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突围与变迁——读曹永长篇小说《无主之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郭勇    阅读次数：6717    发布时间：2014-11-29

黔地“80”后作家曹永创作的长篇小说《无主之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计划出版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其独特的题材和缜密的构思，让小说《无主之地》经受起各角度的打量、审视和拷问，并以此获得诸多启迪。《无主之地》的文化含量与现实追问，均显示了曹永精湛的能力和自我超越能力。

莫言说过，小说创作就是讲故事，可将一个故事完美地讲述出来，则需要沉着的耐力和敏捷的判断，唯有两者相接合，再加上特有的叙述和审美能力，才能呈现出有生命、有灵魂的人物形象。《无主之地》正是一部这样的力作，它以清朝末年发生在乌蒙山区的农民起义故事和故事背后诞生出的镖客与土匪故事为线索，彰显小说的厚度。在《无主之地》中，曹永创再一次挑战了小说的“可能性”。与他既往创作的小说相比，《无主之地》的历史感觉化、事件印象化、情节片断化，也构成了《无主之地》的显著特点。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著名评论家吴秉杰先生在《无主之地》序言中写道：“从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喜欢这书名，它有一种纵深感，一种境界、一种气魄和一种含蓄”。 是的，《无主之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内心的变化，同时还具有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在对历史的形而上关注中又有对现实的反省。陶新春率领起义军占据了毕节西北的猪拱箐后，起义军与清军厮杀八年，最终在清军的一把火中，陶新春建立在猪拱箐的城堡化作一片废墟。

陶新春兵败后，被清军所俘的仅是替身，他早已在混乱之中逃出了猪拱箐。数十年后，郑铁山的后代郑万堂开了一个镖局，他在临死之际仍然遵循祖辈的承诺，嘱咐徒弟张腊八和黑狗，要他们打听陶元帅的下落。张腊八和黑狗同时喜欢上郑铁山的女儿茴香，由此产生情感纠葛。但张腊八因情感冲突而落草为寇，并因此演变出更加复杂的爱恨情仇。

正是这种虚实相生的结构，决定了《无主之地》视角的多样化。既有纪实叙事的勾画，还有风物风俗的再现，更具有曹永的气息。它们都服从于叙述者的内视角，而且这种内视的不断递进，让曹永自然地把他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和追求移植到了长篇。但它在另一个时空是否还会有别样的呈现，这完全取决于阅读者的想象和再造。

文中的故事描写不再是生命力的影射，它更多作为一种庸常的社会现象，象征着强大命运笼罩下脆弱灵魂的苦闷与挣扎。作为一种肉体和心灵双重扭曲下的释放方式，爱更多承担了符号的作用，既是主体精神瓦解的旁证，又昭示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负荷下人性的集体失落。

我个人觉得，《无主之地》借助陶新春经历使人们窥视到故事背后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语境，刻画出了乡村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文化心理的深入探索。它像乌蒙山头的那棵被人们视为神树的大树，根系深入，枝丫分叉，虽遭雷劈也枝繁叶茂，并与天光湖色浑然一体,呈现出驳杂、饱满、有内敛的力道。与这种内生性文本相适应的美学表现形态，再一次证明了，长篇小说的别出心裁，必须有文本结构上的自觉和美学高度的把握，两者达到了一致，就会有令人惊喜的编织。《无主之地》自由放达的结构编织，也可在文本内寻找到相似性的物象表现。

与时下许多插科打诨、轻飘无根的“历史小说”相比较，曹永的这部《无主之地》显然隐喻着更多的哲理思考，而且是以正剧的方式强攻历史，似乎与戏说历史、暧昧历史的“趣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曹永在作品中表现的这种反差，说到底还是在于作者对于自身及历史上的新青年使命感的担当，这也鲜明地传达出的文化信号：无论在何等恶劣的文化生态中，仍然有人在执著地咀嚼着民族的历史、醒思 着社会的道路。正如吴秉杰先生所言，“曹永是一个‘风格化’的作家，语言简洁有力，沉重如山，踔厉如风” 。

可以说《无主之地》揭示了曹永的写作意图：那些人生表面的浮华与虚荣，并非人生的最要义。于此，读者不难窥见作家李鹰对精神家园的叩问与追寻。他是这个世界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运用了整体象征，将自己的理性思考托付给了象征物。这当然缘于作者本人那种背负十字架似的探究。这样的阅读无疑是沉重的，但并不沉闷。这得益于作者的架构能力和语言功力。全书采取网络式结构一气呵成，颇富张力。无论是铺排故事，还是状写场景，无论是描摹人物，还是表情达意，其语言都那么活泼灵动，有很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纵观《无主之地》趋势，曹永以写作者的角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又把这种生活写成史诗，从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现实主义的突围与变迁。这是当下社会正需要的正能量，也是当今文学所追求的灵魂。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