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基层伸出温暖的笔锋——读报告文学《箐口之变》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雷越    阅读次数：14676    发布时间：2018-07-03

作家欧阳黔森在《报得三春晖》一文中写道：“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这里，“记忆”二字被他有意识地赋予了一种严肃的精神思考和自觉的文化担当。按我的理解，欧阳黔森所看重的，应该是记忆对保存文化火种、重铸一个民族的灵魂那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质素。

正是缘于这样的思考，当我初次阅读郭勇的长篇报告文学《箐口之变》的时候，从一开始便被他书稿中笼罩着的那种立足基层、捍卫记忆的写作情怀和努力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写到的那样：“当我们看见一个可复制、易推广的典型将要出现时，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看不见也就罢了。看见了，它就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这样的一份责任与担当，颇有些“立此存照”的意味。而这份责任与担当的背后，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一个作家身上感时忧世的民生情怀。

作为一本观照乡村、观照基层的报告文学作品，《箐口之变》以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箐口村脱贫攻坚的进程为线索，通过叙写箐口村农民从“坐等救助”到“主动突围”，最终摆脱贫困的故事，表现了中国基层惊心动魄的变革。全书以“废墟之痛”始，“返巢之‘变’”终，包含了引凤还巢、作风建设、借石攻玉、发动群众、村企一体、三权分置、抱团发展、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多个章节。在写实与虚构之间，郭勇讲述了箐口村村民们在脱贫道路上的喜怒哀乐，并试图为该村的发展变化“树碑立传”。书中展现的仅仅是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中的一个迅速脱贫的小故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它渺小得或许不值一提。但正如欧阳黔森所言，他们的经历将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箐口之变》作为一个报告文学文本，在艺术创作上至少在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郭勇在讲述箐口村脱贫致富的故事时，其实是很好地兼顾了新闻与文学双重特征的特点的。一方面，作者从纪实的角度出发，以箐口村在脱贫攻坚中的变化和成效作为蓝本，立足于一种经验性的探讨。他在叙写箐口村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不乏“小说家言”，但在透析“箐口经验”时却处处表现出学者式的冷静、理智与克制。让事实本身来说话，作家仅仅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觉，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惊讶和思考。另一方面，作者把“箐口”作为一个窥视外界的窗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鸟瞰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基层社会变革，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和精神担当。正因如此，本书不仅成功地为外界展示了“箐口村”易于复制、易于推广的典型经验，呈现了一席脱贫攻坚的“党建盛宴”，而且充满了个人化的写作印记、富于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从内蕴上说，《箐口之变》一书热切地表现出了作家关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情怀。

事实上，农村和农民命运历来都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和痛点，九十年前，胡风在为萧红的《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写道：“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其实，郭勇在书的第一章“废墟之痛”中一开始展现出的箐口就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生死场”，正如书中对“箐口”的字面解释（“箐”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口”则形容破裂的地方，合起来就是“偏远、贫穷、落后”的意思）以及传唱的民谣（箐口生得毒，喝水当吃肉。男人不在家，女人坐起哭）。从这些充满疼痛的叙述中，道尽了箐口村数十年来贫困潦倒的沧桑历史。但是，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基层党组织得到了有效巩固，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开始被激发出来。在这场决胜贫困、同步小康的大会战中，中国农民那种坚韧、执拗、不畏苦难的精神品质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为此， 我把《箐口之变》中这一“变”字理解为农民精神的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再只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融入了集体化的大潮中。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身上“等靠要”的思想转变，有效地凝聚了同步小康的正能量。甚至可以这样说，像《箐口之变》这类探讨基层变革发展的书籍，他们所展示的乡村和乡村中的个人，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