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关注着贫民的生计问题。他积极上书朝廷,为河北、京东两地的百姓请求免收夏税、发放救济粮。他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写道:“今河北京东,累年灾伤,民力大困,非复常时之比。若今夏税不免,则公私俱困,盗贼必起。”他还请求免去盐税、放宽贩盐限制,以防止贫民因生计所迫而沦为盗贼。他认为:“盐法峻急,贫民无以为生,故陷于盗。若稍宽其禁,则民自安,盗自息矣。”这些举措,无不体现了苏轼“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和为民众着想、为国家长治久安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
经过苏轼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和不懈努力,密州的灾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百姓的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到了密州的第二年秋天,随着灾害治理的显著成效和形势的好转,苏轼开始着手修建一些公共设施,以改善民生,弘扬文化。其中,盖公堂和超然台的修建,便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举措。盖公堂的修建,旨在仿效汉初曹参为齐相时,采用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提倡与民休息、清净无为的施政理念,让百姓能够在经历了长期的灾荒和动荡之后,得以休养生息。而超然台的建成,则不仅为密州增添了一处人文景观,更成为了苏轼寄托情怀、吟诗作赋、与友人唱和的精神家园。
在密州的岁月里,苏轼以其卓越的政绩和深厚的爱民情怀,赢得了密州百姓的衷心爱戴。他的清廉正直、勤政为民、机智灵敏和智慧勇敢,不仅为当时的密州带来了希望与安宁,也成为了后世官员学习的楷模。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展现了一位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而他在这片土地上所创作的那些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更是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四、精神家园的构筑与升华
密州,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北宋时期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大宋王朝肇建,密州被定为防御州,肩负着抵御外敌、保卫京畿的重任。开宝六年,密州又升格为安化军节度,隶属于京东东路,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疆域广阔,方圆超过三百六十里。岁月流转,朝代更迭,至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密州被废置为县,其行政级别虽有所降低,但那份积淀在岁月长河中的厚重文化底蕴,却历久弥新,愈发醇厚。
当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冬来到密州时,这座城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磨难。然而,也正是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成为了苏轼精神境界升华的熔炉,催生了他独特的“超然”哲学思想。超然台的修建,便是这一思想最集中的体现。
超然台的前身,是密州北城墙上的一座旧台,早已荒废。苏轼到任后,政务之余,见此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便萌生了加以修葺的念头。他带领僚属,“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台子修缮一新,苏轼请当时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为其命名并作赋。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命名为“超然台”,并撰写了《超然台赋》。苏轼读后,深有感触,随即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阐述了他的“超然”之志。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可观可乐之处,关键在于观者的心态。如果能超脱于物欲之外,不被外在的环境所束缚,那么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找到内心的乐趣与安宁。这种“超然”,并非消极避世的遁世,而是一种积极入世前提下的精神超越,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达观。
苏轼的“超然”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和个人生活经历的积淀。一方面,它源自老庄哲学的精髓,特别是《庄子》中“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想,主张人应该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另一方面,也与苏轼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他从风景秀丽、经济发达、生活优渥的杭州,调任到连年灾害、相对落后贫穷的密州,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朝廷内部党争愈演愈烈,自己因与当时朝廷主政者政见不合而被迫外放,政治上的失意与生活上的困顿,促使他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开始从更高远的视角审视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寻求一种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力量。
在密州,苏轼常常在政务之余,邀请友人登上超然台。他们或把酒临风,畅谈古今;或吟诗作赋,抒发情怀。超然台,成为了苏轼与友人交流思想、排遣忧愁、砥砺心志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忘却了官场的烦恼,暂时摆脱了民生的重压,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宇宙和更深邃的内心。
密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都诞生于此,而超然台无疑是这些作品最重要的“产房”。其中,《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岁在丙辰,这是苏轼来到密州的第三个年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洒满大地。苏轼与僚属们在超然台上设宴赏月。酒至酣处,面对一轮皎洁的明月,他思念起远方的弟弟苏辙。自熙宁四年(1071年)兄弟二人在汴京分别后,已有六年未见。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艰辛,对亲人的思念,种种情愫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他挥毫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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