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在，灯亮着——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史鹏元    阅读次数：5118    发布时间：2014-06-24

文章的题目是引用，想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这句话形容的是上世纪文坛巨匠巴金先生和冰心先生之间的友谊。二老相交半个多世纪，为后世文人留下了很多佳话，这就是其中一个。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冰心书信全集》、《巴金书信集》等资料。

当然，作为引语，是为了表达对大师的尊敬。先学前辈们的凛凛风骨，虽然斯人已逝，但风范长存，如同航海灯塔，一直照亮、引领着后进学人的前进方向。作为后进，欲寻此道，肯定要从前辈入手，尤其是上世纪的知识分子。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社科读物。作者做为广东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的专业作家和学者，以学者专业的眼光，用作家细腻的笔法，把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研究。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环境和心路历程的叙述，再现了上世纪学人的思想境界以及精神追求。同时，也对当下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彻底的思考——大师已去，斯业何以为继？

众所周知，陈寅恪是上世纪我国非常著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是清华园四大导师之一，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现国内出版有《陈寅恪集》等著述，对他本人的学术思想研究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同时，他本人也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赞誉。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感叹道：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生懂得十几种语言，并且博闻强识，具有超乎常人的治学毅力。所以，治学之道，并非是仅仅天资聪颖即可，还需要有名士风骨。陈氏家族是名门望族，自幼家学渊源，又有欧洲求学讲学的经历，自然是不同凡响。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还要面对国际上各种压力。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运走了相当一部分文物珍宝，还有相当数量的名师教授。因为文化的力量的无穷的。并且，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需要传承创新，作为名师教授，这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力量。书中交代，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专门派人相请，并备有专用飞机。可想而知，先生在社会上、学术上定的影响力。作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肯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在所有的传言中，作者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对“周恩来特批药品”等事件持“待考”意见，是值得敬佩的。不过，当时的广东省委，这样的特殊照顾却是众所周知。很明显，这是“国宝”的待遇了。

先生之学识非同寻常，不单单是其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有就是骨子里面流淌的魏晋名士的风格。不为一些政治权力而改变对学术的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先生一直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先生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有一句足以彰显其志——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先生性情高逸、风骨铮铮。

在当时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力邀下，北京与先生所想象的境况大为不同，所以才定居广州，并且执教。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岭南大学撤销，历史学科并入中山大学，也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学科。先生其实对这样的利用政治权力手段强行整合教育资源的做法是有意见的，但先生也无力回天，好在还有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忍痛，写出了《论再生缘》，令史学界眼前一亮。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让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担任下属三个所的所长。但先生还是婉拒了，在回复科学院的信中，提出两条意见：“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思不言自明，所以，“北返”也就不了了之了。

同时，先生在与朋友的交往上，也是比较的“怪异”。与自己有相同性情的、或者能够畅谈的人，他都引为知己，并且从来没有架子，非常随和。在言传身教之下，他身边的很多人耳目濡染，自然也是性情高洁，似乎不染俗尘。

郭沫若先生曾与先生有一段交往，但最终还是引为性情格调不和，未能引为知己。郭先生当时不论在党内党外，还是文学上、社会上都有极高的声誉。在与先生书信流通的过程中，不免有所洋洋，但作为先生——一个冷静的很少参与甚至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心生反感，这样的交往也就不长久了。还有陈先生的得意门生汪笺，当时的作协领导周扬，也是因为带着很厚的政治意味，和先生的交往也因此一时搁浅。当然，这种处于政治的交往有时候并不一定个人之间的相互爱慕。就像周扬说的，和先生谈话的时候——“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可想而知，先生的学问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可以说，先生不问政治、不评时事，这是一贯的作风。1956年，陈毅将军在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陶铸的陪同下探访先生，两个人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世说新语》和魏晋名士风骨的话题，非常融洽，给后世也留下了一段佳话。还有吴宓、竺可桢、夏承焘等，都和先生过密的交往。因为大家除了社会职务外，还保留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品德，以及所坚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

而今，斯人已逝。我们也只能从著述中领略大家风范。本书作者搜集了很多历史资料，并经过这一次的修订，也加入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这对我们了解先生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对先生世人所知的轶闻，还是街头巷尾的传谈，作者都进行了一一考证，对一些史料不详的事件并没有妄自推断，而是以“待考”的口吻来叙述，这体现了一个学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这对读者接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避免陷入人云亦云的街头巷尾传闻之中去。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通过史料对先生在大环境下的心理世界进行了探索，这对读者了解先生也提供了更多、更为独特的视角。

有你在，灯亮着。在先生赠吴宓诗《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中，写道：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而今，逝者不可追，与这片纸之间仰慕长风，略见风范，应当也是“未差”才对。无论做不做得到，至少说沿着这条路走，想必应是平坦的。

【编辑：卓礼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