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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6年春。
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一个大型的排灌站初具规模，可越是接近尾声，工程的进展要求越来越精细。堤坝纵横坡度的测量，设备的运送安装，机器运转以及各种仪表的调试、各种数据的检查验收……总之，大家都紧张、忙碌极了。
我和一大帮知青，在一名大队副书记的带领下，和另外二十几个有经验的土、石工匠们一起，起早贪黑苦干了近半年，终于有了即将离开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处于旷野之中工地的迹象。这天上午，大队的秘书小郭急慌慌地骑着自行车，乘渡船渡过淮河，来到工地上。平时，这里是鲜见来客的。见来了人，而且是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计，举目张望着，并且调动一切神经猜想着，来者为何而来？
只见郭秘书直奔大队副书记，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大家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良久，副书记仰起头来，朝着人群中的我招了招手：“小田，过来！”
我忐忑地走了过去，静静地等待着发落。
“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上午赶到大队部苟副书记那儿报道，有新的任务给你！”
闻听此言，我心里更没谱了，一直处在厄运中的我，神经敏感极了，就觉得心儿狂跳，手足无措，连话儿也说不顺溜了：“要......要我去干嘛？得多......多长时间啊？”
“问那么多干什么？去了就知道了！”副书记硬邦邦的一句话，像极了一块砖头，硬梆梆地朝我砸来。
于是，我怀着砰砰乱跳的心，跑回我们的营房，胡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囊——一床薄被、简单的漱具和一个走到哪里都带着的黄帆布挎包，跟着郭秘书就踏上了回程。路上，我小心翼翼地向郭秘书打探消息。可他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似的，一问三不知。
一群大雁，鸣叫着飞过头顶，那叫声，在我听来，是那样凄厉、悲切，无端地触发我几多伤感。72年高中毕业的我，怀揣着种种理想和抱负，就因为家里“社会关系复杂”，一次次被阻挡在先进组织的门外，更要命的是当兵、升学、招工全靠推荐，这些机会自然一次次与我擦肩而过。我曾为了能成为一名军人，一连三年报了名，体检每科都过关，就是政审成了我难以逾越的门槛。我曾经为好几个人代替体检，他们顺利入伍、招工、升学，到后来就是没有我的份儿。想到这里，不免从心底发出低沉的哀叹。
到了大队部，没来及放下行囊，直接去了分管治安的苟副书记的办公室。说起这苟副书记，照他自己的说法，应该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据说他曾被抓过壮丁，逃过荒，打过长工。做副书记期间，成天“阶级斗争”挂在嘴上，一支铁把儿老式冲锋枪不离身边。在他看来，周围任何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出身成份高的以及他们的子女就更不用说了，得严密监管，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可私下里听不少老年人说，抓壮丁和打长工的年月，苟副书记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根本就够不上做壮丁的年龄，要过饭倒是事实——他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不管他兄弟俩。可这些有谁敢当面戳穿他呢？
见我进了办公室，他用了极其诡异的眼光打量着我，本来就有些歪的嘴吸溜着，许久，就这样看着我。我不禁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心想怎么了？又不是第一次见过我，难道我的衣着、表情、姿态有什么问题？我上下打量了下自己，除了皮肤粗糙黝黑，服装布满尘土，别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鼓足了勇气，站直了身体，主动先开了口：“苟书记，是您找我么？”
“哦，是的，你来了哈，听说你是高中毕业，会写文章是么？”
“我不算会写，就是闲了爱写点儿文字，胡乱涂鸦罢了。”
“那好，我正需要这样的人呢！你回家洗个澡，换身衣裳，马上回来到我这儿，我再仔细跟你讲。”
回到家里，我简单跟母亲谈了被苟副书记调回来的事儿。母亲很是兴奋地说：“儿子，也许机会来了，好好表现吧，干好了他们一高兴，没准就把你推荐上去了！”
我点了点头，喝了几口母亲递过来的开水，带上换洗衣服，到附近澡堂子冲洗了一下，就又回到苟副书记那儿去了。
再去苟副书记的办公室，完全不是先前那样了。只见屋子中央由几张桌子拼凑成了一个大案子，周边摆上板凳，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大圈。这些人中，有几个我不认识，经介绍方得知是县公安局来的人，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大队的几个基干民兵，其中还有刚从部队上回来的林二晓。大家都一脸的庄严，似乎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一看那阵势，我的心又收紧了。
看看人到齐了，苟副书记咳了咳嗓子，踅眯着眼睛扫视了一周，极其庄重地说道：“今天叫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是想让你们共同参与破案。我们这里阶级斗争非常复杂，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行动，就在昨天，我们大队部门口的厕所里，居然出现了反动标语，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都是有觉悟的人，新旺（他从来读不准“希望”二字，统统念成“新旺”）你们积极协助县公安局的同志侦破案件！”
说完，他随手扔给我一沓公文纸，命令道：“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我在心里倒抽一口冷气——幸亏发生的事与我无关。怪不得刚才经过那个厕所时，发现男厕所的门被堵上了，几个人远远地在探头探脑、窃窃私语。
公安局刑侦队的李队长是一个看上去及其精明的人，他虽然人不显得那么高大威猛，可那双眼睛却十分犀利，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丝丝入扣。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发言，谈一谈自己对案情的看法，分析一下作案人的动机，给作案人画一画像。
听到这里，我似乎才明白自己被紧急召回来的原因。瞬间，我的思想抽空开了一会儿小差。我一边紧张地做着记录，一边在设想着这次事件可能会给我带来的转机：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积极出力献策，好好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顺利抓获犯罪嫌疑人。相信有了好的表现，领导一定会对我有好的看法，或许我多舛的命运就会有了新的契机。
“小田，该你发言了！”
我从极其不现实的憧憬中惊醒过来，根据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常识，谈了对案件的一些看法。就这样，所有到会者无一落下地都作了发言。
在我看来，大家的发言都很正常、自然，就是轮到刚从部队上回来的林二晓发言，稍显得有些异常。林二晓比我大三四岁，在部队里至少也呆了二三年了吧，不知什么原因就回来了。只见他一脸的凝重，双目游离，两只手总是不停地活动，不是摸香烟，就是擦火柴。县公安局的李队长扔了一只烟给他，他居然拿起来就向火柴盒上擦，擦了半天，当然擦不着——那毕竟不是火柴棒啊！
会议结束了，我和民兵小赵被留了下来，其余的人都走了。公安局的李队长和苟副书记到另一个房间密谈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把我和小赵叫到跟前。苟副书记神秘地、极其严肃地对我俩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给我盯牢了林二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发现什么情况，立即向我们汇报！”
我和小赵连连点头，表示坚决执行！
就这样，我俩白天装作没事人一样，远远地观察着林二晓的动向；晚上，利用夜幕的掩护慢慢靠近他的家，监视着他以及家人的一举一动，一直到深夜，估计大家都沉睡了，我们才悄悄留下一人，另一人回到大队民兵值班室，简单地休息一会儿，两个小时后回来交换。前两天我俩仗着年轻，都还顶得住，到了第四天我们都困得睁不开眼睛，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就是睁着眼也是哈欠连天，双眼布满血丝。
林二晓夫妇俩和他哥嫂同住一个院子，出出进进的人较多，我们没法靠得太近，夜幕降临，就在离房子几米开外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强打起精神，瞪着眼睛盯着他家的门，竖起耳朵听着一切动静。
第五天深夜，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蛐蛐儿在墙根下重复着它那不知唱了多少个年代的老歌。整个村庄都进入了梦乡，我俩的眼皮也开始打架了，就悄悄商量着回去睡会儿再来。突然，清晰地传来“吱扭”响声，我们知道那是开门的声音，我俩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只见林二晓家的门开了一道缝，黑暗中一个脑袋探出来左右张望一会儿，见没有什么异常，一个人影儿走了出来，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趟，又跑到房子的北山墙外，蹲下来撒泡尿，回屋了。我们知道，那是林二晓的老婆。
他老婆是回屋了，可是没关门。只听见里面悉悉索索一阵动静，一个高个子出来了，很明显，是林二晓。开始我们觉得他也是出来解溲的，不过我们还是觉得有些不正常，前几天他们不是这样的，夜里都是在屋里解决的。
正猜想间，林二晓来到院子里，没做多少停留，就出了院子，向大队的方向快速走去。我俩屏住呼吸，远远地跟上去。借着星光，我们隐约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到了大队的厕所门前，他左右看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东西往腋下一夹，动手去搬厕所门前的铁脚手架——那是堵门用的。
见此情景，我俩不敢怠慢，迅速打开四节电的手电筒，大喝一声：“谁？不许动！”
两条雪亮的光柱，紧紧锁定那人——正是林二晓！只见他腋下紧紧夹着的是一把短柄锄头，很明显，他想趁着夜色铲去留在墙上的罪证。他脸色苍白，双目绝望，无助地看着面前的地面。
近在咫尺的民兵队部里值班的人，听到动静，立即过来两个持枪民兵，老远他们就拉动枪栓，晃动着电筒灯光，咋呼着跑了过来。就这样，林二晓没做任何抵抗，乖乖束手就擒。
案件的审理过程极其顺利，林二晓几乎没做狡辩，很快交代了自己犯罪动机以及过程。
原来，林二晓的父亲年轻时就离开家园外出闯荡，做过苦力，扛过码头，当过盐贩子，干过土匪，参加过反动武装组织，杀害过革命武装战士，解放后做过大牢，最后在山东烟台安家落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举家返回故里。由于离家多年，说话的口音早变了，回来后就被大家称作“老蛮子”，两个儿子大的被喊做“大蛮子”，小儿子则被喊做“二蛮子”。“老蛮子”在外面的历史几乎没人知道，乡里乡亲的很快就接纳了他们。“老蛮子”和他带回来的一个真正的老蛮子（外地女人）——一个又瘦又矮的老太婆生活在一起，开始十来年大家都相安无事。
七十年代初，“二蛮子”——也就是林二晓应征入伍。在部队里他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准备提拔他做干部，发展他入党。于是，就派出了外调人员来到林二晓的家乡进行外调。谁知，这一调查就查出了问题。
那老蛮子回到家乡开始几年还较为谨慎，平时少言寡语，和大家一起出工挣工分，回家后就呆在家里，没什么与众不同。可几年下来，他可能觉得天下太平了，特别是二儿子入伍当兵后，他成了令人羡慕的军属人家，享受着政府的照顾与补贴，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慢慢地，他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在生产队里开始大声大气的与人说话，甚至还会跟人家抬杠，争得面红耳赤，有几次还开口骂人。看他年岁大了，又是军属，没几个人跟他一般见识。
这一年秋季的一个中午，他喝了几杯小酒，下午到地里干活儿，就显得兴奋异常，说着说着就口无遮拦起来。面对一排十来个锄地的社员，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曾经的风光：抽过鸦片，嫖过女人，当过密探......“那一天，我和另一个人被派出去化妆侦查八路军的驻地，刚接近他们居住的村庄，就遇到了两个八路军的流动哨，那两个人还以为我们是当地的老乡，没有我们反应快，被我“当当”两枪，一枪一个撂倒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的营地......”
殊不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有人悄悄把他这番话报告给了大队管治安的苟副书记。可想而知，老蛮子很快受到了审查。根据他的交代。大队派出外调人员前往烟台，调阅了他的卷宗，对他有了一个全面而详实的了解。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偏不倚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人民民主专政管制起来了。恰好此时，林二晓部队上的外调人员来到了他的家乡。一切都发生、发展地那样突然，又是那样地合情合理：林二晓不仅没能提干，也没能入党，反而被部队清理出来了——原因很简单，隐瞒历史，欺骗组织。
落差是如此之大，本来苦心编织的理想之梦，眼看就要实现，瞬间，就被他父亲的那张嘴，那张失控的嘴给葬送了，打破了。
他的恼怒，很快转化成行动。
已经被监管的老蛮子，经常被生产大队派做义务工，回家后，林二晓哪有好脸色给他看？稍有辩解，林二晓竟然挥拳相向。几次青头紫脸后，老蛮子再也不敢在自己的二小子面前抬头挺胸了，更不敢说一句大话！
继而，林二晓开始寻思：自己的厄运不能全怪自己的老父亲，还应该怪那些干部、政府，还有......越想越恼火，怎么才能出了这口恶气呢？思来想去，要搞就搞个动静大的。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他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毛笔和墨汁，悄悄潜入大队部门口的厕所里，挥手写下了“打倒毛主席”几个罪恶的大字！这事，像是晴天霹雳，迅速震惊了四邻八乡，震惊了全县，引起了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派出了经验最为丰富的刑侦人员组成侦破“反标”案件专案组。当然，这里面最兴奋的人还是“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苟副书记，他觉得这是自己大展身手的极好时机，也是自己向党表示忠心的绝佳机遇。
林二晓为泄一时之愤，写下反动标语，这在当时自然是犯下了弥天大罪，遭到逮捕判刑自是情理中的事情。案件侦破得及时成功，判决下来得也顺畅麻利，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四年，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押解到到劳改农场服刑改造去了。而我也接到了苟副书记的通知：北湾闸口需要人，你还是去那里吧！我自然是毫无条件地接受——就我当时的情况，是不能有丁点儿讨价还价的。可我心里堵得慌，却找不到排泄的方式，只好重新打起背包，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修建排灌站的工地上去了。
春日越升越高，天气逐渐转暖。为了给工地上的人鼓劲打气，大队派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个漂亮的女知青在一名大队支部委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工地，让大家围拢在一起，她们在中间唱了几首革命歌曲，演了几段样板戏选段。几个演员中，只有一个演唱《老房东查铺》的女知青唱得象模象样，不仅歌声柔美动听，而且人也长得比较甜美秀气。因为我是早期老资格的宣传队员了，对她们的表演没有丝毫的新鲜感，加之我正处在郁闷之中，此刻我竟无心去看他们的表演，带上一本《创业史》，躲在一个草垛旁，看起了小说。
宣传队带队人小郑是大队支部委员，也是知青，是我的好朋友，前年我俩还一起在茨淮新河工地上挖过土，拉过车，睡过大通铺，在尚未竣工的大桥上，睁着眼睛仰望过寒冷的星空，畅想着未来。今天，他见到我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草堆后，没有来打搅我，他明白我此刻的心情。中午，他们留在工地食堂就餐。小郑和工地上带队的副书记说了几句话，让那几个女知青和副书记一起用餐，特意要了两份饭菜和一瓶酒，喊我与他到一个僻静处一起用餐。他是知道我的酒量的，一瓶五十多度的白酒，倒在两只大白碗中，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都酒足饭饱了。
他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么？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你说的全是废话，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的心情能好么？”
他叹了口气，睁着被酒精烧得通红的双眼，极其神秘地对我说：“有好些事情你不知道，要是全知道了，你的心情会更糟的！”
闻听此言，我知道他是在为我鸣不平呢，要不是这半斤白酒的作用，他是不会向我透露任何消息的。但我没直接追问，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还能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人倒运也不过就像我这样了吧？”
他斜着眼望了望我，伸出食指摇了摇，“算了，不说了，我知道你的脾气，说了你肯定会沉不住气的。”
看他那认真劲儿，不像是在开玩笑，就急切地问道：“什么事，你说吧，我绝对沉住气！”
他又摇了摇头：“我不相信，除非你发下毒誓，不然我一个字也不会对你说。”
此刻，我更加明白，他有重大秘密要告诉我，只是怕我听了后沉不住气把事情搞砸了。我立刻严肃起来，郑重地向他保证：“若是听了你的消息后，因沉不住气泄露了出去，你永远也不要再理我，随便用什么方式对待我！”
见这样，他才向前伸了伸脑袋，招招手让我向他靠得更近，问道：“你知道前不久破获的反标案件为什么让你参加么？”
“不是苟副书记说是他身边需要我这样的人么？”我不解地问。
他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老兄啊，我就是看你太单纯，受人愚弄自己还不知情，心里为你鸣不平，才会把这消息告诉你！”
他看了看周围，确信附近没人，才向我揭开了一个让我做梦也意想不到的秘密。
原来，那苟副书记一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幌子，专拣那些自己看着不顺眼、对自己有意见或者有些才气却对他“没尽孝心”的人，进行打击或发难。而我们家兄妹几个都是高中毕业，当时的农村这种情况还不多，他清楚，一旦有了机会，这些有文化的人都有可能跳出他的控制范围。于是，他就抓住我姑父家是地主成分这个把柄，牢牢钳制住我们，每次有了招工、升学、征兵等推荐的机会，他都极力反对推荐我们。这次的反动标语事件出现后，他排列的嫌疑对象中，我是首当其冲。他的理由是：高中毕业生，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久久没能被推荐上去，一定会对社会不满，对党和国家有仇恨，对毛主席有意见，最有可能写下这样的反动标语！于是，假借召唤我参加专案组协助破案，实际是让我处在他的眼皮底下，以便观察和控制；安排小赵和我一起执行监视林二晓的任务，实质是让小赵暗中监视我。
没听完小郑的叙述，我的血流就迅速加快，呼吸急促，双拳紧握，几乎能攥出水来。不知不觉中，我站直了身体，双眼冒火，脑子里在急速思考着将要采取的行动，甚至在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着最能致命的武器。看此情景，小郑吓坏了，他抓住我的双手，拼命地摇晃着，低沉却有力地对我吼道：“我们可是说好了的，不许你沉不住气的！”
愤怒、屈辱、无奈......顿时充满了我的头脑，我的眼泪几乎要下来了，浑身战栗。我惊呆了：天下竟有如此卑劣之人，竟有这等歹毒阴险之徒！可他，居然就是大队党支部的副书记？
所幸的是公安局的人办案技术高明，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认准了重点嫌疑人；所幸的是林二晓沉不住气，急于跳出来妄图销毁自己的罪证，否则，到现在我还是重点怀疑对象呢，没准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那一瞬间，我真的产生了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的念头。真想立即找到那个无耻之徒，活活掐死他！可我想到辛劳了一辈子年迈的父母，苦苦等候我的女友，还有，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自己多年来付出的艰辛与努力，我慢慢冷静下来。看到我的情绪逐渐稳定，小郑放开了抓住我的双手，安慰我说，千万不要冲动，相信将来会有转机的。我点了点头：放心吧，我不会干傻事的！
工地上通过几次裁员，只剩下七八个人了，我和几个技术人员、看管排灌站的老王、做饭的胡师傅被留了下来，对刚刚安装完毕的两台6135型大功率柴油机进行调试。我多年来苦心专研内燃机的维修与保养，此刻派上了用场，被领导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安排在这里参与机器的调试与使用。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接到了女友托人捎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我赶快回去一趟，说是那个苟副书记为了销毁自己贪污挪用公款的罪证，放火烧毁了大队会计室，而且嫁祸于大队秘书小郭。现在他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抓他的人就是上次来破获反标案件的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李队长。
听到这消息，我既觉得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他那样“思想觉悟极高”的人居然也能干出这等狗营之事；说是情理之中就更好理解了，这样的恶人，落得这样的下场，正是罪有应得啊！我回复女友：他是自作自受，我回与不回他的结果都一样。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有句话说得好——刚勇的拳师，绝不再打那已倒地的敌手。
紧跟着，我接到了当地中心学校的邀请，他们请我去做初中语文老师。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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