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了崇古自缚的死胡同
我写诗歌,崇古但不固古。所谓崇古就是我喜欢诗歌的整齐美,音律美,有闻一多先生的诗歌之好。所谓不固古就是不被古的形式所束缚,要化古为新。因此,我的诗歌,一般是七言四句。可是,有很多人对我的诗歌提出质疑,说不合律。其实,这正是我诗歌的态度和特点。
我以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要以“意”为重,抛弃了“意”的所有技巧都是没有核心的把戏和花腔。诗歌作品贵在立意。北宋·刘贡甫在《中山诗话》说:“诗应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苏东坡也说:“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意之于诗,如帅之将兵,“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总而言之,创作一首诗词,首要的还不是考虑它的语言、节奏、韵律等,而是必须先确定立意。这些观点我是非常赞同。而在诗坛,就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既没有“意”,亦不遵循“韵”的“老干体”,再是崇古自缚的“学究体”。当然,我在此要说的就是后者。许多人为了韵律而韵律,结果是以形害意。有位朋友,是诗坛上的高手,应该说诗词写得不错,但是却过于恪守旧法,反而害了诗歌的质量。有一次,他发来一组诗,其中有“门横尘嚣远,心静自风凉”句。看后,我与他说是否把“自风凉”改为“风自凉”,全句为“门横尘嚣远,心静风自凉”。无论是怎样看,都是改了后的诗句好,可是他说平仄不合,无奈!我说不要以形害意,过于教条不好吧。他说规则还是得讲的,不要让人诟病。其实,就这一句来看,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意蕴,都是改了的好,可是他就是坚持所谓的平仄,既害了形又害了意。纵观诗坛,许多人都是在那里摇摇晃晃地抠平仄,还自鸣得意。如果穿件长袍,戴顶花翎,摇把鹅毛扇,俨然就是一个迂腐不堪、过时迂腐的酸文人了!这几年的写诗过程,碰到不少人说我的诗不合格律平仄,开始还解释,说我的诗是古体诗,不是格律诗,发表时也未标注词牌或律绝。碰地多了,后来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但你不解释,被这些酸诗人一缠,有时也不得不回应。2020年岁末,给我发一组诗的一家诗歌季刊总编专门发来信息,他说我这组诗是当年他们诗刊发表的诗中读者反映最好的一组,他想帮我评为年度一等奖。但评委中有两个反对,认为我的诗不合平仄。我告诉总编,感谢他的信任,但我的诗根本不是合律的,评委们要这么认为不评罢了。由此可见,守古不化,不思创新的诗坛,怎不会步入死胡同!
四、走进了追逐名利的死胡同
照说,文坛是一个清净的土壤,是陶冶人们情操、提高文化素养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应该是没有功利性的行为。可是近些年,文坛,尤其是诗坛非常乱套,以赚钱出名为目的而写诗而办诗歌平台、研讨会、评奖层出不穷,明显成为了文坛腐败的重灾区。
新诗的无规则让诗坛成为一潭浑水。从诗坛腐败猖獗的外部原因讲,因为新诗尚在许多未定的条件下运行,可以说,与其他文体比,除了分行,几乎没有区别。就是说,散文分行,故事分行,说话分行,甚至骂人分行,全都归“诗”。他们有“新诗在探索,一切皆可能”为借口,使非诗合法存在,而且超过真诗获得大奖。云南的某某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有人在多次访谈中公开宣传:新诗怎么写,谁也没有规定。什么“体”都可大行其道,成为名诗,你方唱罢我登场,其背后有什么交易谁都心知肚明。诗坛的这种丑恶现象,被闹得文坛大噪。现在写诗队伍中,为数不少的爱好者,以为名人说的不会错,误导一批人。诗歌比其他文体更有理由搞活动的原因是有人制造和夸大“诗歌被边缘化”的“诗歌危机论”,于是以正能量的“救生者”身份,宣传诗歌,推广诗歌,“抢救”诗歌,因此,诗歌奖、诗歌节、诗歌会、诗歌选美、诗歌音乐会、诗歌春晚、诗歌模特等等,真是五花八门。这些背后,大多有商业运作,不透剧不知道,一透全是狗血剧。诗坛的文化名人不争气,太势利,不保晚节是诗坛腐败的又一原因。诗坛的腐败之所以猖獗得起来,因为有市场,有土壤,有吹鼓手。吹鼓手主要是评论界,他们个个是资深教授,诗界名人或前辈,为了名利,成了诗“官”们的“应召女郎”,招手即来,来之能吹,颠倒诗歌黑白,跟在权力屁股后面高喊“年轻态口服液”、“入口见效喉片”、“超薄快感不孕套”,指鹿为马,完全忘记了诗歌的祖宗与宗义。其实这背后的交易不堪入目。更有社团组织和网络文学平台以赚钱为目的,大搞各种名目的征文活动、评比活动,名则为诗歌,实则为金钱,搞得诗坛乌烟瘴气。以市场化、产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的形式,在全国举办了十多年,大肆圈钱,中饱私囊,造成了诗歌界极其恶劣的影响。历史上,诗人本是知书达理之人,是吟唱圣洁之人,是不与邪恶为伍之人。遗憾的是,当诗歌被糟塌得不成样了,当真诗歌真诗人在属于自己的诗歌家园更多的人却没有户籍和位置,没有耕田,没有座位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安然其所得的名声而自鸣得意。相反,我为此感到悲哀。这样的诗坛,岂不走进死胡同才怪!以上就是我决意离开诗坛的感受与想法,也许待到我看到诗坛有所改变的时候会重返。
不可否认,建国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下,物质决定意识,内容决定形式的二元主义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流文艺观,品种单一,中规中矩,思想性大于艺术性,在很大程度上文艺演变成政治的附庸。这从文艺的艺术发展规律来看,是不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改变开放以后,各种思潮大量泛起,应该说这对文艺的丰富性、多元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过度崇尚个性,放飞自我,文艺发展到今天,模糊了边界,很多不良倾向日益突显,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文艺说到底是人民的文艺,应该为人民提供优美的精神食粮,而不是为所欲为,无底线放飞自我。著名大诗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委员会主席丘树宏老师,也一直在倡导中华民族的正统诗歌文化,曾多次发文和以诗的名义,并提出了现代诗歌应以“天地人、真善美、风雅颂”为内涵的诗学观点。许峰老师的这篇诗论《告别诗坛》立意鲜明,恰逢其时,如空谷足音,填补了当代文艺理论在守正与创新之间的一大空白,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一个文化学者、爱国主义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是一篇理论性、人文性都很强的好文章。有一点要提醒的是,许峰老师不是真的“告别诗坛”,是正话反说,他迫切希望,诗歌能重新回归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轨道上来,我们期待,这个气象为时不远!
(编辑: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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