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当立“顶天立地”之志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莫志艺    阅读次数：661320    发布时间：2026-09-03

盟友的反应同样折射出遏制的不可逆性。2026年6月，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在华盛顿明确表示，若合作演变为强制捆绑，“在荷兰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就在表态的同时，荷兰仍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反对”与“加入”并行，恰恰说明盟友的回旋余地正在被不断压缩。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信息，“硅和平”自2025年12月由美国国务院发起以来快速扩容-——创始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今年以来，卡塔尔、阿联酋、芬兰、印度、瑞典、菲律宾和挪威先后加入-；6月，欧盟、荷兰、德国、希腊正式加入-；据美国副国务卿赫尔伯格透露，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巴拿马也将在近期加入。2026年6月25日，第二届“硅和平”峰会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30多个经济体签署了《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据美国政府网站消息，随着新一轮扩员，“硅和平”倡议共有24个签署方-。该倡议成员已涵盖从关键矿产、芯片设计和制造到能源设施、算力算法等一个完整的AI产业链条-。分析人士指出，该倡议实质上是西方在AI供应链方面围堵中国的工具-。据报道，美国还给30多国写信，试图逼迫其在AI领域“选边站”。

与此同时，全球科创投资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快速集聚。2026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掀起产业政策浪潮：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9日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AI数据中心投资计划；日本经济产业省6月30日公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计划到2040年在18个行业部署约1000万台AI机器人；印度7月15日批准“半导体使命2.0”（Semicon 2.0）计划，总预算1.275万亿卢比；欧盟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涵盖《芯片法案2.0》《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等。不同于传统单一产品、单一技术的竞争，当前科创竞争已然升级为创新体系、制度规则、人才梯队、风险治理、产业生态的全方位博弈。先发国家依托长期积累的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持续主导全球科创规则制定，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被持续压缩，传统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我国科技创新必须从效率型追赶转向范式型引领。

（二）我国科创体系存在三重锁定的结构性困境

结合我国科创发展实践，深层解构科创转型滞后的核心成因，可提炼出认知锁定、利益锁定、制度锁定三重闭环锁定机制，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我国科创范式转型的核心障碍，形成“想不到—不愿动—动不了”的固化困境。

第一，认知锁定：创新思维呈现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长期追赶范式下，科研评价体系过度侧重短期成果、量化指标与显性产出，导致科研人员更倾向于选择风险低、周期短、见效快的改良式创新，对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短期无显性成果的基础前沿研究、非共识创新、颠覆性技术研究投入意愿不足。三重证据表明这一趋势正在加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数据显示，2015至2025年间SCI论文总量从约25万篇增至约65万篇，但高被引论文占比始终在1.8%至2.2%之间波动，呈现“量增质平”的平台化特征；学术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强度每提高0.1个百分点对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从21世纪初的0.3至0.4个百分点降至近年来的0.15至0.2个百分点；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速度从2012至2020年的年均2.5位降至2020至2025年的年均不足1位。认知锁定通过一个完整的制度闭环实现自我再生产：量化评价体系→可预期产出偏好→规避高风险选题→前沿领域人才断档→进一步强化“确定性偏好”。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这一认知锁定是科学规范结构在制度环境压力下的系统性异化。默顿所揭示的科学精神气质——“有组织的怀疑态度”——要求科学家对既有知识保持批判性审视，这正是范式开创型创新的认知前提。然而，当量化评价体系将“可预期产出”确立为核心标准时，“有组织的怀疑”便被“有组织的风险规避”所取代。

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困境的认识论根源。波兰尼指出，科学发现“只能由思想的默会能力来达到”，真正具有范式开创意义的研究，其价值往往无法在立项阶段通过常规同行评议加以充分论证。现行评价体系要求研究者将尚未成形的默会洞察“翻译”为可理解语言——这一翻译过程本身就是对原创性的损耗。这为本文提出“非共识研究双轨评审机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了另一被忽视的维度：科研活动不仅受制于评价规则和资源分配等“人类制度”，还受制于设备、仪器、实验材料等“非人类行动者”的物质性约束。当MATCH法案试图切断中国已安装进口设备的售后维护时-，这些“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便被制度性地剥夺——设备一旦故障便无法修复，整个研究链条可能中断。这恰恰印证了“万一思维”中“多路技术备份”的必要性。

富勒的社会认识论为本文从“诊断”走向“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富勒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只提供了对科学的描述性说明，而缺乏规范性说明——“三重锁定”是对现状的描述性诊断，“一魂双翼一体一栓”框架是对理想制度的规范性建构，“六大改革路径”是从描述到规范的操作化桥梁。

第二，利益锁定：现有创新格局形成路径依赖。成熟技术路线、传统科研体系、固化产业生态形成稳定的利益格局，存量资源、人才配置、经费投入高度集中于成熟赛道，非主流创新路线、新兴技术赛道、颠覆性创新主体难以获得充足资源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10.1%，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7.2%——“重发表轻转化”的惯性导致大量科研成果悬浮在论文层面。当研发投入总量逼近4万亿元高位时，“花钱的效率”和“花钱的结构”变得愈发关键。存量利益的固化导致体系内生变革动力不足，新技术、新范式、新赛道的替代升级受到明显制约。

第三，制度锁定：治理体系适配性不足。现有科研管理制度、评价机制、资源配置模式、成果转化机制多适配传统追赶型创新范式，对长周期科研项目、非共识创新成果、跨界融合研究的包容度不足。当前人才评价改革仍有“硬骨头”要啃：一是“破四唯”在部分单位流于形式，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隐性量化指标仍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中占据主导；二是分类评价标准不够细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共用一把尺子；三是改革协同性不足，长周期评价机制尚未全面建立，非共识项目和创新性强的大胆探索缺乏有效评价通道。功利化导向尚未根本扭转，容错纠错机制不完善，制度层面难以支撑引领型、原创型科创发展。

三重锁定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认知锁定使人们“想不出”替代方案，利益锁定使人们“不愿意”推动替代方案，制度锁定使“即便想且愿意”也难以实现。三者叠加，形成“想不到—不愿动—动不了”的完全闭锁状态。外部遏制的持续升级正在加速这一进程：出口管制使“旧范式”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国产替代需求为“新范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三重锁定的打破临界条件由三条因果链叠加决定：外部封锁常态化使传统追赶空间从“收窄”变为“关闭”；边际创新产出趋缓使增量驱动模式逼近效率边界；前两条因果链叠加使“维持旧范式”的成本超过“切换新范式”的成本——三条因果链叠加构成范式转换的战略临界窗口，而当前正是这一窗口的最佳时机。

三、“顶天立地”科创新范式的理论建构与机制设计

本文立足我国科创转型痛点与全球竞争态势，在吉本斯知识生产模式、默顿科学精神气质理论、波兰尼默会知识理论等经典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举国科创体制与产业发展国情，完成理论本土化迭代，原创构建适配后发大国引领型发展的“顶天立地”科创新范式，搭建多维度、可量化、可迭代的治理机制体系。需要明确的是，本范式主要适配国家战略科技领域、基础前沿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领域，不适用于低端改良创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成熟产业领域，具备清晰的研究边界与场景适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