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略论当下中国青年写作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郭艳    阅读次数：19251    发布时间：2016-08-21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社会情境和以往时代具有本质性差异，现代个体存在感日渐清晰，在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作家个人主体性日益彰显。更多后苦难时代成长的写作者摹写当下现代个体平庸生存的具体镜像，并企图对这种新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打量与剖析，描述其中被物化的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困境。当下青年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寻求中国现代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开始显露出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且在更大范围内将持续对汉语写作产生质变性的影响。

关键词 青年写作 代际 现代个体 主体性

一

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社会情境和以往时代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日渐现代，社会全方位又千疮百孔地进入全球一体化，物质以最坚硬的方式改变了东方中国的生存样态，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偏僻角落都无法藏身，被规划成所谓现代的村庄和流动在大都市的农民工们，成为隐藏在中国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阴影，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方案最为锥心的疼痛。时间以无声而炫目的方式让所有能够操持汉字的写作者们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即便是蚁族，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蜗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网络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当下中国生存的感知。

中国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远离学而优则仕的古典人生样态，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国社会外辱内乱的苦难境遇，同时也日渐远离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桎梏下板结固化的思维模式，写作者们被抛入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巨大转型中，个体盲目地置身于无序而焦虑的生活流之中。这些人是时光中的闲逛者，是生活夹缝中的观察者，是波涛汹涌资本浪潮中的溃败者，是城乡结合部逡巡于光明与阴暗的流浪者……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下中国社会狂想般无极限的现实存在，真的如波德莱尔所言“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由此从文学史背景而言，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文学兴观群怨、怡情养性的诗教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直接和庙堂国家接轨，又无法真正回到自娱自乐的文人文化状态。19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文学则进入新写实的日常性书写，但是中国社会远未进入“历史的终结”，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依然有着众多未完成方案，从现代国民个体来说，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有根除，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国民们普遍重商轻学，重钱轻义，重GDP轻礼义廉耻，而文学似乎也自动终结对于宏大整体社会经验的反思和内省，全方位进入中国社会最为个人化的生存图景，“一地鸡毛”式的叙事冲动和叙事文本充斥着文学写作。小林们的“日常性”被喻为灰色的庸常的乃至无意义的生存样态。因为难以找到市民庸俗生存的价值诉求，新写实呈现出一地鸡毛式的零散与琐碎，文本的深度和意义被消平。新写实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个无法清晰判别流派和现象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1970、1980年代作家开始出场，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近二十年中国青年写作新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追求。对于在哲学文化意识上倾向于历史循环论和时空轮回的民族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最近二十年的写作中，时间终于显示出其线性、不可逆的现代性特征。也可以这样说，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开始显露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且在更大范围内将持续对汉语写作产生质变性的影响。这种时间的文学意义可以从“平视”的文化选择、现代日常性审美和重建现代世俗生存合法性等角度进行梳理和探讨。

二

文化身份认同的“代际”与文化选择的“平视” 从代际来考察作家往往为人所诟病，但中国近三十年社会急遽变革，从这种变革带来精神结构裂变的角度，代际划分有着文化身份与精神共同体的意味。中国当下纯文学写作尤其是期刊写作的主力是中青年作家，或者可以说主要是大批的70后作家以及一部分80后作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有着十年在当代文学现场深度介入的经历， 目睹70后成长的共同情感与精神体验，看到了80后整个青春文学高潮，也见证了70后作家夹缝中的突围。当下坚持文学写作，尤其是期刊写作的作者，大多是70后作家。于此同时，青春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写作会一直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80后青春文学写作热潮已经退去。当下依然坚持期刊写作的1970、198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可以放在中国青年写作的范畴里。中国近三十年超速发展，除了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样态的巨大变化，文化意识形态和艺术表达方式也多元芜杂。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几乎汇聚了东西方文学几百年的样态，同时又表现出不同时空地域的巨大差异性，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的源流和文学本质的认知也大相径庭。由此，以年龄划分写作有一定合理性，相同年龄段的写作者大多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化文学选择，也会形成对于历史和现实较为同质的理解和言说。十年中会产生几代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写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代际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意义。70后作家自身文学追求较为纯粹，知识结构相对合理。这一批人的精神成长期在1990年代，那是一个通过商品经济和个人化方式去政治化的时代。作为和中国经济发展同步人生发展的70后一代，他们较为深切地体验到了体制与非体制、中国与西方、资本与理想等的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现实有着物质和精神结构上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70后一代没有太多苦难记忆，恰恰是后苦难的时代情境给予这一代人平常心态，开始以“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西方文化，以一种平常心看古今中外的传统与继承，把文学放在较为常态的姿态来打量，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平等的接受，这些对于中国写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质的变化。中国50年代（包括60年代）作家在看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时候，大多是“仰视”，希望通过对于西方叙事技术的借鉴来重新叙写当下中国，例如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主义的接受和传播，这些西方叙事文本所传递的写作经验一直以来是中国作家非常重要的借鉴。

1950年代作家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先天带有宏大叙事特征，他们有强大主流意识形态支撑坚实的历史与意义共识。 1960年代作家则适逢1980年代活跃的时代文化氛围，他们致力于突破前辈作家的影响焦虑，热衷于先锋探索，至今依然保持着较为敏锐的文体和问题意识。而正是前辈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片面深刻的汲取，产生了先锋文学，当下重要的中青年作家无疑都吸取了先锋文学的丰厚养分。无论怎样评价先锋文学对于中国当下青年写作的意义都不过分，先锋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小说形式上的一次反叛，同时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束缚。但是先锋文学完成了解构使命，却依然没有完成对于当代文学个人主体性的建构。先锋作家主体膨胀，并不是说先锋就一定具有作家个人性，先锋文学恰恰是空心的，缺乏正在成长的中国现代人的主体性——或者说现代人格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中依然阙如。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也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日渐现代，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传统审美和现代审美等等方面都日渐嬗变。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无疑需要一批和国族文化、现代人格建构相匹配的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出现，由此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批判现实，更重要的是以文学的方式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的合法性，例如狄更斯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马克吐温、斯通夫人与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托尔斯泰与19世纪的俄国，巴尔扎克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现代个体对于世俗生活合法性的追求以一个个文学人物形象呈现在国族想象的文学叙事中。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更为复杂，在历经战乱、灾荒和饥饿的国族建构历史中，在不断重述历史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些想象的方法无疑将个体日常性更多融入是国仇家恨、命运无常乃至生存艰难，个体性也日渐消弭在群体性的历史镜像之中。随着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平稳发展，70后作家才有可能开始注重现代日常和个体生存经验的审美维度，而现代日常经验的文学性和审美维度的转换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过程。而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陷入被物质遮蔽的境遇，我们怎样去直击被遮蔽之后的个体精神生活？我们如何找到现代性悖论中光亮性的东西，包括意象，也包括意境。艺术不是发现幽暗，而是在幽暗区域挣扎，在探索中抵达光亮。这些都是当下中国青年作家一直做的文学工作。70后作家及其文本没有得到特别深入而及时的阐释，也没有建立起和文学史同步的意义价值体系。因为50年代、60年代作家（尤其50年代作家）他们的成长和文学史同步，优秀作品刊发出来以后立刻就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而进入文学史。当下中国青年写作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好作品往往被芜杂的文学现象所遮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批评家的确必须有着高度的经典和文学史意识，认真梳理出 70后作家的经典性文本，使之进入文学史。70后作家中短篇写作非常有特点，他们并不是特别追求短篇技术层面的炉火纯青，而是更注重让主体进入个体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又是日常化的，在日常的文学性叙事中试图赋予现代生存某种诗学意味。

三

现代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审美性 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日常生存经验具有本质的差异性。日常性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天然具备诗意，所谓荷锄晚归的劳作和把酒话桑麻的闲聊都具备采菊东篱的闲适韵味。然而，这种诗意仅仅是贵族文人阶层远观的凝视和遥想，真正日常进行农事活动的农民个体并无美感体验。中国传统社会又有着严格的文官制度以及由此滋生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引车卖浆者流和诗礼簪缨之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同一个层面，器物文化实质上是贵族文化，与普罗大众无关。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获得，随着社会日渐富裕，大众文化崛起，大多数人过着几乎同质的现代日常生活，日常性成为现代生活永恒的过程和结果。然而在新写实小说那里，温饱的日常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审美性，反而在庸常中陷入难以自拔的零度书写和无意义叙事。现代人在日渐告别饥饿和战争的日常中既无法体验苦难又无法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现代病由此产生，而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和现代物质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生存苦难以及苦难叙事并未终结，但是更多后苦难时代成长的个体无疑将视域从民族国家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延伸至当下现代个体平庸生存的具体镜像中，并企图对这种新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打量与剖析，描述其中被物化的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困境。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青年写作恰恰在新写实之后赋予当代写作清晰的个体存在感，这种个人主体性日渐在一个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下生存的文学性叙事。

西方审美现代性表现为以生命与感性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表现了一种游戏式的心态，或称为及时行乐意识。这些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物欲世界开出的“恶之花”。与此相对应，我们再来解读中国当下青年写作时，就会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绝对不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翻版，恰恰走上和西方审美现代性不同的路向。现代物质主义生存方式无疑是人被“物化”的过程，具体到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即人们为了挣钱而出卖劳动力、身体甚至于灵魂的过程。中国作家无法用游戏笔墨与及时行乐精神来解构被物化的人和人群，写作依然在坚硬的现实情境中游走，但是的确又有了新质的变化。新写实是对于庸常生活本身的叙事，没有个体的主体意识，而当下青年写作更专注于城市平民、农民工、个体劳动者日常生存精神状态的叙写；对于乡土的描写从家族史的视角转换成了对于乡村伦理和底层政治的寓言和反讽；从对于都市刺激性印象和美女欲望的叙写转换成都市漂泊感的倾情叙事；小巷人物志消融在县城追新求异又无聊乏味的庸常世界中……

两千年前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依然以传统审美和传统价值取向中的宽容、乐观和中国式喜感让文坛和读者体验了城市平民的精神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张大民的生存状态已经无法和当下真正接轨，庸常生活中的无奈和溃败感无疑席卷了当下生存的精神空间，个体生存比起小林们和张大民们已经繁荣了很多，但在物质主义无限扩张的空间中，大多数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自身个体精神合法性的危机。体现在文学审美范畴中，往往就是一系列失败者形象的出现。例如在狄青小说集《闭嘴》中，出现了一系列弱男庸人（懦弱的男人和平庸的生活）形象，通过这些当代生活中几乎算是失败者的男性形象，一方面颠覆了195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红色经典人物，也解构了19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的高韬（这二者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曾经承担了最为重要的阐释生活和文学审美的功能）。他恰恰将目光投入到以前文学史所回避和轻贱的庸人形象。这些活着的庸人既没有经历宏大政治历史的洗礼，也没有经历灾荒、饥饿或战争的苦难，而仅仅是卑微甚至于苟且地活着——然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真相。一个作家试图写这些人物，自然是希望为笔下人物寻找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赋予这些人物现实存在和艺术的合法性。小说集从当下日常生存经验审美性的角度，叙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个体新的城市经验，同时关注工人阶级市民化这一独特社会身份转换过程的精神伤痛与情感体验。

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其实是以乡土社会为审美对象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无疑都是典型乡村风物中的意象和意境。然而，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仅仅对于过去乡土净化式的回忆毕竟无法抵达当下乡土社会最为幽深的区域，于是“底层写作”以标签的符号意义表明传统乡土及其民情风俗的式微与终结。资本在吞噬乡土伦理风俗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依然在遥远的乡村阙如。近期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开始重新从现代农村个体精神维度来叙述新的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嬗变。杨仕芳《而黎明将至》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倾诉罪与罚的忏悔意识，这类更为年轻的乡土叙事带着青春期的纤弱与敏感，但却以忏悔意识惊醒乡土叙事沉重的伦理重负，给与乡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觉和尊严。陈继明《芳邻》重新书写了当下乡土社会中的“懒汉”形象，灰宝是个失败的人，然而作者却给与这个人物足够的理解与尊重。刘荣书小说集《冰宫殿》游走在乡村少年记忆幽深处，撕开村镇日常生存的宁静，呈现出乡村伦理秩序中晦暗的冷漠、自私与麻木。一个个心智或清明或懵懂的少年行走在前现代的中国乡土场域中，悲伤、欢欣、痛苦和仇恨都裹挟在时代转型的强悍进程中，呈现出一个小说叙述者对于当下乡土中国充满痛感的诗意叙事。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数以亿计进城的淘金者可以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奔跑的人。这个从乡土出走的巨人漂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吸引他们的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生存方式：个体的、自我的、封闭的，冷漠的，又各自相安的私人化生活。贫富差依旧触目惊心，然而却被混迹于快餐店、超市、百货公司甚至于公园景点的人流冲淡，且在无数的霓虹灯和广告的暗示下，人人都觉得自己正在或将要拥有机遇与财富，成为城市的主人。农民工依然是当下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经验的一部分，王十月《国家订单》《无碑》等作品塑造了典型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文本里有着众多日常生存的具象摹写，打工者艰苦的日常生活，卑贱的社会地位，令人愤慨的人身歧视，人与人之间的龃龉，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乃至龌龊的人性，甚至于描写了孤立无援的罢工行为，展示了众多底层民众作为人的劣根性，同时也对于涉世未深的农村青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对于打工生活具象的摹写中，作者希望能够为无数打工者寻找城市的精神家园。对于一部分向往都市生活的外出打工者来说，迁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回望身后的故乡已经身影模糊，可是城市之门仅仅打开一个小缝，而且代表着物质主义喧嚣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无数个外来务工人员埋葬了他们的青春，这种无言的沉默的被埋葬的青春换来几十年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社会对于这群无名者的奉献与付出并没有相应的呼应与回报，这些文字是对这种被遗忘的人们的诗意祭奠。新写实的“庸常”在这里被转换成为对于庸常生存的间离，文本不再描叙庸常本身，而是进入庸常内部去发现平庸个体的生存境遇，这种生存境遇是庸常的，但是小说却试图赋予小人物更多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自知与自觉，由此才会在“底层”标签中凸显出一定“人”的温度和被物化过程中“人的精神向度”。中国广大乡土依然作为现代性未完成的方案广泛存在，人身心摇动不安，情感混乱迷惑，灵魂下沉挣扎。农民进城和大学生在城市的屈辱遭际一样成为新的问题小说，这些和社会同步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双向解构了对于“现代文明”的认知——所谓的“进步”依然是一个必须被不断质疑和重新估量的词语。

县城作为中国城市和广大乡土的连接点，能够映射众多属于中国的时代精神特质。县域作为城市和乡土的结合处，具备了时代转型时期一切的时尚元素，又都是变形的，同时县域也天然承载着传统的一切因袭，又小心翼翼地改变着。正如中国现状远非代际和断裂所能解释的一样，中国当下县城生活具备了阐释中国人精神景观的诸多可能性。传统与现代在县域以一种最触目的戏剧性方式存在，并给我们提供非常直观的“人间悲喜剧”。然而作为最具备现实阐释力度的县域生存及其政治经济和精神情感叙事依然在当下写作中阙如。曹寇《在县城》等创作中尽管呈现出某种庸常的存在和无意义的当下，但是依然没有触及县域生活的社会伦理和经济文化内核。

当下中国，温饱之后的庸常生活折磨着无法畅想的理想主义，对于没有历史感的一代人来说，既无回到旧时代的可能，也无法投入一个新时代，于是对于无意义和庸常的叙事成为一种时代情绪，在当下小说的叙事空间中如幽灵般游荡。现代日常生存经验及其文学叙事在当下中国文学情境中既是一种新质的体现，同时也是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问题所在。因为当下中国青年写作者无疑有着一个先天的知识结构缺陷，这一缺陷恰恰不是西方文化，而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隔膜与断裂，这些让他们的写作一旦进入历史或者触及现实问题的时候，叙事往往变得语焉不详。

四

当下中国青年写作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 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现时代是上帝死了，人重新找回自己的时代。人对自我的认同确立了现代个体的合法性，而文化的自我表达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实现的。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对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和艺术创新的肯定表明了现代个体合法性认同的确立，中国的现时代是一个与西方现时代迥然不同过程，似乎更应该表述为代表天和天命的帝制瓦解，儒家伦理体系渐次衰微，多元文化思想日渐兴盛，中国人开始试图找回个体自我的时代。中国社会中人被“物化的过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恶之花”的象征寓意，个体游戏式的及时行乐的审美维度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法立足。中国青年写作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的摹写更多关注城市平民日常生存的合法性追求，乡村流变剧痛中新的精神情感体验，关注更为弱势的边缘群体（如老年人、弱智人群），同时将目光投向打工者在城市生存的精神诉求等等。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完成新写实所未能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寻求中国现代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

他们试图对现代生活日常经验进行文学的考量和审美体验，不管这种叙事现阶段达到什么深度和水准，这种有别于前代写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无疑让中国人开始真正思考现代科技和物质对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重塑与变形。无论是踟蹰于传统和现代两端，执守传统乡土的守望，还是无根的彷徨于无地，这类写作更多集中在世俗生存的精神价值估量和审美意蕴追求层面上。因为当下文学创作依然处于动态发展中，下面选取本年度几个文本，以此来呈现近期中国青年写作部分新的特点，这三个点分别是个体自身生存状态精神合法性的追问，边缘人群的情感生活及个体尊严，老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情感归宿。

当下中国世俗生活之喧闹繁荣，只要看看夏天夜晚的大排档就可以深知个体生活的市井繁荣。日常繁荣生活的背后，个体如何反思？石一枫《地球之眼》虚构了一个直面当下伦理困境的主人公，通过安小南的追问直击了犬儒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精致利己主义的自欺欺人，同时也在反物质主义叙事的基调上丰富了当下城市生存经验的摹写。

对于边缘人群的叙事可以看出物质主义、尤其是世俗伦常对于弱势群体的巨大伤害。这种世俗伦常不是儒家所说的人伦日用，也不是民俗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民风民俗，而恰恰是在民俗学历史价值意义评估背后，凸显出传统乡村生活经验中人性的阴影与缺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人性冷漠和精神麻木，同时也存在着智识与见识上的浅陋和情感上的自私偏狭。中国人历来对于残疾人有着杂耍和戏谑的心态，在文学作品中，当傻子不再被当做一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政治历史的边缘叙述者，而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出现时，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摹写，无疑才和现代人的精神痛感叙事接轨，从而在人性层面提供了更为丰盈的场景与人物。近期钟求是《找北京》、孙频《圣婴》、雷默《傻子和玻璃瓶》不约而同将视角对准了弱智者的个体命运。一个社会对待弱智群体的态度实质上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养水准。当现代文明遭遇传统人性人情的时候，如何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道德律令？放在当下语境中，雷默对于所谓现代文明反叛的叙事策略无疑是值得考量的，这种“反动”的叙事模式是对于当下道德与伦理失衡的警醒与反思。

同时在传统伦理坍塌的当下，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成为继留守儿童之后，更为隐秘的社会暗疾存在。姚鄂梅《傍晚的尖叫》叙述两个老年已婚妇女从各自厌倦的婚姻家庭中出走，这种出走是对几十年忍耐庸常、琐碎与不堪的一种反抗，虽然带着急迫中的狼狈和辛酸，却有着一股坚韧中的硬气和悍然。这些对于中国老人的叙事远离传统伦理框架中的中和与隐忍，而是注入了更多个人主体性欲求，充分诉说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情感状体，社会身份重压下的日常也因为这种疏离的抗争而显示出无可争议的人性深度和文学向度。

现代日常经验和个体世俗生存的合法性在遭遇大时代的战争、饥荒的时候，往往会沦落为草芥和浮尘，因此不可否认，现代社会转型及其审美性时常在纤弱和变态的个人性中游走，个体人性之维或者幽深晦暗，或者刚健阳光，或者混沌不明……莫迪亚诺曾经认为小说家的使命是拾起人类命运的碎片记忆。碎片记忆是易于拾取的，而人类命运的叙事则是考验作家对于整体社会经验的文学性表达。如何从个体记忆的故事叙事层面进入人性和历史的纵深，从而体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即便是记忆碎片，也是人类命运的记忆碎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要“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同样，对于中国叙事者来说，如何通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自己的中国城市和乡土，才是当下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更为理性客观的视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记忆非常重要，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作家如何言说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记忆要记下什么，由此想到木心关于人文主义的论述：人文主义，它的深度，无不抵于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便是悲剧精神。如何在痛感叙事中起舞，在小说虚构中构建精神力量，可能是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在重建现代世俗生活合法性时需要思考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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