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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问和检查
一两天后，少女的爸爸，我们喊叔叔的那个人，常常立在楼梯上，脸板得紧紧的，鼓着眼睛，使劲盯我；也不是盯，而是居高临下用眼睛琢磨我，有时目光像烙铁一样烙过来。他没有说什么。少女像她爸爸，都是大眼睛，细身子。长得一样的两个人，一个清秀，一个粗犷，一个好看，一个凶恶，让人想不通。
我不敢停留，几步冲过长走廊，飞进教室里。
可是两位老师的目光，也正在像烙铁一样烙我。肥老师连骚疙瘩都不挤了，也不抠脚，专门停下来烙我。瘦老师在戳毛线衣，签签脱针了，也不晓得。所谓毛线，当然不是毛线，是，把劳保手套拆开，得棉线，称为纱子。不过戳纱子衣也叫戳毛线衣。我莫名其妙地紧张着。老师烙了我好一会儿，才去干正事。我想起肥老师唱过“翻钢盔”，而且是用鸡屁股嘴唱的，也来烙我，凭什么！很是气愤，也烙了她一眼。
这天她们一起当班，奇怪。
放学时间到了。满窗骄阳。几只有头苍蝇，正在积极拼搏，嘤嘤乱碰。有两只苍蝇站在玻璃上踢着小毛腿，一只红头金身，一只黑头麻身。金苍蝇比麻苍蝇好看得多。金苍蝇身姿矫健，振翅飞翔，呜呜响。还能搓脸，半个头和前腿钻进阳光里，身子缩在暗影里。有点乖。
外面突然喧闹起来。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也不晓得为什么出事。但我感到出了什么事。我冲过去，想早点晓得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发生的什么，多半和我有关。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起来了。以往接我，都是只来一个。
爸爸一路高喊：“霜娃霜娃！”
妈妈像老鹰一样落过来，把我罩进怀里，喊我：“幺儿幺儿！”
我被押走了。身边除了爸爸妈妈老师，还有警察，还有居委会老太太。他们都是高高的大人，我是矮矮的小孩；一队大人押着一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很无助，一路上哇哇乱哭，一边仰脸看妈妈，喊着“妈妈妈妈！”
院子黑暗的角落里，有一扇门。一串钥匙从我头顶越过，飞进肥老师手里。肥老师打开了门。是老师办公室。这里平时基本没有人。黢黑，静悄悄的，房门、窗户常年关得很严实。现在，人很多。我看了看大家，爸爸一扭头，妈妈一扭头，老师一扭头，老太太一扭头。只剩我一个。我呆呆地站着，不晓得怎么回事，也不晓得怎么办。每个人都绕着我转一圈。他们推我，拉我，摸我，捏我，连妈妈都这样。不过虽然他们都围着我，但真正急得猫抓心的，只有爸爸妈妈。
肥老师把马脸变成了萝卜脸，冷脸上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以便射出锋利的细光来，狠狠刺向我。她的鸡屁股嘴一圆，洪亮地叫道：“我们托儿所的娃娃被人欺负了！被人侮辱了！遭‘吃魌头’了！唉！气得我脚板长鸡眼！”这次没有抠脚，也没有闻手指头。
谁？我？我被欺负了？被侮辱了？遭“吃魌头”了？没有呀！怎么回事呀？
居委会的两个老太太，一个驼背，一个麻子，嘿嘿，配得齐！麻子的颈子很短。那时麻子多，到处有，不稀奇。不像现在，想找一个看看，不容易。她们气得浑身乱抖，还跺脚，真是莫名其妙。“媚崽啊，又出太阳又下雨——骚天湿地的，想男人想疯了，连霜娃这么小的娃娃都不放过！”她们说。
媚崽是少女的小名。
哦，我被少女欺负了？被少女侮辱了？被少女“吃魌头”了？没有呀！
我嘤嘤乱哭了几声。隐隐觉得自己哭得越厉害，少女会遭得越凶，就不哭了。我没有被欺负被侮辱，我心里一股幸福的暗流正在汩汩响呢。但我害臊，害臊中藏着一种兴奋。我不晓得怎么样才好。
警察板着脸。后来我想，那时候不兴戴墨镜，兴戴的话，他一定不是板着脸，而是戴着墨镜；或者，是板着脸，并戴着墨镜。那才搞笑。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晚上也不取下墨镜。不会搞不清方向吗？何必折磨自己呢！
爸爸一说话，警察就点头，有点恭谦。爸爸是不卑不亢的神气。以往妈妈悄悄给我说过，爸爸是干部；干部说话管用些。有时妈妈和邻居吵架，我就看见她，拍完巴掌，又双手齐下拍大腿，还把手握成拳头缩到腰间，突然翘着一个指头射出去，宣布：“我老公是党员，是干部，
砍头只当风吹帽！我们家，一个都不怕！ 你老公是工人！属于非党群众！如何！”一举把对方打哑。以后学到“挥斥方遒”这句话，就想到妈妈吵架的做派。遇到不服气的，还要和妈妈扳嘴劲，“老是准备被砍头，最后又没有砍成，还不是等于零！”妈妈就说：“如今哪个敢砍党员的头！喂哟，当党员好啊！当干部好哟！党员干部是内部人员，可以看内部文件，享受内部供应，得到内部消息，看内部电影。以后子女可以内部安排，凭内部名额参加工作，提拔由内部决定，犯罪可以按内部规定作内部处理！长个大肚皮都不能叫砂锅肚，只能叫将军肚！嘿嘿！国家有芝麻大点事，都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啊！我家三个娃娃，都要培养成党员干部的！现在就开始培养！”妈妈曾对我们三姐弟说过：“人是有等级的，分了四等：最矮一等是农民，再上一等是工人，再上一等是党员干部，最后是领导。四个等级又分了很多级别。农民分贫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工人分八级，干部分二十四级；干部中的领导，分公社（乡）、区、县、地、省、中央。你家爸爸是党员，也是干部！！”什么等级，什么级别，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晓得，也不明白等级歧视之类的道理，但晓得干部要高级些！当时，我多看了爸爸好几眼。如果爸爸受气了，妈妈会跑过去帮腔，或者出主意：“你给他们讲讲，你是报务员，整天守着电报机，专门跟到大领导的屁股转圈圈。读过军校，出国打过朝鲜，美国人亮晶晶的长刺刀专门剟你的肚皮都没有剟进去。让他们晓得你是什么人，有多厉害！”爸爸反而不吭声了，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警察是个小叔叔。一张瘦脸霉龊龊的，不过两只眼睛很精神。他用那有神的眼睛琢磨我，不断在小本本上记录。我不晓得该说什么，问一句答一句。肥老师经常抢答，说：“我看见摸了他的麻雀的！搓了他的麻雀的！”
我说：“谁都没有摸！没有搓！我自己才摸过！”
肥老师眼睛一鼓，吼道：“包庇坏人，和坏人志同道合就是犯路线错误！要遭的！也要抓起来的！”吼完，抓抓脸上的骚疙瘩。
小警察叔叔说：“不要吓唬小崽！他也不懂。等于是小崽的话呢没有问题，主要是管大人！”他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
瘦老师没说什么，毛线签签拿在手里，忘了戳毛衣。她的萝卜脸还是萝卜脸，没有变成马脸。她穿着锯矮的高跟鞋，前面翘起，像军舰。平时没事我就看看，好玩得很！现在不太方便多看。
肥老师还这样问：“小朋友的脸是干什么用的？”
我说：“是给妈妈亲的。”
妈妈笑呵呵地说：“幺儿说得对！”
肥老师又问：“小朋友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你晓得不？”问完嘴巴一瘪，像是滚出来一个蛋。“说老实话，不说老实话就抠脚板心！就拈毛毛虫来蠚小屁股！就捉铗铗虫来夹小麻雀！”
我说：“不晓得。”又说，“女生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男生是从爸爸肚子里生出来的。”
几个人哈哈一阵乱笑，接着叽咕了好一阵。
小警察叔叔问：“等于是她是怎样欺负你的？你说。我们帮你去伤负了她。你说了的话呢，就等于还是乖娃娃！”他把捏住的钢笔和小本子晃了几晃。
我需要确认：“谁？谁欺负我？”
没人回答。看他们目光里的意思，好像我是个可怜的受害者。
妈妈比较沉稳，问：“幺儿幺儿，你和媚崽黏起玩，做了什么？”
爸爸加入了声讨的行列：“好啊，你作死啊！你皮子痒啊！这么点点大个，就晓得这样，都是你妈惯使娃娃！躁得很，以后不被拖去枪毙才怪！”他长得很魁，站在我面前，个子，声音，目光，气势，一切都像山一般往下压。“小时候夜里不睡觉，要人抱，不抱就哭。明明睡着了，一放就哭。吃蛋光吃蛋黄。从来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从小就不是好东西！”
爸爸对我凶，可是他面对老师，那十分客气的样子，让我至今难为情。我后来观察，发现有的人，对外人还可以，对家人凶神恶煞。奇怪！我问其中的一个人原因，这个大憨包说：“这叫亲者疏，疏者亲。”莫名其妙！好在我爸爸还没憨到这种程度。
妈妈一口接过去：“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喔！”说话前，妈妈的目光先在爸爸脸上碾压过去。
妈妈一硬，爸爸就软。似乎是，爸爸有一个短处，捏在妈妈手里。据妈妈揭发，事情是，一次爸爸吃桃子，张嘴乱咬，把桃核的尖，咬得钉在天膛上，由妈妈帮忙拔出来。之后，妈妈，姐姐，还有左右邻居，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说：“就是特意咬，也咬不成这种款式呀！”所以妈妈只要说：“你少啰嗦！你吃桃子都会把桃子核核锥到天膛上，没有发言权！”爸爸就老实了。
爸爸高大挺拔，面黑皮紧，结实有力；当过兵，但在外没有伐人兵气。妈妈身瘦体小，没当过兵，却胆大心细，遇事斗志昂扬，兵气十足。
我不开口，因为一串串目光一起射到我脸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只是哭。我和少女没做什么。我们只是看过对方的身体，主要是看我们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顺手也摸一两下，有的地方摸了，有的地方没摸。说了他们也不会信的。我们做了什么，旁人永远不晓得。那是我们的节目。我能坦白吗？不能！起码最紧要的过程我不能坦白！
“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我说。别人还从来没有这样专心地听过我说话。这样不好，很难受。
“不可能！”他们异口同声，“负责（肯定）有什么东西瞒着我们！说！”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肥老师说。
我不能说。那是我和少女共同的秘密；还有我一个人的，关于女人花的秘密。我不懂得，同样的一件事，只有自己晓得，并悄悄做，就是享乐和幸福；一旦尽人皆知，各种道德、习惯、传统、法律就来嘲笑你，指责你，规范你，甚至制裁你。但也隐隐约约晓得一点点。所以我要保密，不能当叛徒！
警察、老师、家长、老太太非常讨厌，逼得很紧，逼得我哭都哭不下去了。这时我听到冥冥之中，传来一道低低的，轻飘飘的声音：“绕口令！”是少女的声音。她在哪里？我连忙乱扯：“我们念绕口令了。”
“什么绕口令？”我说了。
他们又追问：“还有呢？”“吃珠珠糖了。”
“还有呢？”“没有了。”我想说我摸过少女太阳穴边的蓝筋，或只说摸过她手背上的蓝筋，但犹豫一阵，还是没说。
他们又问了一些别的什么。我站在三抽桌边，在妈妈和所有人之间，被拖来拉去，东拨西扒。我要么哭，我是真正伤心才哭，不是装的；要么说“没有了”。他们比我坏，比少女坏。我什么都不晓得，他们的问话，让我晓得了许多。我讨厌他们！这一次，我真正受了欺负，受了侮辱，受了冤枉，遭“吃魌头”了。我放声大哭。
小警察叔叔说：“等于是你们只念绕口令喽？”其他人就摇下巴。
驼背老太太说：“不怪你，只怪那个小骚货！”其他人就点下巴。他们是一伙的！
我说：“我们念绕口令，吃珠珠糖，怎么怪她？”心想什么是骚货。
大人们面面相觑。我将他们看了又看，看了个够，心里有些满足。
审问终于结束了。这时候，我才有一种心中鬼胎被识破的感觉，慌乱了好一会儿。想到要对少女忠诚，就应该坚强不屈，心里才稳定下来。
三四年后我雪夜闭门读禁书，从《红岩》里，对照我那天以大哭对付警察、老师、老太太和家长的行为，我晓得，这叫许云峰，是高尚的品质！我很高兴，虽然是瞎撞的，不是谁培养的！同时我也想，要是我说出了什么，少女就更惨了！我还晓得，那天，我和少女虽然不在一起受审，但两个人，是前所未有的一股劲一条心，都没有叛变！
这时小警察叔叔要老师、老太太和家长出去一会儿，他单独再问问。老师、老太太和家长很听话，真的被吆出去了。警察还站在门口，挥手把他们赶得远远的。也不关门，以便监督他们。他的手插在裤兜里，不停地晃荡钥匙串，叮铛作响；一会儿看着门外，一会儿看着我，怪怪地翻了翻眼睛，小声说：“等于是你悄悄告诉我一个人的话呢，我也不给别人说，你也不要再给别人说。听到没有？”
我茫然地点点头。
他分别多次问道：“你和媚崽在一起玩的话，你们嘿咗嘿咗抱架腰（本意指摔跤）没有？她摸过你的小麻雀没有？搓过没有？你硬没有？你硬得起来不？你进去没有？进去多少？进完没有？她出血没有？你流什么没有？舒服不？舒服的话呢有好舒服？”
我莫名其妙，只说“没有抱架腰”，其它无言以对，也不太敢看他，但会瞟瞟他那不怎么动的嘴唇。
小警察有点不耐烦：“同你说话，你听到没有？”他低声说。“好好听着！你在听没有？”他碰碰我。
我退了几步。
很快警察把外面的人邀进来了。他愤怒地说：“太狡猾了！等于是这么小个憨不褦襶的小憨包，就有一小点反侦察能力了！问半天等于零。等于是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娃娃不简单！”好像是说我，又好像是说不相关的人。
然后回家。
家门口，一个青年农民，守着两麻袋米，怀抱一条扁担，扁担头上挽着一副麻绳，东张西望。见了我们，马上丢下扁担，弯腰抓一把米，偏着头，让米流进口袋，说：“叔叔孃孃，你看我这些米，才将出来的新米，又好吃，又涨饭。你们还不快点拿包谷沙来‘左’（交换），搞晏了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没搭理他。我们家都要拿米换包谷沙吃呢，因为爸爸是个大肚汉。农民又说：“只有点点个（很少）新米了，今天不赶快来‘左’，明天‘左’不到了！”爸爸妈妈还是不搭话。农民“嘿——”一声，挑上米袋，不甘心，又喊道：“新米‘左’包谷，一斤‘左’两斤！”慢慢走了。
回到家，爸爸气成了三角眼，脖子比癞疙宝的还粗，不说话，不张人，先扑在洗脸架上洗脸，脸悬在盆子上，眼睛从肥皂泡里一只只睁开，像鬼一样。有时候，爸爸是天底下最不好惹的人。洗完又走来走去，脚步声很笃实，像在夯地。又像大石头一样，一屁股把自己丢进椅子里，抱着脑壳，好像害怕它会飞走似的。不吭气，两脚左右乱甩。家里没有沙发，见都没见过，只有坐累屁股的硬板凳，硬椅子。很多人家，还只有板凳呢，有的还是断腿的。忽然爸爸又跳起来，绕着圈子盯我。我忍受不了爸爸脸上的表情，眼泪滚了好几颗。
后来爸爸不怎么看我了，彼此像是不认识。我小心谨慎地偷看了他一眼。沉默一阵，爸爸妈妈钻到里屋去叽叽喳喳地说话，很是诡秘。这种情况很少。我找他们说话，只能得到一声应付的鼻音。他们的密谈继续进行。我很不高兴。妈妈还说：“我们两个不要争，不要吵；不要让娃娃在空隙里过轻松日子！”不让娃娃过轻松日子？为什么？这话我想了很多年，觉得妈妈是随口说的，不能当真。这种话很反动，一定不是发自内心。她的一生，都在为娃娃过轻松日子而不懈奋斗啊！另外，是你们自己要吵，能怪我？
突然爸爸摔了杯子，好像和杯子有仇，下手很重；好像他也想起自己是干部，可以发火似的。杯子在铺着油布的桌面上，像玩杂技一样转圈子。我看呆了，晓得后果，但不晓得抢救。还是妈妈一把按住杯子，可是杯子虽然没烂，但已经损了一条缝，里面大匹大匹的苦丁茶全部打泼了。唉，一个当爸爸的，在家里，带头想把好杯子打烂，羞！
姐姐正好从省篮球队回来了。她每周回家一两次。姐姐回来好啊！姐姐回来，有时候能吃到巧克力！运动员配发巧克力！这之前，我根本不晓得有这种东西。好吃！味道浓，浓得化不开！姐姐舍不得吃。她那时也是小孩，却能忍嘴，真不容易！
巧克力不多，都当场吃完。我一次也没给少女留过。忘了！吃完了会想起，吃的时候都忘了。唉！有一次巧克力变成了朱古力，让我们莫名其妙。长大后我查书，得知：巧克力又名朱古力。原来是这样！
爸爸不张我，一双大手无力地趴在桌子上。妈妈理我，但也有点生气，脸色不好看。哥哥姐姐在一边看我，像看风景，眼神里有几分紧张。可是哥哥姐姐笑了一声。也许因为我的样子很滑稽，倒不是希望我挨打。但是我为他们的笑声感到伤心。
爸爸自言自语：“这样子以后怎么能当合格接班人！”突然问我，“你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你长大了是不会干革命的！”
我嗫嚅道：“是无产阶级。要革命。”我不晓得无产阶级就是穷人，所以要当；也不晓得革命就是革除生命，所以要革；晓得的话，当资产阶级当反革命还安逸些。
爸爸又问：“那你革无产阶级的命，还是革资产阶级的命？”
我想，无产阶级是好人，资产阶级是坏人；革命是好事，好事应该落到好人头上，于是回答：“革无产阶级的命。”
爸爸一下跳起来了，吼道：“反动！反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这里面的‘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样都不懂！”对妈妈说，“他要革无产阶级的命！你看看！你看看！不教育行不行！”
妈妈给我递眼色，让我听话，不要犟嘴。我就是想犟嘴！但我记住了妈妈眼里故意露出的凶光。很久后我给女儿讲大灰狼，就以妈妈为蓝本，学上一回。
我不晓得哪里错了，没敢再说话。估计爸爸也明白我不懂，就没继续排练我。
妈妈给爸爸煮了三根黄花菜。那时黄花菜很少，一人一两，一两一票，一票一年。别人家是过年时大家吃，我们家是爸爸生气了，他一个人吃。别看这两三寸长的蔫草草，妈妈说它是忘忧草，吃了就高兴。爸爸吃了黄花，好像真的平心静气了。
晚上，妈妈早早催我去睡觉。还说：“幺儿幺儿长大了，该懂事了。早点睡！”
其实我没长大，所以不懂事。长大了不好。听说只要长大，就要学会做上万件屁事，自己不想学的也要学，受不了！而且每件屁事在爸爸妈妈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更受不了！
不过从爸爸妈妈的神情看，我猜他们要商量小孩不懂的大事。我刚转过身，他们又就把脑壳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着。说什么？我不晓得。
家里有一张毛主席画像。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贴在正面墙上。每当家里倒霉了，妈妈就请它保佑，马上心里就踏实了。现在，我看见妈妈一边和爸爸说话，一边看墙上的画像，还摸着左胸的毛主席纪念章。妈妈每天给纪念章洗脸，用抹桌帕。哦，我们家又遇到倒霉事了？
我躺下后，哥哥姐姐的笑声还在我的耳朵里响。其实他俩早睡了。
过了好一会儿，爸爸妈妈来喊我，喊了几声。我没应，装睡。我还在生气。他们又喊。我胡乱叽咕了一句什么。
妈妈压低声音说：“在说梦话。快，把梦话接过来！”
“怎么接？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是爸爸的声音。
“我来！轻点，不要把老大老二闹醒了。”妈妈又说。
“闹不醒，都睡得像小猪一样！你看老二，嘴巴嘟得好胖！”又是爸爸的声音。
妈妈开始接“梦话”：“乖儿，托儿所好不好玩？”
我闭着眼睛说：“不好玩。’
“不好玩你和媚崽玩嘛！你们怎么玩？”
我想起白天的对话，就说：“我们念绕口令了。”
追问：“还有呢？”
“吃珠珠糖了。”
“还有呢？”
“没有了。”
爸爸说：“一样的，没有用！还是等于没接起！”
妈妈一句话杵过去：“接起了的！你根本接不起呢！你少啰嗦！你吃桃子都会把桃子核核锥到天膛上，没有发言权！”
有了这次经历，后来我经常说梦话，让妈妈来接。有次接得怪头怪脑的，超出了常规，被妈妈识破。这种有趣的游戏，一辈子也没法再玩了。
妈妈顶完爸爸，两个人接着嘀嘀嘀说了几句，妈妈捞开了我的短裤。
我以为妈妈要帮我捉白线虫（绕虫）。莫非我半夜又乱抠过？以往听妈妈说，我睡熟后，屁眼发痒，就自己抠。那里爬出白线虫了，所以痒。妈妈把我翻转过来，虫一露头，马上抓住。还可以用伤湿膏，睡觉前，封住屁眼，第二天早晨揭开，白线虫就死在胶布上了。贵阳人原创的一条歇后语：屁眼上巴膏药——蒙股（蒙古），就是指这个土办法。听老师说，托儿所里的每个小孩，睡着后，都有虫子爬出来。
妈妈的手一到，就像小风吹过一样舒服！可是她没有让我翻身，而是轻轻掏出了我的小麻雀。她要干什么？
妈妈弹了几下小麻雀，还想翻一个钢盔，又小声说：“恐怕翻不起哟！”
磨蹭一阵，他们停住了。妈妈怎么也会翻钢盔呢？
又听爸爸说：“没什么，好好的呀！不像！给你说看不出什么你还不信！”
妈妈不服：“你怎么晓得没什么？幺儿的东西那么嫩，万一受伤了不就看出来了！再说，翻一翻，松紧程度也可以参考的！”
爸爸沉默了，好像很理亏。也许他想起了栽在天膛上的桃核。
“我们的是男娃娃，吃不了亏的！不怕的！管他的！”妈妈又说。
“吃不了亏？这么小就有作风问题了，二天变成大流阿强捉去枪毙才吃大亏！”爸爸诋一句。
我觑眼偷看，妈妈的手猛地一颤，叹息一声，叹得房子都好像在抖。这次好像是她理亏，所以她不吭声。
不过，过一会儿，她又教导爸爸：“只要是人，都会有几件丑事。自己悄悄改正，不做了就是。千万要保密。不保密，别个逮到，埋进心里，哪天你惹到他了，他就拿出来伤你。记到，要帮娃娃保密！他不是流阿强！”
这里先说说流阿强。当时不怎么说流氓，而爱说流阿强。什么是流阿强？就是流氓阿飞强盗的省称，全包括了。爸爸说流阿强，可没有阿飞强盗的意思，只有流氓的意思。
很快，他们走了。
我猜，他们是在做检查。检查什么呢？东想西想的，没事干，就捉住小麻雀翻起了钢盔。妈妈说翻不起，我就翻！翻翻翻！
我没有睡着，但是我睁着眼睛，也梦见了少女的那朵花。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分。想起他们的审问，尤其想起小警察叔叔的话，突然似乎明白了钢盔和花朵的关系。为什么一个长成这样，一个长成那样。可是花朵太大，麻雀太小，是个问题！另外，男孩之间，关系到位了，有的就会彼此碰一碰小麻雀。男孩女孩好得不得了了，肯定也要碰在一起！一定不该是男生的和男生的碰在一起，而该是男生的和女生的碰在一起。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人家，都要搭配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就是因为他们要碰。我想，手能拿东西，嘴能吃喝，耳朵能听，眼睛能看，小麻雀肯定能做点什么，对着女生的那里。这是人身上躲得最好的一块肉，只有自己能随便看随便摸，还可以送给最好最喜欢的另一个人随便看随便摸。如果拿出来彼此碰在一起，那肯定有趣得很！
小麻雀会变大缩软，很奇怪。为什么？还有女生的那里太小了，怎么可能生出小孩？难道女生身上，还有别的大洞洞？到底小孩是从渣渣坡（垃圾场）捡的，还是从胳肢窝生的？不从胳肢窝生，又能从哪里？是不是从屁眼里嘭咚一声屙出来的哟？也不像。
想不清楚。但是想这些，很有意思。
就这样，我在童年时，至少在思想上，就达到了某种高度。
爸爸躺下不久，鼾声像牛叫一样响，碗箱里的碗碟在颤动，偶尔窗玻璃会抖一下。我晓得他正在咬紧牙关酣睡。可怜的碗碟！妈妈颤不颤呢？可怜的妈妈，她离爸爸最近！我害怕。我下到自己的床边，站在暗处，从布帘子的缝隙，看妈妈。妈妈还没有休息，坐在床头发呆，像在凝神静听，要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银白的灯星在她眼里跳动，鼻孔里流出轻轻的叹息。我小步小步地磨了过去；犹豫一会儿，才移回来。
我躺着，在爸爸的鼾声里，分辨挂钟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妈妈那轻微的鼾歌传来。我的脑子跟着钟声嘀嘀嗒嗒的，慢慢乱想着。越想越睡不着。我悄悄开了灯。开灯后静一静，听一听，爸爸妈妈没醒，身边的哥哥姐姐也没醒。爸爸那边用日光灯。他说：“不容易！1927年9月10号，贵阳才有电灯。要节约用电，用日光灯！”日光管是爸爸出差从上海带回来的。之前，从北京带回来一根，夹在单车后面横着，进家门时，碰碎了。我们这边是一个四瓦的再生灯泡——它的大肚子上有一个尖锥。那时不是电表计费，没有电表。是根据灯泡计费，瓦数计费；几个灯泡，共多少瓦，计费。
我爬起来监视耗子洞。爸爸把洞堵完了，一个都监视不到了。我赶紧在老地方掏了一个。还好，一戳就穿了。可是耗子老不出来。那就捉臭虫。臭虫是紫红色的，大的像半颗黄豆，小的像一粒芝麻。它们总是潜伏在床板缝里，铺盖绉褶里，半夜三更才爬出来吸血。一只瘪瘪的臭虫，吸食十几秒种，就变成珠珠糖那样了。吃饱后，它便逃窜，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很容易捉。被臭虫叮咬之处，立刻会凸起胡豆大小的红团，奇痒，而且又痛又烫又辣。一周后，红团才会散尽。妈妈说，刚被臭虫咬完时，涂点肥皂就不痒了。我试过，真管用！
我捉了几十只臭虫，好像听到它们在傻乎乎地惊叫：“怎么了？谁抓我？我出来找饭吃，马上就回去。妈妈还在等我呢！求求你了，放了我吧！”咦，臭虫能说话？仔细一听，没有了。臭虫的妈妈也是臭虫，不管它！我先把臭虫挤在墙上一按，它肚皮里的人血，污了长长一撇。不光我家这样。每户人家的墙上，一般都有不少红色的横撇竖捺，问号叹号。我也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背靠背把臭虫抵死，糊得十指鲜红。越捉越有兴趣，还默念儿歌：“你咬我的皮，我打你的肉；打破你的肚，流出我的血。”其实臭虫并没有害人之心，它叮人，不过是为了维持生命，从不曾想过，要把人搞去红烧，油炸，清炖，抑或剁成肉圆子，甚至也不打算多装一些人血回去，储备于仓库，或无证销售，把利钱存入银行，慢慢取用。这是我中年后才明白的道理。我不该屠杀它们。
终于找不到臭虫了。被我杀光了。想起小警察叔叔说话的样子，我小声做着实验。咦，嘴唇不动，也是可以说话的！
慢慢的，我静下心来，从夜空中听取从少女嗓子里流出来的音乐般的话声。真能听到！她的嘴唇微微启开，那是要迎接我，召唤我。可我只能在脑海里看一看。辗转了几百下，眼皮互相乱咬。不久又听到一声声怪叫。开始有点怕，后来晓得那是火车叫。突然我不听也不看了，因为我睡着了。忘了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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