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否还能回到精神的故乡?——郭思思诗歌论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杨青云    阅读次数：5271    发布时间：2014-02-19

当下诗人在做什么？

有人说诗人大部分都不写诗了。如三道快枪杨青云早就转入到书画圈了，并且现在用他的画画还能维持生活。正如我近期与一位称之为“苦难诗人”的朋友谈诗，特一提示：你不要再给诗歌搞“深”了，你越“深入”进去，你会越穷困。他说：你能早日醒悟转身搞绘画，说明你真的是诗人中的高人。我又说：中国当代诗人我最佩服一个诗兄叫黄怒波，笔名骆英。前些年他在广州市搞诗人的新书《都市流浪集》研讨会，我有幸参加。后来得知诗人黄怒波还是中坤集团的大老板。他是中国当下诗人中不多难得的诗界“骆英”。他是中国新一代儒商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十个指头能按住十五只跳蚤”的人。2011年9月6日，黄怒波宣布购置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打造生态旅游帝国。

你想玩诗，搞点风雅可以，可是你得有资本啊？当然，如果你是吃国家粮的公务员，如省长诗人吉狄马加也可以，他有政治资本啊？可是，偏偏有一部分农民诗人一直迷上诗歌，还在碰上南墙不回头，最后连饭都吃不上，何苦？因为我们没有如省长诗人的政治资本，也没有如黄怒波经商的聪明才智，在诗的路上能走多远就不得而知。在这里我想用郭思思的成功案例，谈谈诗，或是诗歌之外的童心可贵……

我何以要在论郭思思的诗歌中谈“童心可贵？”是缘于诗人要出版一本《郭思思儿童诗选》。想不到现在的思思“童心”大发，不知不觉搞了一本纯粹的给孩子写的诗。“交往这么多年，思思的心灵世界和他的诗歌世界一样，单纯中有着复杂的内涵，对社会的理解随着经历的复杂化而变得层次丰富，而且对诗歌的理解也渐渐形成独到的一面。如今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还兼任着多种社会职务，有着一份为诗歌事业热心服务的激情和智慧。特别是编辑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思思有机会接触各方面的诗人和作家，对文学的各种价值取向和风格流派也深有洞察。”（谭旭东）

按当下诗人的大面积经商、大部分出国、或是马上转型、或是纷纷退场，似乎正应合了诗歌本身对于诗人的精神要求。而郭思思却没有随波逐流，他在儿童诗上大写特写，照诗人的话说就是“关注留守儿童，走进他们的内心，给予足够的阳光养分，是当下诗人的义务和责任！”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思思强化的“诗人责任”。这是我联想到那些优秀诗人，他们可以将诗歌当作自己生命的诗意承担，体现了一种坦荡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写作状态相对来说，虽然比不上省长诗人，更又没有老板诗人那种高贵风度，可是他们对于追求诗歌的精神来说，我一直认为，他们这类诗人才是中国诗坛的脊梁。他们在这个“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更有理由发挥自己的潜能，将诗歌从一些非诗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原诗歌本来的功能。由此，我在前面提到当下诗歌的尴尬真相，它没有八十年代诗歌畸形繁荣的狂潮，也没有唐朝时期的兴盛景象让人兴奋。而现在的诗歌完全是遵从诗人自身的起落规则发出无病呻吟的痛楚。在网络及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全世界的诗歌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诗歌不知何时已走出了众人的视线……甚至有评论家说：“诗人生在中国，实在是一种大不幸”。据我本人所知：我身边的大多数诗人甚至连生计都难以为继。一位诗人在聚会中始终默不做声，感到很失落的样子，原来他发现自己所带的“名牌香烟”比起其他诗人感到太没面子，自己的烟根本拿不出手。我又联想到中国最牛的诗人黄怒波在进入商界之后。这位身价过亿的巨贾给中国《诗刊》社捐赠了3000万元奖励中国优秀诗人，希望改变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商人身份与诗人身份并不冲突，甚至两者还可以互补。与多数诗人相反，黄怒波对中国新诗一直感到乐观。因为在他参加诸多国际诗歌的交流活动中，诗人发现汉语诗歌的地位很高。这位商人把诗歌衰落现状的主因归咎于钱。他说：“你连钱都没有，还能写什么诗歌，就是诗人自己在屋里写几句，连诗集都没法出版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很多从写诗中跳出来的诗人大都缺乏“黄怒波式”的华丽转身，他们的激情与冲动基本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没有诗歌所应具有的童心视觉，就如郭思思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他一直在诗的小路上走走又停停，甚至他迷茫过、困惑过，可是他却一直执著地爱诗写诗。在他一直坚守诗意抒写的过程中，诗人的写作无意升华了一种对感性的容纳和对理性的拒绝。

一、郭思思童心意识的演绎与深化

我始终认为郭思思是带着一种浓烈神秘的西部特色，他是真正代表了中国西部诗歌的崛起与突变，他的诗歌似乎没有真正进入中国诗界官方媒体的关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被遮蔽被埋没也是情理之中了。而更多的诗人放弃诗歌，要么转向了其他行业，要么是诗歌的边缘化而远离诗坛……在此，我能惊喜地阅读《郭思思儿童诗选》，让自己突然对诗歌有一种虔诚的姿态，只是受诗人一颗童心的感召与感染，就自然产生了一种言说的陈述与阐释，希望以此巩固自己的理论水平。其次，这还要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如何消解在诗人身上言说的尴尬地位。诗人只有逐渐淡化了对名利的过度渴望，而以一种用文本说话的心态面对世俗的诱惑，从压抑到反抗，从反叛到融合，从冷寂到落寞，诗歌自觉已成为他们保持纯粹性唯一表达的言说心态，不为外在力量所动，让诗歌和生活分开，两者在诗人身上并行不悖。在写作中竭力排除时代的喧嚣与杂音，以一种简洁和纯粹的心境融入诗化的内核，远离浮躁的心理落差，遵从内心对诗歌那份精神自觉的纯正发功，才能深入到诗学的中心地带，揭秘诗人持续性写作的成因。就像何文娜所说，如果一个诗人超过了写诗的年龄，他要想继续写作并提升的话，就必须具备“童心意识”，以及他对这个世界整体看法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指向世俗政治与现代人生的精神领域，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童心意识”感觉上的智性参照，以及想象力等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

这与何文娜所说的诗歌是激发更多对现实表达或解构的理由，以及在写作上用技艺操作的意象之“场”有着极大的共识。换一种说法，解读这种诗人的在“场”，就是在围绕童心、童趣的写作好奇心，充满了这一磁场的暗示，这种暗示却并不模糊，也不是通常那个实体词语作出的明确喻指，比如在郭思思这类诗歌中如他的《等春天》：冬天过去了/我来到一个岔路口等/风儿擦着我的脸颊过去了/雨儿擦着我的心房过去了/那最后来的是谁呢？/我闭上眼睛想:/哦……那脚步声我听出来了/一定是花儿。

诗人在《等春天》中“等”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要“等春天？”——只有你保持了童心视觉审视的想象，这一“等春天”的喻意才更丰富，联想更独特。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认识来想象诠释这个童话的世界。在诗人的想象中，一切事物都是具有童真的生命力，这是郭思思惯用一种可视性的诗化“场景”，也就是说，他把意象场景诗化后自然达到了诗意肌理赤裸裸的展示，总是让人觉得诗歌已经是一种解构生活上艺术语感的想象力，都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演绎与深化。从此，诗人部分大写意的诗歌写作至少体现了明显道德喻指的审美作用。还有一种作为它存在于世的理由和审美功效，为人类社会未来的“诗歌标准”有了这样一个童心磁场的参照，但我不想把这种诗化的“参照”嫁祸到“儿童”身上，至少诗人在写出“等春天”的美好期盼中的思想，是纯粹健康或积极向上的，而这些诗歌连带的“场域”也随之牛逼哄哄，拥有了诗人对“春天”的想象。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成了“一定是花儿”的完美结局。郭思思诗歌的叙述性特点更多是把一个场景清晰到：一种简单简化的诗意形式上，恰好这些对应了当下某些诗歌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更多是凸显了一个作者功力诠释的灵活跳跃，即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各自演绎一个不同的意象。又如《望春天》：想呀想呀忍不住睁开眼睛/花朵儿先对我表示友好/咧着的嘴儿笑成了喇叭/还不忘调皮的对我吹吹/小宝贝我们谁更漂亮/当然是我啦花儿姐姐/因为我的头上啊/美丽的蝴蝶开始了歌唱。

郭思思这类诗歌基本上都很短，可是它的容量却暗含了春光明媚，脉脉含情，花枝静卧妩媚处。这里有近景有远景，有动也有静，有情也有意，随意点染，参差错落。全诗运思绵密，描摹传神，诗人“忍不住睁开眼睛”花朵儿咧着的嘴儿笑成了喇叭，自有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诗人只用一个“笑” 字在这首诗里便写活了“望春天”里的耳盈鸟语，绿红相扶，异馥诱人。诗歌寥寥几行，一幅春意欲滴的画面便展现读者面前，然后诗人索性止笔，不再描写春景，转而抒情，春意更浓更漂亮的“花姐姐”——因为我的头上啊……诗人却用蝴蝶的“歌唱”来诱使读者自己去感受春意，这种虚实相生的方法，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梦春天》：我从梦中跑出妈妈的怀抱/看春风姐姐甜蜜的笑容/看月亮婆婆笑弯了腰/看星星的眼睛眨呀眨呀/好奇地向我打量/那大地绿绿的色彩真好看/那沙啦沙跑过的/是雨儿的脚步吗。这首诗一开笔便写到“跑出妈妈的怀抱”梦景。春风姐姐与“月亮婆婆”，还有“星星的眼睛”几个意象组合的自然贴切，常中见巧，平中见奇，将读者带进全景式的春梦诗画里，这里有春之境的美妙，有春之色的绚烂，有春之味的浓烈，有春之声的喜悦。置身其间，人们会敞开胸襟，尽情欢“跑”。 而这里诗人笔下的“跑”是富有童心意趣，乳燕始飞，蜂儿采蜜，星儿钩魂，这些都是极具春天特征的景物，而远景透过“风姐姐甜蜜的笑容”直入春梦古雅古朴之一种准确精练的物与心谐，使诗情与景汇延展了诗人抓住风姐的意象“跑”的动感特点，略加渲染，便透露出内心的喜悦和对大自然明媚迷人景色的宣染。全诗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画面十分鲜明，历历如在眼前，令人悠然神往。诗人的梦春之情，溢于言而多于情。诗歌意象的服务性可谓春光充足，梦想分明，其似乎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意象指引着叙述，叙述使意象丰富丰满着《梦春天》诗化童趣的童心世界，诗人也只有在这样的童心世界，他的心态与审美视觉达到了用孩子的心去领悟大自然的奇丽妙趣，所以他笔下的文字要么是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和爱护，要么就是对身边儿童关注、体谅的“在场”引领。

具体到郭思思的语言表达上，他的诗歌一般是采用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往往是从一种“在场感”的审视来“发言”。诗人这种童声童气的“发言”首先是建立在他审美感觉的异化或变形，但诗人总是想尽所想制造一个“有效”的独特视角，然后如实地呈现出一种线性叙述的有效质地，并且在这有效性叙述的场景与场景之间跳跃一个又一个的诗学构图，即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各自演绎表述的沉着、从容，童言无忌。郭思思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越写越出彩的诗人之一。他诗歌优雅锐利的语言总是心存谦卑，敬畏生活。他时时处处将自己置身于天真童言的广袤世界，热爱并关注着农村留守儿童的所思所想，并渴望每一个词语都在他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童真。他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建构童心世界时面临的难度，以及面对难度时诗人所能做的各种努力。又如他《星星的眼睛》《囡囡抱宝宝》《过家家》，以及《找朋友的小蜜蜂》与《牧童》等一系列诗作，深刻地阐明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孩子，崇尚简朴，追求清新的宽广、澄明、温情和悲悯，也再次见证了郭思思在诗歌语言和诗歌节奏上的不凡禀赋。他良好的诗歌功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他的诗歌质地纯粹纯正，让“童心意识”的升华寓旨有机地融入到诗意的感性中来，又在更多的理性中，使诗歌得以拨云见日，让自己在生活与诗歌面前得以死死坚守独特的艺术探索和执着的美学追求，卓然自成“思思诗学”。有诗论家说郭思思的儿童诗平中见奇，活泼中求深沉，寓丰富纷繁于简朴清新的童真童趣，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思思儿童诗，构成的心灵净化。

二、郭思思诗歌意象的心灵净化

郭思思注重诗歌的意境美，他说：有意境的诗亦传情，又传神。这样的诗净化人心可以达到以自我不断被颠覆的方式来完成诗人对历史的言说。但这种对历史的言说，还必须都能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诗人强化的“意象”在这里是以全部身心的投入到作品之上，心灵与心灵相交流，感情与感情相渗透，对诗人的想象审美进行再经历和再体验。不妨从思思的诗歌中去体味。如《小牛和妈妈》：小牛和妈妈/一同去村头的一块土地/妈妈在阳光下耕地/稻穂才刚刚见到影儿/小牛问稻穂的苗子/你什么时候才长高呀//小苗没说，妈妈说了/妈妈说:我们的汗水/和农民伯伯落在田里/就像你喝妈妈的乳汁/小小的稻穂喝饱了/苗子一天一天就长高了/直至风儿吹来/舞成金黄的波浪……这首诗涉及的意象达十多个之多，且有意象叠加的诗性展开我们丰富的想象，眼前有这么一些画面：小牛和妈妈在去村头的路上，阳光下影子与牛的对话——土地妈妈说——稻穂长高——农民伯伯与妈妈的乳汁等等童真哲理中的别样风情，“舞成金黄的波浪。”如果我会画几笔，不妨把这一刻定格在一张宣纸上，毕竟诗画是相通的。诗人是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已掌握的知识去拓宽作品的情境，从中领会和捕捉“苗子”长高的深远意义。从中还可透视出诗人的气质、情趣、性格、胸怀等。当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在此，我还须重申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和特定性。正如不同意象表达不同的情绪也不一样。其实，同一意象也可表达不同的情绪，毕竟意象是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出一种诗化之外的意境是靠意象来加以形成。意象是时间,空间,有限与无限体验的心灵火花,虚中有实,实中带虛,通过修辞整合汉语独有的感染力,而非人云亦云,老调重弹，更是“童心意识”所能及所能言之心灵高贵的一种诗人“标签”。套用一种流行意象，那须看你写什么，想表达什么来决定选取意象的高贵，诗人的表述从而也显得高贵多情。因为这种高贵的特色意境是吸引了众多目光之后，有它特殊的内涵之美，甜润之甘，轻灵隽永，绕梁三匝，才成就了思思诗学中的诗意净化之美。又如郭思思——遵义是个举世闻名的城市/这个地球上的红飘带/可以说几乎与诗人毛泽东齐名//上个世纪我把已经起泡的西装/挂在贵阳大十字一个写诗的朋友家里//现在我穿起一套一千九百六十三元的西装/从丁字口起身去拜访住在碧云路的李发模老师……其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与另外几个诗人去拜访李发模的情形，诗人把过程进行调侃，把生活现场感再现，口语化的叙述方式，与早期的诗歌抒情方式只是一个诗歌的符号罢了，简约如同诗人“一千九百六十三元的西装”刚好与这个“丁字口”起身相遇，灵魂和诗歌透出光亮，诗人要去拜访李发模的路上并不想“埋葬”什么，只想凭借“与诗人毛泽东齐名”的遵义，升起一条心中的“红飘带”，高高将诗人爱着的“遵义”编成歌谣，将灵魂和诗歌更贴切地表现出一种惊异的敬畏。当诗人这一敬畏向度的灵魂漫溢，诗歌净化的灵魂洗涤从此获得了诗意飞升，跟随鹰一起翱翔渐渐飘起如“红飘”一样的翅膀所能滑翔的天际，是这种搏击之下所能鸟瞰的净化与穿透。于是，诗人的浅唱低吟接近“红飘带”的高度，也接近这个城市“遵义”的光荣与梦想……

《让手掌仰望天空》：面对如此冠冕的建筑/我还能说些什么//咬紧牙关虚构一个又一个动听的理由/成果是我近视的眼睛逐渐成功//滚动直到真理得以解冻/谎言遍布四周/是谁把诗歌逼上了漂泊的小舟//手持经幡的人决心把自己腐烂的尸体含在口中/乳房中的骨头无法在悲伤中幸福//惟一的天堂也没有革命的道路/万能的主啊你何时焕发荣光？//让我们记住家园废墟死亡坟墓……怎样永垂不朽？怎样摆脱驻足？诗人怎样把传统诗歌语境进行彻底的解构，表达在物欲化背景下人们迷茫心境的人生理念，仅仅因为他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那么简单、那么不可解释一样。和不少终成大器“万能的主”相仿佛“谎言遍布四周/是谁把诗歌逼上了漂泊的小舟……”诗人此时既显示了他不凡卓越的写作才能，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彻底解构”诗歌中的时间形式，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成果是我近视的眼睛逐渐成功”这一点——如思思诚实地说过那样。只有在这样抒情的写作中赤裸裸透露出一种近乎静止的意像链，就是这样的“意像链”被创造出那一瞬“乳房中的骨头无法在悲伤中幸福”。在许多青春勃发的“悲伤中”“幸福”在哪里，它几乎可以被指认为是恒常存在的：依靠诗人强大的、对抒情性的直面追求，这一瞬被较好地和较成功地固定了“焕发荣光”、“记住家园”的诗歌张力，在每一个例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遐想与追溯“悲伤中的幸福”，几乎从来就意味着形而上被指认的“诗歌逼上了漂泊的小舟”。与其说是“逼上了小舟”，毋宁说诗的“小舟”与我们渐渐近了，因为就是这“诗的小舟”天然能勾起人们对自己命运的想象。和康德说每一个人都具有形而上学的冲动相仿佛，正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想象，开启和引发了诗人抒情冲动“惟一的天堂也没有革命道路”，更多的是把“自己腐烂的尸体” 在悲伤中，让我们记住家园废墟死亡的暗含意象。以及人类歌唱特性有着某种相似性的诗意之时间形式。这诗意的时间形式不同于静止的“家园”想象，尽管诗人仍然带着一种诗意的时间形式，在超验中将静止“乳房中的骨头”诗化出歌唱中的“放大”或是歌唱中的“性感”双倍，或多倍的性感视觉自然而然延展了意象叠加的“悲伤中的幸福”。但归根结底，这意象叠加的时间形式在诗人早期的写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诗歌本身幻象的超验体验。

按我本人对郭思思早期诗歌的看法，套用一句圣经上的话说：神创造了天地（当然是在一瞬间创造了天地），紧接着就创造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可是这“头一日”在诗人这里不仅仅是神创造了天地，我认为也是“诗人”创造了天地。黎明也是一个颇能撩拨想象的时间概念。考虑到诗人写作背景的超验早晨，甚至看作神性的早晨，是可以想见一首诗中《对一场秋雨的一点想法》《步行街也有不步行的人》，对日常生活的解构，表达对喧嚣时代人们生活模式的嘲讽或者反讽。诗人这种嘲讽或者反讽借“一场秋雨”的想法，他“想什么？”“为何有这种奇特的想法？”——只能是故乡的希望／伸个懒腰也不敢大喝一声，砸烂眼镜／四面都是秋雨，看到的总是“山高路远”几个字／想想自己有时还不如窗台上的一瓶蓝黑墨水／那么坚强……”可是郭思思在谈到诗与生活的时候，他这样认为：只有到达当下生活的本质真实，才有产生好诗的可能，但如何才能到达生活却是诗人所致力于探求的大学问。

新诗到达生活的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精髓的继承，二是对世界诗歌智慧的吸收而进行技术上的改新。我们如何对诗歌技术上的改新，还是要在诗的内部某种超验性的解构中接受诗人对共众的影响，原因之一也许正在于郭思思是一个杜撰和玩弄时间的大高手。之所以在这里说思思是在“玩弄时间”的意象叠加，这是因为他在“一场秋雨”中无意想象出只有诗人才能想象“故乡的希望／伸个懒腰也不敢大喝一声……”诗人为什么对故乡“不敢大喝一声？”

三、郭思思故乡情结的诗意颠覆 

郭思思对故乡情结“聚焦”的某一瞬，正是诗人把正视今天转化为回顾昨天或者回忆昨天的“山高路远”，“ 想想自己有时还不如窗台上的一瓶蓝黑墨水／那么坚强……”记不清是谁这样说：诗人是人类的榜样，做人的楷模。他必须无畏地伫立在神的面前，孤独一身，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灵魂时时承受沉重的愁绪，但他的纯真，挚爱与温情，使他无需做出清高一样，却能向尘世的人们发出充满隐秘的召唤，要他们倾听诗的倾诉，使他们开天辟地第一次洞悉故乡的真谛……“故乡情结”对诗人而言，大多数都是骨子里早已形成一种最显著的诗歌标志，就是这种“诗歌标志”或叫“故乡情结”给我们日益麻木的灵魂注入了一针强醒剂，让我们反观生命的存在，让我们在精神遗忘的大地上努力返乡。因为诗人还这样写到：故乡在我的生命旅痕中纵横千度/我打开记忆的窗凝望父亲偻起的背影/翻开亲情的另一面母亲沧桑的皱纹/眼中两滴清水划破心灵模糊的颜色……

在郭思思写“故乡”的作品中总是凝结着强烈的故乡情，他无畏地朝着自己诗歌的天堂出发，带着爱与痛或是痛与恨的生命追问、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一个叫“遵义”的地方，“伸个懒腰也不敢大喝一声”。诗人明显对故乡的情结是特别小心翼翼，他这种“小心翼翼”我们可以从他对故乡“不敢大喝一声”中便品味出诗人生命诞生的地方，也注定是他梦魂牵绕的地方。思思用纯粹而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一个诗人宿命的“四面都是秋雨，看到的总是山高路远几个字”。人只有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尝浪子的艰辛和离家苦涩的“伸个懒腰”，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故乡就如诗人诗中写的一样“咬紧牙关虚构一个又一个动听的理由”。”在动听的“悲伤中幸福”着一个“几乎与诗人毛泽东齐名”的故乡，让我们领悟到了故乡神性神秘的亲人、村庄……成了诗人一生精神观照的意象化展现，故乡的存在因这质朴的语言而向我们敞开了儿女牵挂的理由，这种“牵挂的理由”越多，我们做人的低气就会渐次变得强大而坚韧。在这“牵挂的理由”状态下，故乡成了我们生活和情感附庸“悲伤中的幸福”。因此，面对故乡情结的诗人，他一个不可或缺的抒情意象就是对故乡的吟颂，对故乡生命存在的揭示，无意延展了诗人童年背景的一个特殊标签，他的心灵不停地在吟诵这些永恒不变，生生不息的故乡，让他返回家园：“带着一身的疲劳辛酸／我总是拉不开厚厚的窗帘／／面对自己我的神经一片苍白／／在情人高大的乳房上／／靠近思念用悲壮的植物／打开经典的童话，弹奏出大家风范……”显然为常人所不能为，苦常人所不能苦，忍常人所不能忍，这就是早期郭思思对故乡写作的独特视点。疲劳辛酸。厚厚的窗帘。苍白。高大的乳房。以及“靠近思念”的童话等自然存在物所获得一种敞亮的 “精神故乡”，它是真理发生的场所，又是“思念”挥之不去的崇高理由。当这种“崇高理由”“ 在情人高大的乳房上”勃起我们对故乡本身存在的 “无遮蔽状态”——就是真理发生的时刻，也是审美意象发生的时刻。它的审美意象功能是作为无遮蔽状态的显现方式而加强加深了诗人意象中使他的精神故乡——得以奠定不仅是上面所阐述的“疲劳辛酸。厚厚的窗帘。苍白。高大的乳房。”以及“靠近思念”的童话等等，更主要的是“悲壮的植物”以及由“悲壮植物”承载的巨大穿透力而走向永恒的“故乡”，也让永恒的“高大乳房”再一次乳养我们精神上的生命之光，使它裸露于此，也丰满于此。

这是一个让故乡“乳汁”辉煌我们瞬间的理由。也是故乡让我们“辉煌瞬间的理由”，具有了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因素，其必然因素表现在于诗人诗歌艺术中开拓的观照“实体”——故乡“高大的乳房”。诗人在这里是一个喻指的象征物，它也许是情人的“乳房”，这情人的“乳房”也有可能形成强大的诗化张力促使诗人不得不呕心沥血去经营他心中的“故乡”作为抒情主体，当这种“抒情主体”与诗人描写的实体融合为一，形成了“思思诗学”中的特殊密码。那么诗人笔下这一“高大乳房”意象形成的偶然性体现了诗人对故乡的童年记忆，将意味着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就一定会绽放出最美丽性感的花朵。诗人曾说，“也只有我的故乡才是一个春天永远栖息的地方。”

有评论家说：郭思思的诗有一种对民族、故土潜入血脉的感恩之情。郭思思则说，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热爱生活、崇尚英雄，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永恒的品质。我写诗，是因为我只要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在诗人谈到故乡的话题时，他说，故乡是永远绕不过的一个写作主体。在诗人真挚的情感表达中，时间仿佛在倒流，一直回到他的故乡。“故乡就是源头，不仅是我们身份的源头，也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因为我对故乡爱的深沉，就是我闭上双眼也能分清遵义‘大十字’的具体位置……”

读郭思思的诗，你会觉得一种朴素的美感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诗人，把自由还给诗人，把尊严也还给诗人，让诗歌找到了一把通往世界之门的钥匙。就意味着诗人的心路历程烙下了“悲伤中幸福”的胎记，这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来说具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它是我们的生命得以传承的另一血脉，它已凝聚着巨大的文化诗学，具有高度敏锐力的诗人一下子就抓住《诗人的尘缘》：“在风花雪月的小屋里／／抚摸出前世或来生的旅程／将苦难中燃烧的诗句高高举起”。就是这样执着的诗人为着生命的一片绿洲费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爬到那座最高的山顶／实在无法描述／与太阳相见的情景。”这一意象，使“诗人的尘缘”成为当代诗坛上亮丽的艺术经典。

四、郭思思经典诗学的精神胎记

诗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代价，作为诗人精神故乡的存在，它的意义相当于向日葵之凡高，它们构成了艺术家心灵世界的特殊密码。或是这种特殊的“高大乳房”作为诗人精神故乡的主要意象，它有别于村庄、流水、性感等为对象的意象系统，它实质上是向“故乡”系列过渡的连接，这一过渡我们即使在艰苦生活中的精神也是富有的，这和现实社会中精神贫乏的人恰恰形成巨大反差，在这种反差之下，无论是诗人的《思思在漫游》或是《来电已经消失》，《超验诗二十八行》等都从诗人宽阔的视野中阐释了一种精神价值的可贵与博大，这一寻访过程正好暗示了性感意象（高大乳房），在诗人的心灵底部得以放射出生命的力量，从而转向对“故乡”的歌唱，在诗人心灵的运转中便顺理成章。这具有光芒喻诣形质的“精神胎记”，无不与故乡这一物象相互对应，以逼人的火辣、性感喷射而出，继而进入庞大的《超验诗二十八行》构成一部磅礴响亮的思思经典诗学魅力。“思思诗学”的意义最终成为凌驾于“故乡情结”阅读之上的诗学原则。

作为一种“故乡情结”的新型诗学，象其他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样，郭思思的诗学力量几乎被现实生活激化构成了栖居生存艰难的诗化语言，势必造就中国新乡村诗学理论的神圣地位。从而引伸这一“新乡村诗学”命名梳理的客观呈现。对此，我本人还将另写文章专一深化、挖掘郭思思“新乡村诗学”的理论视角。这里面包括了为诗人确立命名的学术背景。回到诗歌本身，正处于由混沌趋向明晰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在怀念故乡的抒写中担当诗人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这种担当支撑的修炼过程中，诗到语言止。正如何文娜的一篇诗学随笔中说：那冲动的树叶/率先冒出枝头/自以为代表盛夏的茂密/一阵晚风吹过就落了“语言为止”的味觉。诗之为诗的魅力就在于“诗眼”在既将结束的地方，诗才真正“开始……”这是说明诗歌被读者冷落的现实恰恰表明诗之“语言”所强化的独创性，或是独创“情感”力量的重荷，让诗的语言回归自身。在此，也可以说：让性感丰满的“乳房”回归所有男人的母爱情结（或是故乡情结），以及边缘特质的种种诗学语境，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学术意义。这让我们又一次加深了诗学理论的学术性问题。再回到郭思思“新乡村诗学”的话题上来。

何谓“新乡村诗学？”它的意义最终成为凌驾于“故乡情结”阅读之上的诗学原则。那么，这种“诗学原则”首先是以写“故乡”为主体揭示的世界真相，它的多种可能性和包容共存的高瞻远瞩视野，尽管还在诗意的肌理上模糊不清，但也正是这种“模糊不清”的诗学审美暗藏了它的多义性和喻指性。因此在诗人笔下“乡村诗歌”构建的诗歌理想的最高表现，已经摆脱了对具有形而下性质的故乡家园的沉醉，向诗歌殿堂作英雄就义似的拼搏，已成为其精神故乡的诗学化身，这是郭思思“新乡村诗学”精神理想的登峰造极。

郭思思曾这样表达诗人的诗歌理想：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贵州成就一代伟大的诗人部落，让这一诗人部落引领中国诗坛未来的诗国盛宴，何况这诗的盛世还没有来临。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诗人广泛发动种种诗歌运动，民众的广泛参与，大有形成盛世之像，如贵州诗歌一直坚守的西部诗歌精神，是新世纪以来提倡重建新诗精神的亮丽群体。包括李发模、唐亚平、喻子涵、姚辉、南鸥、阿诺阿布、黄健勇、王蔚桦、郭思思、杨启刚、司马玉琴、徐必常、赵雪峰、谢启义、牧之等具有主旋律特征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现代性诗人和以地域诗歌写作为主的诗人。这部分诗人从创作的精神和态度分析，让人感觉到一种力度和使命的存在。大部分能开放性地吸收现代性创作的诗化元素，使现实主义光辉更加呈现出诗性追求多样化的内心真实，饱含社会关注、民生体恤、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命运感，使贵州新世纪诗歌增添了一份厚重和大气。二十多年的大浪淘沙，该沉淀的东西自然会沉淀，该浮起的自然会浮起。如今，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现代诗似乎又要走出深宫，似乎又一个诗的春天来到了……当我看到大批诗人发展的好势头，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超越精神，他们必然引领中国诗坛的下一个盛世……

正如处事低调的郭思思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他只想融合中国诗人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完美结合，诗和真理融合的“新乡村诗学”，虽然不能明确诗人是否实现了精神故乡重返的审美胎记，但在他多首写“乡村”的题材中，我们无不感觉到一种迎面扑来的冲力，一种强烈诗歌英雄的悲壮感，这种悲壮感的渲染，强化了内在精神力量的扩张，最后冲破了诗人躯体无法承载的限度，导致诗人走向“风花雪月的小屋里／／抚摸出前世或来生的旅程／将苦难中燃烧的诗句高高举起……”

五、诗歌还能回到精神的故乡吗？

郭思思一直“将苦难中燃烧的诗句高高举起……”

在我又一次沉浸于郭思思诗化“精神的故乡”，很容易就会看到表达对故乡情感的作品，心中其实那种说不清的苦涩与兴奋并没有消弱对故乡感恩的思亲之情。他们也无意去苦苦寻找自己的故乡。对诗人而言，写故乡只是某种精神上的冲动与悲鸣。正如打工皇后安子所言：“我们所做所歌的一切都是来自同大地接触的血缘之根，我们的‘根’在哪里？就是我们故乡所在的地方……”故乡在每个人眼里，首先是一个具体的特定所指，而不是空泛的概念。故乡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返璞归真境界的追求，可以说是千百年来汉语诗人的基本共识。真正的诗人一定是有故乡意识的，当诗人重返精神的故乡，往往会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陌生。面对现代化、城市化对自然田园的无情吞噬，诗人们书写故乡时难免带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伤感。这种“悲凉伤感”大多是来自于对故乡的爱之深才“悲”之切。

正如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写到：多少年来，中国诗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是缘于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故乡空中之“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诗人又可以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那就是虽然我穷困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这个诗人作家的希望……

此诗人也许就是“彼”诗人，都是缘于我们的故乡情结，我们的精神故乡是否还能回到诗？尽管故乡并非都是田园式乡村，但诗人追求的“精神故乡”或多或少都隐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恋“根”心理，那就是只有带有自然气息的所在，才适宜于寄托精神的最好慰藉。用诗论家杨然的话说：“我们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魂都是与故乡有关的景色，以及有关的相互纠缠，并且正是有了这样的‘相互纠缠’，我们诗人言说的理由才能言说的更为长远。”。

著名画家诗人李明月也曾谈到“精神故乡”这类话题，她说： “乡村里的生活亲切而又生动，使人产生一种乡土人情的浓浓感受。也只有在这种感受中，我们做事或是谈话的心灵才能放开……如果一味要上升到所谓那种‘精神故乡’的诗情画意，隔壁那条街上也许有对恋人爱得死去活来，可是，你却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城市做爱的细节与乡村有何区别……”。

当这种乡村化的故乡进入诗歌，诗人对某个具体乡村的写实，而是融入了他们评判生活广义的主观寓意。而不是一味地歌颂故乡……包蕴着物事景致和精神归宿的载体。这种“精神载体”也可指为一种事物或一种意象的寓意连带，这些多义和喻指的诗意寻访都不能消解它本身的诗学意义。追寻我们存在这个世界的真相，还有这一真相背后“乳养”我们血缘之根的故乡，不仅是生命对诗学本身精神的担当，也是诗歌创作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问题。郭思思有关描写这类诗歌的妙语珠连，辉映成趣。如“在情人高大的乳房上，令我馋涎”，结合下文“靠近思念/用悲壮的植物／打开……”诗意静美，柔情依依，无不讴发了一种心魂相寄纯美纯粹的精神寄托。如果把这种“精神寄托”在感观层面上也能重返“故乡”审视“故乡”，那么，我们的精神故乡就可能会反观自我：“故乡已是他乡/而我的乡情乡音与乡土的印记/不知何时没了踪影……”

诗人这首写《故乡》的诗不仅故乡遭遇了不可遏止的人为改变，同时这一“人为改变”再也不能重回过去了。这时候诗所触碰到的就不单单是一种故乡情结，而且还关涉对超越于此精神寄托的检视。也许有人说：只有那些远离故土，却一直眷恋、凝视、光耀自己故乡的游子，为了寻求自我隐匿的发现而奉献自己生命的故乡。他们这种执著的“奉献”发出诗意的呼唤，更多的是与诗人开拓观照实体“故乡”高大的“乳房”有关。郭思思这一对“乳房”情结的诗坛神话已毋庸置疑，从他诗歌创作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独特故乡情结演化的清晰脉络：从形而下的家园意象诗歌到诗歌理想的终极目标。郭思思试图通过这一途径拯救日益失落“风花雪月的小屋里／／抚摸出前世或来生的旅程／将苦难中燃烧的诗句高高举起……”

诗人在这里“高高举起”的“精神故乡”，他即是站在他乡也是故乡，胸怀天下，四海苍茫，故乡就是脚下的土地，是沐浴在阳光下相续相联如脐血一样鲜红着诗人的视线，鲜红着花流成河的神秘神奇，故乡正是有了这样的“神秘神奇”，我们精神的“故乡”才能超越地域的狭隘。诗人以诗化的方式述说恩泽里的“故乡”，以语言的方式将不能言说的言说——来书写母亲，书写大地，书写母亲就是书写故土，也是书写我们血缘之根里的生命源头……让人们从欲望化的平面世界中挣脱出来，以一颗至真至诚的心灵洞察精神家园的可贵，让人们回归到故乡的怀抱！

面对诗人召唤的“精神故乡”在今天无疑越来越具有诗意写作的母题意味，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习时代”，它对平民化的写作有着审美功效的抵御作用。这一有效作用的关键是诗歌担当了诗人的良心，但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时代，“诗人的良心值多少钱？”人们感到这与其说在讽刺诗人，还不说诗人在这个边缘化社会，至少他们在诗中不会把自己无端地抛弃，甚至诗歌抛弃“他们”……甚至诗歌透露出一种再明晰不过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如何回到精神的故乡？”

追求做一个扎根大地的诗人，甚至会视故乡终究会找到照亮我们诗意的生活，彼此敞开乡村的阳光。甚至如何做到诗歌精神与诗体的和谐融合。探索表现出一个诗人探索的勇气与精神。诗体本身没有一成不变的审美旨意，也许就在一个转身之间，生活的多变与精彩就使诗人远离了故乡的视线，心性却千丝万缕的牵住命根里的精神家园，以萦怀不断的念想，带着故乡给予特有的穿透力，以及特别的美好，特别的胸怀柔情，表达对故乡深深地问候。想象郭思思是带着一种虔诚的问候，将厚重的爱喷绘在9900米的高空，与精神的故乡一起，将灵魂和诗歌皈依故土。这时，渐渐成熟的郭思思心绪笼罩四野时，含着泪水的温热已经泪流满面……（

杨青云，笔名三道快枪。河南南阳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韶关市批评家协会理事。著有《胡秀兰长诗》《感动中国史光柱》《二月河评传》《论周大新》《深圳天堂的凹陷才是底层的底》《杨青云书法与绘画论稿》《樱花结》长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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