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为读者和“红书”搭桥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黄琳    阅读次数：11469    发布时间：2017-08-05

“党的十八大以来，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出版行业越来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特别是总编辑，要时刻谨记出版人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近日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说。

2010年，求是杂志社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1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一纸调令，徐澜从《钱江晚报》调入红旗出版社任总编辑，从新闻人转岗成为出版人。

坚持定位 为书找读者

2015年中央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企业“两效统一”的根本原则和管理要求，明确了文化企业务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此前，只要图书能保证经济效益，有市场，上社委会时，选题一般就能通过。”徐澜笑着说，“但在2015年，我们出了一套8册的少儿读物《快乐侦探团》，结果接到来自陕西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电话，称该书在当地被误认为是不法书商盗了版。”

此事让徐澜陷入思考：红旗社的定位是什么？红旗社能为读者提供什么？

“《指导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企业要发展，就要找准定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16年伊始，红旗出版社树立了“三红”理念，就是要大红、正红、鲜红。“大红”指始终把理论学习放在首位；“正红”指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鲜红”指要与时俱进，突出时代特色。

2016年，《最新基层党课十二讲》出版，成为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辅导读物。全书图文并茂，编写权威，目前销量已超过6.5万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前是什么书赚钱出什么书，现在我们出书更注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有了，经济效益自然而来，两者并行不悖。”徐澜的话语自信且坚定。

注重精品 为读者找书

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红旗出版社从2016年开启了新的探索。

2016年9月，红旗出版社官网旗书网和红旗手机报正式运营，以红色出版、跨级融合为特色，体现“新闻+服务”的理念，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传播。“我们有两位编辑负责每天官网的内容更新，主要做‘红色’新闻，还呈现以时政特色为内容的书闻、书评、书摘等。”徐澜告诉记者。

通过“新闻+服务”，编辑增强了党性，开阔了思路，涌现了一批好书。同时，出版社交互外部资源，与咪咕、掌阅等第三方平台对接，逐步实现“出版+服务”的理念。

2016年年底，小说《绝命后卫师》在福建龙岩首发。“得知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编剧钱林森是浙江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到小说的版权。”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红旗出版社南方编辑中心的团队主动与央视和钱林森双方进行沟通洽谈，多次赴龙岩、北京接洽，还特邀福建永定籍作家张胜友和老红军后代为书作序。截至今年4月，《绝命后卫师》已印刷3万册，实销2.8万余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中的‘两效统一’问题，强调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红旗出版社这5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相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徐澜的语气柔软但有力量，“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们为‘红书’找读者，也为读者找‘红书’。这个事要一直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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