞鞋找不下，队长给小丫下令，赶时必须找下红舞鞋。小丫没有办法，就私下里给我下了命令，让我三天内为她找到红舞鞋。我说，“哪里有啊？”她说，“你找，钱多少我出，得赶时拿回来！我也不知道那里有。这是组织分配给你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按时完成任务！”小丫以一位领导者的口气命令着我。我知道小丫爱我，也就不用分说地诚恳接受命令。小丫说完，就给我扔来一个媚眼，还把那右眼一闭，弄出了无尽的神秘与会心。那一刻，我咬着嘴唇，把一个朦朦胧胧的梦藏在心底。由于排练戏，我不能提前去找去买，只有在决定正式演出前两天，我才匆匆去了县城。

四

八十多里山路，上坡下坡，我整整走了七个小时才进了县城。那时已是下午六点，所有门市部关了门。我只有在表兄家借住了一夜。夜里，表兄问我进城有啥事，我说，为宣传队买一双红舞鞋。在商业局干事的表胸把眼睛一瞪，“什么红舞鞋？哪里有它？是演《红色娘子军》吗？”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我早都知道。样板戏里只有《红色娘子军》中要红舞鞋，别的用不上。近两年都是为演它而来县城寻买红舞鞋的。我告诉你，县上都是用大口儿偏带黑平绒鞋顶替红舞鞋。”我想，那怎么行呢？“红”能用“黑”代替吗？然而，县城又没有，我总不能空手回家吧。再说，后天人家就要演出，没有红舞鞋怎么行呀！我权衡得失，说，“那就买一双黑绒鞋吧。”第二天，上午八点，各个供销社开门营业，表兄带我在城关供销社买了一双黑平绒偏带儿鞋。我把黑绒鞋高高兴兴拿回了家，并急忙去给小丫看。小丫一看就哭了。她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鞋子还用去县城买？它不如我找桂花嫂那一双红鞋呀！真是胡闹！胡闹！”小丫匆匆去向队长反映了情况，队长又向大队主管宣传的张副主任汇报了结果。张主任一听就来了气，“什么？买下了黑鞋子？这真是胡闹！是存心搞破坏！……

演出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我被张副主任传到了大队办公室。

“王宁，谁让你去县城？”张副主任问。

“队长王老师。”我答。

“王队长让你去干什么？”

“买红舞鞋。”为了保护小丫，我说了谎。

“买下了吗？”

“没有。”

“买下了什么？”

“黑绒鞋。”

“为什么不是红绒鞋？”

“县城没有红舞鞋。”

“全县城寻到了吗？”

“没……”

“你家是什么成分?”

“中农。”

“你按着什么心？“

“我……”

“你知道咱们村这次演出结果吗？”

“第八名。”

“去年是几名？”

“第一。”

“知道这是谁的责任吗？”

“……”

“王宁，你弄混了一锅汤！”

……　

张副主任翻开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一页，然后说，“你回去考虑考虑这件事，找找根源，刨刨思想，看符合不符合革命青年的行为？”

第三天，我被开除出大队文艺宣传队。从此，我白天参加劳动生产，晚上就写检讨，上批斗会。

写检讨三份，次次深入，刨根问底。

挨批斗，两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灵魂深处寻祸根。累筋骨，苦心志。老老实实认罪挨斗，直到脱胎换骨。

我怎么也说不清那“红”与“黑”。

红舞鞋象征意义深远，它代表着红色革命，它代表着赤胆忠心！而黑色代表什么？暗示什么？污蔑什么？是说社会主义黑暗吗？是暗示无产阶级革命走向黑暗吗？在批斗大会上，人家上纲上线了。我什么也说不清。红舞鞋才配红色娘子军穿，而让她们能穿上黑鞋吗？你王宁安得什么心？走的什么路？在批判、在围攻、在一声声高呼的口号声中，我的确感到自己太没有阶级觉悟了，连红与黑都分不清！你王宁就是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是非就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敌我就会犯大错误，就会滑向资产阶级泥坑，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驻队干部老潭说，由于我是中农，出身尚好，所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再追究根子了。经大队革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将我开除出大队文艺宣传队。

队长王社会因此而在宣传队内部经济了检讨。全体队员对他经济了帮助和教育。理由是他给小丫没有说清楚，没有讲清红舞鞋的政治意义，没有把工作作彻底。

五

我重新回到了生产队。走进了农业生产，走进了“农建”工地。

我经常偷偷地为自己的前途暗淡而流泪。小丫知道是她连累了我，是她私下让我去为她找红舞鞋，是她断送了我的前程。她在知道我被开除后便去向张副主任求情，向马老师求情，向王队长求情。求他们原谅我，宽恕我，让我留在宣传队努力工作，将功补过。她不厌其烦地说，我对文艺是多么特长，我对唱戏表演是那样地痴情。还说，我能经常帮她理解戏词与动作表情……

小丫向张副主任说了一大堆。张副主任说，“小丫，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呀？王宁为你买黑舞鞋，那是什么性质？什么存心？人家公社刘主任都知道了，电话上还狠狠地批评了老书记，说是咱们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一个中农成份的人敢对红色不恭，敢走黑色道路，那是替阶级敌人说话，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红色娘子军为什么能穿黑鞋？为什么能灭红瞅黑？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做复辟梦吗？它污蔑我们红色娘子军走黑道，和我们无产阶级唱反调！再说，你们胡家庄对革命干部与群众的教育工作太不到位了，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三大教育”太淡漠！太敷衍！你们的政治夜校咋办的？是不是走过程、唱高调了？你们将你们的政治夜校工作专题汇报于公社党委。你听听，这事儿弄大了呀！

“小丫，你还不清楚，咱们大队对王宁所作的处理最初公社团委书记、青年干事还不允许的，他们都要把王宁的黑舞鞋事件作为典型，要在全公社开批斗会，要让王宁进公社劳动教育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最后就形成典型人物和典型材料向县上汇报。你知道这些吗？多亏老书记一再求情，一再向公社刘副书记求情才允许咱们大队这样处理。”

小丫不再说什么了。她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大队办公室。

小丫哭了。她哭自己真不懂事，她哭王宁的悲哀与不幸。

一天晚上，小丫排戏毕趁回家的当儿来到我家。那时，我躺在床上，把那抄满了戏曲歌词的塑料本放在枕边。我一个人偷偷地唱戏，长乱弹。泪水打湿了塑料本，模糊了那些曾让我激动不已的戏词。一看见小丫，我急忙用手擦掉泪水，起身，痴痴地看着她。小丫低下了头，她似乎不敢看我。她说，“王宁，别伤心了。你的事是人家公社不原谅，不怪张副主任呀。人家公社要把你作为全公社典型来抓，亏老书记替你求情，才让你离开宣传队，当一名普通社员去，这样会保住你的前途，会继续划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内，会有机会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招工招干。你要打起精神，重新振作。毛主席说：‘我们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就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做。尽快改正错误，提高思想认识，争取早日恢复你宣传队员的名誉。我再去向马老师、王队长求情，我就说要和你唱搭档。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要排演《沙家浜》了，马老师找不下刁德一的角儿，我说你最合适。他皱了皱眉头，说，对呀，他的气质、他的性格是符合刁德一的。只是你被开除了。好了，我抽空先去找找张副主任说说，看人家同意不同意你回队演出。”我说。“我真感激你了，请试着去为我求情吧。只是别太为难你了。我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小丫说，“王宁，你等着，有什么消息我就告诉你。”

我跳下炕，急忙将小丫送出了大门。天上星星闪烁，夜幕沉沉地遮盖着大地，村子里也安静了许多。我说，“小丫，我去送你回家吧，只送你到家门口。”小丫说，“不用不用，别让人看见了，看见了就不得了，我会因此被批斗的。”我说，“那你走吧，我就在门口看着你，为你张胆。”暗夜里，小丫狠劲地捏了一下我的手。她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了我一会，似乎要说什么，但她没有开口。她走了。我呆呆地看者她溶入了灰蒙蒙的夜幕里去。在我看不见她时就大声唱：“穿林海跨平原……”

我老老实实参加劳动生产。春季农田基本建设开始了，我照样分在了“农建”小组，每天完成８方移土任务。对宣传队的思念常令我把辛酸的泪水往胸腔里流。我感到很憋闷，很冤枉。到底不是为自己的事儿呀，为了小丫，为了全队的演出呀！表兄说县城里演员都穿那软溜溜的黑平绒舞鞋呀！人家穿上它跳陕北秧歌，唱《梁秋燕》，唱《十二把镰刀》，唱《陕北道情》，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怎么就唱不了《红色娘子军》？我想不通。我到死都想不通。我一个人傻傻地上工，傻傻地干活。回到家里，就一个人钻进自己的小厦房里唱歌唱戏唱乱弹。我依旧衷爱着我的戏曲。实在憋不住，就一个人偷偷地唱老戏《铡美案》里的黑包公，唱那可怜的韩奇；唱《血泪仇》里的“手托孙女好悲伤……”每每唱那老戏时，父亲就吓得劝阻我别唱了，“人家不准唱老戏！唱样板戏吧！”父亲也爱看爱唱老戏，但他知道形势，知道世界兴工农兵，不说封资修。他让我唱李玉和、唱雷刚、唱杨志荣、唱那许许多多的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我知道父亲是为我好，可我就是刚强不起来，坚定不起来。我只有悲哀不已，痛苦不已。我只爱唱“手托孙女好悲伤”唱乱了，就乱填词儿唱老曲。我唱：

“手把镢头好悲伤，

红舞鞋没有多；

变作黑鞋顶替了，

酿成大错遭祸殃……”

唱过了，我就感到轻松了一点。

对小丫的思念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三天过去了，我没有见小丫一面，心里就只有悔恨；一年过去了，小丫就全方位地走进了我的回忆。我这才感到，是小丫给了我生活的乐趣和理想。尽管我和她都一样地有着我们那一代人的远大理想，有一同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意志，有在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的抱负，可那些理想和抱负似乎都那么遥远，那么渺茫。而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理想却深深地藏在心底里——我和小丫能走共同之路，能永远在一起。它让我整天乐悠悠、甜滋滋，它把我时刻推向小丫。只要时时刻刻能和小丫在一起，就感到无比幸福和愉快。说实话，从学校到离开宣传队之前，我对小丫的痴情总是一种渴望与希求，也可能是剃头匠的挑子，也可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印，从小丫用那好看的大眼睛笑笑地看着自己，从小丫那处处为自己的成功与胜利而欢呼跳跃的举动中，从小丫那常常让我送她回家的笑眼里，从小丫那暗暗地捏手中……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小丫是爱我的，是喜欢我的。当我被大队文艺宣传队开除回家后，小丫又偷偷来到我家。暗夜里那一狠劲地握手，我肯信，小丫爱我爱得是那样地热烈而痴情。那年代，谁敢和犯错误的人来往，谁就和有错误的人是一丘之貉，一条道上跑的“车”。要是被积极分子发现了，你就无法洗干净了。可是小丫不怕，她每隔三两天就要在排演毕的晚上来我家一次，向我说说宣传队里的情况。特别是向我讲宣传队对我的说法和看法，说马老师经常说我好学与聪明，工作认清与积极，特别是当新安排掸大铑的王虎敲错了大铑而使武场面断了音后就一边指教王虎一边说他不如我学东西快，学敲铑认真而快当！我听了只有流泪，只有悔恨，只有痴痴地看者小丫那无奈的不平与自恨。我说，小丫，别为我而自恨自己了，那是我的命，是命运主宰着我，强求也的白搭。小丫一听，睁大一双痴迷的眼睛说，“什么命？你信命？那是封自资修，那是牛鬼蛇神！”“哦，我说错了，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是自己阶级觉悟低，是非不明，是自己没有警惕性，没有防止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呀！我得从灵魂深处检查认识！”小丫严肃地说，“王宁，你要站稳立场，分清敌我，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别傻傻地走错道路！像你这样的思想，小心滑向资产阶级泥坑里去！”小丫严肃地警告我后就走了。临走时，还是狠劲地握住我的手，然后用一双眼睛向我诉说了心底里无法让我猜透的话语。我只有傻傻地感受着她那暗藏的沸腾的心……

六

小丫出事了。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深秋的虫鸣声把世界弄成烦躁。小丫排完戏，一个人向家中走去，一个黑影就紧紧地尾随其后。当小丫行止村口那只烂窑洞门口时，那黑影就从她身后扑上来，并把她拖入那黑咕隆咚的烂窑洞里去。

小丫喊：“你是谁？！”罩着黑色蒙面布的人不吭声，只是撕扯着她的衣服。

小丫说：“说上名字！我就愿意！”她知道是祸躲不过去了，就企图想知道恶人的姓名，想日后报仇。可是蒙面人说：“小妖精，别问！老子干了再说！”

“不！不！”小丫在挣扎。

“老实点！这情形了，还能放了你？傻货！”

小丫听出了一点线索，那蒙面人是整天瞅着她贼贼地笑的王蛮。她喊：“王蛮！”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扇过来，“什么事？”

“日你妈！”

“啪！”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蛮！你是瞎种！”小丫硬嘴。随之就挣扎。

“什么事？”

“我给你！但得放松我！”

小丫依旧不从，依旧挣扎。王蛮无法得手。

“快脱！”

“放开我的手！”

王蛮用双手箍住小丫的肩头。小丫伸手捏上了王蛮的炸弹。王蛮“哎哟”一声放开了小丫。没等小丫起身，王蛮就狠劲地撕烂了她的裤子……

失身后小丫多日不出门。

村子里的新闻很快就传开了。起初说法不一，后来就说得有鼻子有眼了。不只是那位捣蛋者竟然把小丫和王蛮的名字写在村子中间的公布壁上，又画了一个男孩和女孩的卡通画。

王蛮吓得不上工了，在他舅舅家躲了三天。小丫只管哭，不说话。她不再出门，不去排戏，她说她那天晚上要是不去排戏就不会遇上那事。然而，宣传队里不能没有小丫。况且又距元旦全公社汇演仅有两个月了，再不抓紧排练，就很难赶时出台。小丫又是主角，不少戏她都出场最多，唱戏最长。她如果不唱，那宣传队就地散伙。小丫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许小丫再去宣传队里没黑没明地唱戏了。他打了小丫，他觉得太丢人了！可是作为医院院长、国家干部，他只能在家里教训小丫，可在人面前他就不敢那么固执了。王队长来到他家，说，“强院长，这事不怪小丫。小丫是出色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我我们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分子。她把自己的光和人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她次次被评为先进演员。大队老书记还说，一定要保护小丫同志的革命热情，要发扬小丫同志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革命精神。公社团委书记还要求我们为小丫整理个人典型材料，他们要向团县委汇报，要把小丫为革命唱戏作为全县青年典型去宣传、去推广。说不定小丫会被调到县人民剧团去，那可是正式工作呀！你还是为小丫做好思想工作，让她尽快回到宣传队来。”

“是呀是呀，我也这么说。”强院长的头脑很灵活，他说，“小丫是对的，她做事就有一股子革命热情。她戏唱得好，她是革命的好后代，我坚决支持她！”

在出事后的第五天，小丫又回到了宣传队。为了安全，她在宣传队排戏，天一黑就回家去。

王蛮很快被收进了大队劳动教育学习班。

王蛮的作案事实明确与真实，一切材料取证不用吹灰之力就完善了。王蛮首先通过审讯与笔录，再通过由大队民兵连长、革委会副主任组织与主持的青年批斗大会。批斗会如急风暴雨般地袭来。开始是材料发言批判，下来是自由发言批判，再下来是质问。

“王蛮，你说你为什么要破坏文艺宣传队？”

“王蛮，你为什么要玷污革命干部子女？”

“王蛮，你存心不良是不是？”

“王蛮，你心怀鬼胎！你是牛鬼蛇神！”

……

质问逐步上火、升级。

很快发展到围攻、打斗阶段。王蛮被一群青年拥过来挤过去。有人便用拳头在王蛮背后砸他的脖颈，有人就趁推着他倒向一边时伸长腿使绊脚，。他倒在了地上：

“将流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痛打死皮不要脸落水狗无产阶级败类人类的狗屎堆……”

……

口号呼得震天响。口号呼得古怪离奇。随后电灯一灭，就有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了王蛮的头上、身上。王蛮疼得哇哇叫，但他不敢乱说一句。他要是说了。主持人就随之呼口号：

“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

“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故意抵赖，死路一条！……”

口号便鼓舞着拳头又一阵密集地落在他的头上、身上。

经过两场批斗会后，王蛮走进了劳动教育学习班。

参加劳教班有十三个人。他们由五位武装基干民兵监管，又大队张副主任和大队民兵连长领导。他们白天参加劳动生产，晚上加班开会、学习、检讨、交代、审讯，向组织写汇报材料，要么就揭发坏人坏事，将功补过，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出班回队。

劳教班里只有王蛮最年轻，只有王蛮赶了没名堂的坏事。他三十挂零。矮个，撇脚。圆蛋儿脸，鼠眼、细眉，５有两颗黑痣，让人一看上去就感到麻烦多多。他常戴一顶黄军帽。虽说没有红五星，可周围却是一圈回形针别着垫帽纸，远远地闪光。一双大骨节手指却也会捉笔弄墨，字儿却也写得周正。村上人叫他二等矮子（侏儒），那撇脚板走起路来实是难看，终没有人为他提亲引线的。可是他又早熟了。青年人的冲动与激情常常作践得他难耐不已。他曾在村上偷鸡摸狗，他曾欺骗和玩弄过小女孩。但他记吃不记打，见了美丽漂亮姑娘就眼睛发红，心里发毛。在劳教班里，他的汇报材料写得好感人好动情，他向组织交代得很细致。他说，他已经盯上了小丫一月多了，他没有办法接近她。他说，他一连七个晚上都盯着小丫回家，他无法走近小丫，起初，他是想看看小丫那花枝招展的美丽，看小丫那艺术般的身姿迷人。他说他感到小丫有一身仙骨，有一身香气。他不知道小丫为什么那么会长的，那儿都长得心疼。他一看上小丫那花儿般的笑脸，那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就心里发毛，就毫不设防地让那东西挺挺地撑起。他难受得想死想活，他恨不能拥抱小丫，亲吻小丫，以至于吞掉小丫那红苹果般的脸蛋儿。小丫的侧面风景令他神魂颠倒，那乳花挺翘，那丰臀圆实，那腰肢细细地如布娃娃般地令人神情恍惚。他因思念小丫，每天夜里睡不着觉。他也想通过正道去向小丫提亲，可那只是一眨眼的妄想。他那儿都不能和人家小丫相比。小丫是商品粮户口，以后的正式工作指日可待；小丫的父亲是医院院长；小丫是高中毕业生，再过两年就会被推荐为大学生、工人、干部。你王蛮是个啥货哟！唉，话又说回来，她小丫条件再优越也是个女孩子，她照样要为人妻、做人母的。在那一点上她小丫和平常人一样呀。他王蛮是攀不上她呀，可是爱一次总可以吧。王蛮妙想天开了，走火入魔了。

于是，他苦苦思索了多日。他尾随小丫七个夜晚。他一路勘察了小丫经过的路段两边，他终于瞅准了那洞窑洞。那窑洞就在村口，那窑洞离小丫家有一百多米。他把自己的黑脖套儿一端用细线儿扎住，再在侧面依着自己的眼睛开了两个小孔，一套上黑脖套儿就怎么也看不见他那一张圆脸蛋儿了。他苦苦设计，他偷偷准备，他悄悄化装自己，他终于在跟踪小丫的第七个晚上实施了他的阴谋……

王蛮的脑袋瓜是灵活而聪明的.在详细交代了他的作案动机与内心世界后没等民兵连长训斥、指责、审问以至于痛骂时就接着说，他的思想是很坏很坏的，他的灵魂是极其丑恶的，他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明目张胆地欺侮了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宣传员小丫同志。他要好好劳改，深刻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罪恶结果。亏王蛮是下中农，从阶级斗争上找根源没有基础，就一准认为他是人民的败类，革命队伍里的异己分子，。是九种人之一的坏分子，是牛鬼蛇神的化身……

七

王蛮走出劳教班时我走进了劳教班。

在走进劳教班的前一天晚上，小丫气喘嘘嘘地来到我家。她一进门就喊：

“王宁，出来出来，我问你话！”

“什么话，到我房子里问吧，我一个人在房子里。”我说着把小丫推进了我家东间房子。

“你近来表现咋样？”小丫问。

“不咋样，我一晌不缺地劳动呀，也听从队长的指挥呀！”我说。

“和谁闹过矛盾吗？”

“没有哇。”

“得罪过小队干部吗？”

“没有呀。”

“哪……？”

小丫百思不解，苦皱眉头，作思索状。

“你听到什么了？”我问。

“昨天我向王队长说你回宣传队的事，他满口答应，说是张副主任已经同意了，说宣传队没有高程度的人，你是高中生，又是中农出身，在宣传队发挥个人特长很合适，只是张副主任要等老支书一句话。老支书去县上开会了。”

“哪后来呢？”

“后来，今天我去问王队长，他摆了摆手，说。‘别再提王宁的事了，他不能回宣传队去！’”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急忙追问王队长原因，王队长说，我也说不清，只是老支书一提王宁就生气了，我也不敢再问什么了。”

……

“唉，王宁，你最近惹过张副主任了吗？”

“没有。”

……

小丫走时顺便把自己抄写的歌谱《在北京的金山上》和杨志荣《打虎上山》曲谱给了我。我接上它，心里老感到发慌，没有心思唱那歌那谱。我急忙将它夹在我的歌谱本里，就走出门去送走小丫。

压抑。无尽的压抑。

我心里老发慌。那一夜我终没有入眠。

第二天，在老队长敲响上工的钟声后，民兵排长王会英就通知我去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室里坐着民兵连长和副主任。两人都不说话，沉着脸，似乎思考着难题。我预感到形势的严峻。走进办公室，民兵连长盯了我半天才说，“王宁，坐那板凳上。”我坐下后，张副主任取出一支“大前门”，按着了打火机。民兵连长审问开始。

“王宁，你最近赶什么？”

“劳动。”

“工余干什么？”

“没干什么？”

“还唱戏吗？”

“没有唱，正式没有唱。”

“乱唱过什么吗？”

“唱过歌曲，唱过语录歌，唱过样板戏中的段子。”

“还有吗？”

“没有。”

我心里打鼓。一定是自己在上工时唱了那几段老戏的错了。我想。

“王宁，你的嘴不牢呀！有人反映你唱老戏，宣传封资修，追求才子佳人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民兵连长说着把一份没有署名的反映材料扔给我看。呵，那材料写了七页，上面记着我那月那日那时那刻唱过什么老戏。并说我在唱老戏时还提袍率袖、吹胡子瞪眼，间或扭腰摆臀，翘起兰花指，走着点水步，那媚态纯是宣扬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材料的最后还说我有一个记着老戏的厚本子……

在看那份反映材料过程中，我就知道材料是王蛮写的。不用问，因为王蛮和我是初中同学，高中没有推荐上，便就比我早回村两年。他下“好”字时总是把“女”字写得小，“子”字写得大。我记得他说过，女人哪能比过男人。子代表男人，女代表女人女人总是抱在男人怀里的。女人不能和王蛮男人一样大、一般高。因此，他就长期把“好”字写得左低右高，而且把“女”字写在“子”字下半截里去。后来证实，的确是王蛮为了表功、早日走出劳教班而告了我的状。他因此早两天出了劳教班。那天下午，王会英排长从我家搜走了我那厚笔记本，把我为自己抄写的歌谱、老戏词儿一齐亮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第二次审问开始了。

劳教人员被隔离后就住在贫协主席家里的磨道里。地上铺了麦草，我们十三位劳教对象从家里带来了烂被子和一个碗筷。磨道做床，磨盘做桌，我们每天晚上伏在磨盘上学习、写检讨。三支蜡烛蹲在石磨顶上，昏暗就充满了窑洞。从大队办公室抬来一张小课桌，放在窑洞窗下，一盏马灯蹲在桌子上，趁其他劳教队员在院子里夜训时，民兵连长在磨窑里审讯了我：

“王蛮，你本子上那些老戏词是谁教你的？在哪儿抄的？”

“……”

我不能回答。

“说吧，老实点！”

“是我写的。”

“你写的？老戏词你能写出来?”

“是我听的。”

“在哪儿听的？谁唱你听的？”

“……”

我不敢说出教我唱老戏的人。

“说呀，我们已经掌握了材料，和你核实核实事实。我们知道谁教你唱的。”

“知道了就别问我了。”

“胡说！这是对口实！是取证！知道吗？”张连长怒目一睁，就把一脸的狰狞扔给了我。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脸。

说真的，我的那些老戏词与唱法都是听马老师的。那是每天晚上排戏毕马老师在他的房子里教我的。因为爱它，便想方设法让马老师教我唱。马老师根本不愿教我。而且每次教过后都叮咛我，绝对不能告诉第二个人。我向马老师保证，并指天发誓，绝不说出他。可是，唉，狗日的王蛮！我把牙咬得咯咯响。

那一刻，我恨死了王蛮。

那一瞬，我知道自己连累了马老师。

然而，我终也没有说出马老师来，我一口咬定是我写的。为此，张连长便立即对我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被我气得脸红脖子粗时狠狠地扇了我两个耳朵：“没见过你这块生铁！没见过你这块又硬又臭的石头！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谁是你的老后台！谁是守旧仇新的保皇派！”

很明显，全大队只有马老师会老戏，唱过老戏，谁都清楚。

……

马老师承认了事实。

马老师因此和我一同走进了劳教班。

当我和马老师一同游街示众时，小丫远远地流泪。

那时，宣传队散伙了。

八

一九七六年四月，小丫被公社粮站招了副业工。

小丫离开村子后，我们便住有书信来往。当小丫穿戴一新，走出村子、走向公社是，我心里就感到真不是滋味。我羡慕她干上了公事，我羡慕她有一位院长父亲。我什么也没有。社会把人分了等级。我的父亲是位老实巴脚的农民，他一生勤劳憨厚。他把诚实、把一身身汗水都奉献给了土地。他起初希望我能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里混个名堂来，盼望大队干部、贫下中农把我推荐出村子去当干部、当工人、当临时工、但副业工，以至于推荐上中专、上大学。父亲的梦就是我的梦，我们一家人的梦。我一方面为小丫终于走出了村子，走进了粮站而高兴，而祝贺，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前途暗淡而痛苦，而自卑。小丫在去粮站那天，她把一双为我细心纳织的绣花鞋垫连同她的一站风流照送给了我。我也随之送给她一个日记本和一支钢笔。相互间的赠言把彼此的诚心与爱慕藏在其中，令人细细品味。和小丫一同推荐的还有两位高中生，可我就因中农成分而无法被大队推荐。那时，我才如梦初醒。我知道我永远和别人不一样，永远走不出村子。那时青年人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推荐。推荐的人自然是贫下中农，而我不是。我的条件根本不够。加上我又进过劳教班，谁能敢把一位进过劳教班的人推荐出去？

我彻底死了心。我痴痴地盯着自己曾经捣弄过的书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家庭。和小丫通过几封信后，自觉无话可说了，就不再爱写信。只是小丫不改初衷，痴情依旧地一周一封地给我写信。她劝我别灰心丧气，别把世界看扁了。她让我永远记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着那“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只有苦笑。

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干革命，在那广阔天地里寻找“大有希望”。我在无法熬过那长长的冬夜时，就无数次读小丫写给我的信。一月四十地给小丫写山一封信。在信里我把自己的苦楚、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彷徨都写给了小丫。我把对成分的诅咒、对社会的不公、对命运的残酷都诉说给她听。写过了，忽儿又想到，自己真是不自量力。人家小丫是什么人，什么背景，人家是领导干部——院长的女儿呀！再说，你那信里一准是低沉调儿，一准是前途暗淡、命运不测，一准是对社会、对出身、对农村的控诉，要是那封信被一位革命积极分子看到了，还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说不定就成了全公社落后青年的典型了。唉唉，真是胡闹。我把那一封封信烧趁了灰。看着那纸灰袅袅升起来，我的希望就也旋转着飘起来，一片迷茫就夜幕般地遮盖了心灵世界。

寄给小丫的那几封信，可以说是很进步，很革命的决心书，是鼓舞人永远向上、扎根农村，在反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的表白。读着自己写的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胡说了些什么。还“工作岗位”的，狗屁！全中国的农民都有工作岗位了。说得怪好听，怪骗人的。

快过年了。我突然想到要去看看小丫，再顺便送一张主席像以作纪念。那是腊月二十四日，我用挖草药买得的几毛钱买了一张主席像，独步走向公社粮站去。我不知道小丫住在哪儿。走进粮站大门，问门官，门官说：“小丫？小丫不在粮站住，她住在医院。”

走出粮站，我又来到医院门口，忽儿想到小丫在信中说，找她时就在粮站来，别让她爸爸看见。我望了一下那有一个大大的红“十”字的大铁门，就匆匆走回了家。

真难啊！

那一年，我无法见小丫面。

从此，我死了心。我知道我和小丫已变得十陌生了。

我走自己的路。从心底里我相信命运，我不再像中学时那么天真，那么相信世界美好，社会一片红，人心一同美。我不再懵懂，我被社会“教训”了几次后，便贼贼地看着社会，感到世界一下子边得生涩，变得面目狰狞。

冬季“农建”依旧热火朝天。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在十街口进行晨训，七点上工地，向地球宣战。工地上的大番锅里熬出了黄灿灿的稀溜溜玉米粥，每人二两玉米粥，伴着自己带来的菜疙瘩、菜馍填饱肚子。缺盐少醋，谁也见不到那熟油辣子，可饥肠辘辘的社员们一个比一个吃得香，一个比一个得干净，大小碗里的玉米粥都被舌头舔食得不用洗碗。

吃过早饭了，总感到肚子还饿。可是，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挨着。再干三四个小时，眼巴巴等候小弟弟送来可怜的午饭——一碗“金裹银”送到水利工地上来。天黑了，能完成８方移土任务的小组几乎没有，夜晚加班加点常常让社员们自觉而习惯了。不过，那阵子，人们不再说话了，不再说笑了。人们透过灰朦朦的夜幕看那大队副书记的一举一动。副书记作为“农建”工程总指挥，上工下工只有他能点头定妥。那阵子，副书记沿着分方线走上一边，就大喊两声：“干！干！任务是硬的。土方任务不过夜，谁干完谁下工！”之后，他就披上他那厚实的狐皮大衣，蹲在田坎上抽起旱烟来。烟锅里的红火一明一暗，犹如他那生气的黝黑的脸庞一样碜人，正红的烟火宣告立即下工的希望彻底破灭。社员们无奈何地干着，干着……动作幅度很大，实际效果很差。半锨装土，锨板儿在车厢上磕得脆响。半车运土，走一步停三分，怎么也走不到填方处。到了那填方处，夜幕就把起方处和填方处隔成两个世界，谁也看不见谁。于是，运土的社员就坐在架子车辕上一动不动地看那黑夜，看那满天繁星。起方处的社员在架子车走后也坐在锨把镢把儿上感受加班的冷滋味。两处的社员谁也不吭一声，不说一句话捉谜藏似的。忽听得起方处队长喊：“快干快干！等到啥时辰呀！”运土的社员这才干咳一声，慢慢起身，慢慢拉上架子车向起方出走去……

终也完不成任务。只有挨到夜半凌晨一两点，副书记气咻咻一声喊：“回家！”社员这才迅速想２家中走去……

每晚下工回家，我坚持做两件大事：一是写日记，把一天的感人时光留在日记里，把一天的痛苦感受也记在日记里。二是看小丫送我的风流照和笔记本，把自己对小丫的思念都记在那《革命日记》本里去。然后伴着一种渴望，一种希求，一种甜蜜走进梦乡……

我终于家到了小丫。

那是在“农建”工地上。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初冬，那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时刻——十月初九日上午十时。全公社机关单位支援“农建”，小丫扛着一面缝有“农业学大寨”五个大黄字的红旗，走在全社机关干部队伍的最前面，来到了我们“大寨”式大队的“农建”工地上。他们来时，我们正吃早饭。七个生产小队，七口大番锅里冒着热气，社员围着七堆，喝着那稀溜溜玉米粥。副书记急忙上前接待公社领导。大队会计接过小丫手中的红旗，插在工地前方的田坎上。小丫依旧麻雀似地热烈，她走过来，向我喊：“王宁，老同学！能吃一口吗？”那一瞬，我全身都感到不自在。我又羞又臊，又自卑又激动。我笑着说，“这不是商品面，这是稀汤汤，胀肚子的。”那一瞬，我感到小丫也脸红了一下。我急忙放下半碗玉米粥，看着小丫。小丫也静静地站在我的对面看着我。我知道我很土，我的穿着很穷酸，烂衫子烂裤子，脏领脏袖口，双手是老鸦爪。可是，眼前的小丫却是一朵艳花，一朵蓝中杂粉、粉中拥红的艳花。她穿着一件警蓝服，一条凡立丁浅蓝色裤子，整体给人一种庄重之感。添彩处动人动心。一条大红拉毛头巾截成好看的三角形，松松散散地围在脖子上。原先的立竖羊角辫没有了，代之是一头齐肩的短发，如半个西瓜似地松松散散地摆着。当时，农村人叫那发型是“时髦”，实际就是“李春花姐姐”的样子，刘胡兰的样子，女红卫兵战士的样子。在那圆溜溜头顶右上方是一只展翅欲飞的红蝴蝶发卡。再瞧小丫那好看的脚丫，一双白线袜，一双偏带儿大红半高跟鞋，把亭亭玉立展现给世界。看着小丫，思想着自己那不堪入目、不敢相比的衣着，我羞臊得不只有脸红，我自卑得不敢抬头。伴着一股浓浓的香皂味，小丫走过来，笑笑地说，“老同学，怎么不来粮站呀，怕我吃了你不成？”

我红着脸说，“来过了，你不在。”

“胡说呀！我上班时间都在！”

“那时你不上班。门官说你在医院里，我就……”

“哦，是吗？着是的？”

小丫说着，似乎明白了我的内心。她说着把那一只好看的笑眼窝一眨，又伸了伸舌头。那一刻，我心里就颤颤地愉快了。我想向小丫说好多好多的话，我想肆无忌惮地去拥抱她、亲吻她、以至于想永远和她在一起……但那一切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急忙走进工棚去，写了一封短信：

小丫：

我能爱你吗？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永远也不能分离。永远，永远……

　　　　　　　　　　　　　　王宁

在小丫离开工地时，我将那一封短信塞进她的衣兜里，还叮咛她，回单位后再看那“锦囊妙计”。小丫笑笑地又是偷偷地、迅速地捏了一下我的手指头后，就唱着语录歌走了：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九

七十年代最后一年，我考上了上海交大。

在临走时我和小丫道别。小丫说，“王宁，祝你永远向上，祝你成才！报效祖国。我配不上你了，我是个副业工。“我说，”怎么不配？正式工多半是由副业工、临时工转正的。你已经那工资了，我要支出。”小丫说，“要有自知之明。形势变化，人也变化。别把我当回事，我想我会成为你的拖累。”我说，“别那样说，我们是同学，是战友，是有过患难之交的，你等着我。四年，四年一瞬呀！”小丫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先是点头，再是摇头。说，“不说了，你就给我写信吧，我等着。”

四年里，我们常通信。只是一年比一年少。到了第四年，一学期里小丫只给我写了两封信。信里尽说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话语。毕业后，我专程去相距８０里县城看她，她偏就去地区开会，让我带着无尽的酸楚回到了学校。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加上又要去考研，三年里，我顾不上回家，只是继续和小丫来往着书信。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小丫一封短信打败了我。

王宁：

　　别等我了。我已成为人妻。祝你飞黄腾达。

　　　　　　　　　　　　　　　小丫

我痴呆呆地看着信，我恨不能立即飞回家，去和小丫论理。我急忙回信，问她为什么不讲信用？为什么要骗人？为什么要提早结婚？为什么……我问不完，我不相信那六年的友情、恋情会一下子死亡！我急忙用加急挂号信问她，可她再没有一次回音。

小丫藏匿了，消失了。实在没办法，我便写信向弟弟请教，让弟弟替我了解小丫的情况。我和小丫秘密来往、通信，从来都是藏着弟弟的。可那时刻我已顾不了那些了，只有求弟弟在远隔千里的家乡替我弄清小丫的一切。

弟弟的回信等得我烦躁不安。我知道弟弟一时三刻也弄不清小丫的变故。

十天后，我终于等到了弟弟的来信。从信里我知道小丫活得是那样地艰难。她先是被公社话务员欺骗、占有、再舍弃。她企图告状，可那话务员的姐夫是公社副书记，又是为小丫去粮站当副业工做工作、打关节的关键人物，小丫惹不起他。她只要把不平与悔恨咬碎咽下肚子里。第一位正式丈夫是县供销社副主任李良。李良的父亲是县商业局局长。他说什么也要娶小丫为妻，李良的父亲向小丫的父亲提亲，小丫不同意，她的父亲左右为难。可是，那李良本来就是个二流子，想做的事谁也别左右他。在一天晚上，李良冲入小丫房子，把她按倒在床上……

一个月后，小丫终于和李良结婚了。正式结婚时小丫就怀上了李良的孩子。可是，花花公子的李良又在追着另一位才招来的年轻女售货员了。小丫生孩子时，他说生下是儿子时他就和小丫过，是女孩他就和小丫各走东西。结果小丫生下了小女孩，李良　就将她一脚揣开。

……

知道小丫这些后，我哭了。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三天不出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从此，我不想回老家了。

从此，我把小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为了不让妻子生疑，我一个人在家时将小丫给我的信全部烧掉，只留下小丫那张风流照，时时夹在我的日记本里，谁也看不到。

弟弟又来信了。说母亲有病。她老人家想我了，想我们一家人。我便趁暑假携一家人回到了老家。回家前，我背着妻子在上海买了一双真真正正的红舞鞋。我要从此了却我欠小丫的情。我多么想让小丫能穿上我买的红舞鞋，再给我跳一曲那醉人的天鹅舞呀！然而，那已成了一个天大的妄想。

走出小丫店门，一股酸泪溢出了眼眶。我急忙用袖口擦着泪水匆匆向大街深处走去……

梁长生，笔名梁炜，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集《爱之劫》，长篇小说《坎坷人生》，散文集《花开花落》。小说集《爱之劫》获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易发杯）银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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