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神话——石新民及其长篇小说创作谈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傅安辉    阅读次数：12860    发布时间：2014-03-01

摘  要：石新民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30多年来，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在乡下搜集整理一些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发展到撰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由一个贫穷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具有知名度的作家。其中，长征神话他一直在讲述，长征精神他一直在弘扬。石新民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他呈现给文坛的那些作品的价值分量，他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探究。

关键词：后红色经典时代；石新民；《大风歌》

我非常高兴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由州财政拨款、由黔东南州文联和黔东南州作协召开的石新民作品讨论会。这样说，绝不是客气话。因为，对我来说，这机会确实难得。今年1月6日，我们凯里学院也召开过一次关于石新民长篇小说《大风歌》的座谈会，就在我的办公室楼上举行，近在咫尺，但是，那次规模小，按资格排下来，就轮不到我出席。作者石新民会前曾个人邀请我参加，后来学校一安排，我进入不了会场，结果弄得他很难为情。这次他看到我已经进入座谈会邀请的人员圈子了，特意事先告诉了我，也算是对上次的弥补。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今天就来出席了，而且表示发自内心的高兴。能参加关于他的作品讨论会，不要说在会上发言，就是能在会上见见文艺界评论界的新老朋友，聆听与会者对石新民创作的评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鉴赏大餐的享受，而且十分有利于我进一步去认识和理解石新民的创作。因此，真诚感谢主办单位和作家石新民的邀请。

石新民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他却通过自己的创作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在乡下搜集整理一些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发展到撰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由一个贫穷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具有知名度的作家。石新民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他呈现给文坛的那些作品的价值分量，他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探究。在这里，谈谈我对石新民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肤浅看法。

一、对石新民创作成功的原因分析

一个人从事一项事业取得成功，都有一定的原因和表现，石新民的小说创作正是这样。

1．勤奋好学是石新民小说创作的成功之基

石新民，男，侗族，1954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通道县都天村，1955年随家人迁入贵州省黎平县洪州镇阳朝村。石新民家属于外来户，家境贫寒，他只读到中学就当了农民，子承父业，靠农业收入养家糊口。他耕种着几亩责任田，这是他一家五口人生活的来源和生存的基础。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差，劳动所得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手里的钱总是太少太少，显得很拮据。于是，他去当民办教师，而处境还是艰难。穷则思变，变要靠文化。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靠业余自修学完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他凭着自身的聪颖与悟性，凭着自身可贵的“倔劲”，在女作家刘霞的支持下，完成了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全部课程的学习任务，成了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国凡老师校外的得意学生。他虽然是农民，整天面对的是农事，但是，他却最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农村的漫漫长夜，他挑灯苦读，不断积累着文学知识。有的长篇小说，他读后印象很深，仿佛自己走进了书中的世界，沉浸在人物的喜怒哀乐之中。他读书，不是那种非常表皮的浏览，而是深入进去的精读，所以能够把主要的故事情节说出来，并且能够评价作品的成功与败笔。可见，勤奋好学，是石新民走向成功的第一块基石。 

2．选择题材是石新民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所在

石新民从小就有志向搞文学创作。在他的一生里，可以说，从事文学创作是他的强烈愿望，始终矢志不渝。创作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没有宽敞明亮的书房，没有受过文学专业的训练，但他有一颗爱党爱国、热爱家乡的红心。为了写作，他节衣缩食，几年没有给妻儿购买新衣。他一手拿锄，一手握笔，含辛茹苦，笔耕不辍。他从侗族民间叙事诗的整理翻译，到散文小说的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但是，开始时，他的爱好写作是盲目的，没有明确的选择。后来，他认识到不能这样瞎干。既然要搞创作，就要有明确的目的。写什么题材，用什么体裁，都应该考虑得清清楚楚。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石新民的睿智。他十分明白，自己生活在农村，搜集整理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具备条件，但是，那终究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器。写风花雪月和男女情爱又搞不赢有丰富生活体验的城里作家，写人情世故他又没有坐机关拿工资的那些笔杆子养尊处优和通达社会，所以，他没有跟一般的人抢现实生活题材和城市言情题材。他在思考创作题材时发现了一般作者的短处：甜难丢，苦难做。为什么我州我省那么多的文人骚客，尽然没有几个人去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呢？红军当年长征，几乎经过了我们黔东南的大部分县地，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这是很好的创作题材，为什么没有人因地制宜而进行创作呢？通过分析，他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不是不想写，而是现有条件优越，可以居于安乐享受，没必要再去吃苦，经受那重走长征路搜集创作素材的颠沛流离。结果，石新民看准了这一点，就从这里下手，他下定了决心创作红军长征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他当年审时度势，能够正确选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来创作长篇小说，结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石新民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3．吃苦耐劳是石新民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

说干就干。于是，一个泥腿子不下田下地干活了，甩掉了锄头把，拿起了笔杆子，要挤进文坛里来舞文弄墨了。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５年３月间，自费只身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在杂草丛生的深山老林，在偏僻乡间的稻草堆里，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走过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4省38个县市，行程达6800里路，采访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达100多人，搜集资料1000多万字，撰写笔记达20余万字。经历多年的艰苦努力，三易其稿，到2001年2月终于完成了33万字的长篇小说《太阳石》的写作。石新民的创作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原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龙超云同志审阅该书之后，亲自为该书作序。《太阳石》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12月正式出版[1]。小说出版后，在省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被文艺界誉为“最优秀的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巨著”。紧接着，2005年10月，石新民进行了第二次长征采访。他的足迹踏遍了贵州省黔东南地区、铜仁地区、遵义地区当年红军走过的土地。他翻越了乌蒙山，登上了娄山关，攀越了腊子口，渡过了赤水河、乌江、金沙江，走过了泸定桥，足迹遍及贵州省、四川省和云南省3个省56个县，行程5000多华里。采访过程中，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走访了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赤卫队员100多人，搜集到红军长征史料2300多万字。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石新民于2006年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期间又是和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样，数易其稿，最后于200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大风歌》的创作，2010年9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大风歌》全书共23万字，它反映的是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强渡乌江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党和红军演绎的史诗般的悲壮剧，是石新民继《太阳石》之后又一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2]。作品气势恢宏，动人心魄，荡气回肠，催人奋进，充分显示了石新民的红色经典文学创作的才华。

4．政府投入是石新民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新时期以来，当黎平县党政领导知道石新民要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长征的创作之后，就开始了对他小说创作的资助，后来每个月还给他几百元的生活补助，加上两次外出重走长征路搜集材料、出版发行两部长篇小说和多次召开作品讨论会的经费拨付，到目前被凯里学院聘为专业作家产生的费用等等，政府先后对石新民文学创作的资助开支项目加起来，总共已超过60万元。这在黔东南州乃至贵州省都不多见。在当今的黔东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爱好文学、埋头写作、不惜搞生命透支而自掏腰包出书的文人，我就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种是爱好文学、勤奋写作而有人资助出书达到名利双收的文人，石新民可以说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政府资助对于石新民小说创作取得成功无疑是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在石新民小说创作与政府资助这个问题上，情况比较复杂。是政府资助使石新民的小说创作取得了成功，还是石新民的小说创作取得了成功而获得了政府的资助呢?我看，两种情况都存在。开始之时，在黎平县政府官员眼里，石新民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而又很贫寒的农民作者，他所要写的红军长征题材，又与黎平县有关，政府官员爱其才而怜其穷，所以，对他给予了资助，为他小说创作走向成功提供了财力上的有力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分析石新民创作成功的原因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分量上来考虑。后来，他出版了《太阳石》，等于拿出了拳头产品，报答了政府，回报了社会，奉献给了时代，政府进一步资助他，这就是小说创作取得了成功之后获得的奖励。至于政府愿意拨款召开石新民的作品首发式、讨论会，党报等新闻媒体网站大力宣传石新民的创作业绩，一些单位和中小学请他去作红色经典的创作报告，高等院校拿出政府拨款聘请他当专业作家等等，属于政府对他成功的进一步回报，社会对他成功后的报答。

5．产生影响是石新民小说创作成功的评价依据

现在我们百度一下，或者打开一些专业网站，有关石新民创作的宣传报道和研究文章就迎面扑来，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应接。关于石新民创作的宣传报道和研究文章的点击率也相当高，说明石新民的创作已经得到众多网民的关注，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在追求文学美的旅途中，不是每一个人的创作都能产生社会影响，只有那些创作符合党、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创作才能赢得人们的青睐。而这正是衡量一个人创作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因为戏演得好坏还是要听观众的意见。一个人的创作能否算是成功也要看读者的反映，社会影响就是读者给予的掌声。有许多读者从全国各地来信来电给石新民，表达自己对作家创作的敬意和对其作品的肯定。有的人还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石新民，亲自要石新民在小说扉页上题辞签字留念，表达崇拜作家的情结。这都是石新民创作积极的社会影响的体现。

二、对石新民小说创作的得失判断

石新民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走上文坛的作家。但是，靠他的勤奋，目前已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和在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等书目共计100万字以上。他的代表作，要数长篇小说《太阳石》和《大风歌》这两部红色经典。

1．最高级别鉴定的长征史书

《大风歌》和《太阳石》一样，是表现中央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是，它更具有革命历史的分量。因为，中央红军长征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大风歌》反映这样的革命历史时虽然有艺术虚构，但是，这艺术虚构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比如《大风歌》里出现的主要人物是长征历史人物，事件是长征历史事件，场境也是长征历史场境。所以，它既是小说，又是史书。既然它有双重性，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闻出版政策有规定，任何人不能随意发表或出版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果要发表或出版，必须经过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石新民的《大风歌》就是这样，经过了层层报批，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小组分别审查，获准后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审查通过，批准出版[3]。所以，《大风歌》的面世，不是一般作家一般题材的个人创作，而是代表党和国家对中央红军长征这样的革命历史的正确表述，是最高级别鉴定的长征史书，是以长篇小说来存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史诗性作品。《大风歌》彰显了文学作品的史学价值。 

2．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经典

《大风歌》与传统的红色经典相比，由于它运用了后红色经典时代的表现手法而使作品面貌焕然一新。这部长篇小说对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重要战争、会议、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有生动的描写。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英雄事迹感人肺腑。作品既描绘了中央红军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杨成武、李卓然、耿彪、彭德怀、杨尚昆、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红军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刻画了他们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指挥艺术，同时也塑造了李德那样凌驾与中共之上的共产国际的特殊人物和博古、夏曦那样机械教条的问题领袖，还塑造了杨得志、黎林、龙云、田海青、刘永祥、陈昌奉、吴吉清、贺英、贺珍等一大批中基层干部、普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的鲜活形象；既赞美了红军将士们真挚纯洁的革命情谊，也讴歌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关系，还反映了黔东南大地上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全书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作品对人物性格的逼真刻画，对战斗场景的精彩描绘，对故事情节的巧妙设置，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公正评价，对全书结构和基调的合理把握等等，都奠定了其作为“主旋律”经典作品的地位。

（1）以长征为轴心，穿越长征时空而向外延伸扩展，以增加历史信息容量。《大风歌》反映的是中央红军从黎平县城出发，经过猴场会议、强渡乌江、召开遵义会议、最后攻下娄山关的历史生活。时间起于1934年12月18日止于1935年2月19日，历时两个月。空间涉及湘西、贵州省境内、湘黔川边地。但是，实际叙述的时空远远超过了上述界限。往前延伸到了19世纪末。例如写到189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冲祭拜黑色大岩石为干娘[2]82-85，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他与宋美龄的婚恋[2]26-27等等；往后到了21世纪初。例如写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的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进入延安[2]271-274，李德后来写回忆录《中国纪事》出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2]68，1950年10月革命节斯大林在莫斯科向毛泽东道歉，承认是他用人的错误给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带来许多麻烦[2]67。有时候，《大风歌》的一个细节描写，也存在着时空的跨越，例如《大风歌》1934年12月25日李德在黔东南黄平县谷陇村召开军事会议流产的细节，写到李德找不出流产的原因，突然就跨越写到3个月后在四川的两河口会议上，人们都倒向毛泽东一边，李德忠于明白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又如《大风歌》第五章写毛泽东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天主教教堂过41岁生日，生日由贺子珍操办，这是长征中在战地过的生日，非同寻常，毛泽东肯定是感慨万千。于是，石新民在作品里有意穿越长征时空，写到1923年杨开慧在长沙给毛泽东操办生日，表现杨开慧的情真意切[2]98，写到1974年毛泽东在北京强烈要求江青给他过81岁生日，却遭到江青的冷对[2]93，而在上海，贺子珍和李敏却给毛泽东过了一个充满祝福意味的寿辰，江青的“逆”和贺子珍的“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93-94。再如《大风歌》写到1934年12月15日有6位红军战士因故掉队了，成为中央红军队伍里最后的6个人。敌人盯上了他们，很快就把他们杀害于黎平县中潮镇黄土坡的林村，还把他们的尸体仍进河里。等敌人走了之后，晚上林村的老百姓自发起来把6位红军的尸体捞上岸，埋在河堤上。接着作者就跨越了实际的时间界限，写到1966年10月中潮镇的老百姓想念当年的红军，在镇的北门隅修建了一座红军烈士亭，亭上书写“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辞以致纪念。接着更是又一次跨越时间界限，写到2005年10月，当年红军将领的后代们重走长征路到中潮，居然找不到了红军烈士亭来瞻仰，因为那里搞项目开发，烈士亭早被搬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去了。作家最后无奈地感慨说：“时间把红军烈士的鲜血洗净了！”[2]41-42可见，以长征为轴心，时空上向外延伸扩展，是为了表述更加清楚明了，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增加历史信息容量，拉近历史与现实和读者的距离。

（2）讴歌红军长征精神，弘扬红军长征精神，视其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石新民在革命老区黎平县长大，不止一次目睹红军长征的黎平县会议会址，不止一次听到老人们讲述的红军长征在黎平留下的故事和歌谣，不止一次受到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所以，他对红军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立志要写出长篇小说献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及红军英雄们。石新民用自己的双脚两次沿着红军长征路采访体验红军的长征精神，用自己的那一支笔去歌颂红军的长征精神。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石新民认为，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一部史诗，是魅力无限的最为完美一篇神话。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征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红军长征不怕一切艰难险阻，敢于藐视和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彻底清算错误路线，把革命的火种一路撒播，从逆境中突围，去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这样的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珍惜、继承和发扬。《大风歌》以鸿篇巨制上演一部历史活剧歌颂了这种长征精神 。

（3）奏响“军爱民、民拥军”的红军长征主旋律。战争的光明前途存在于人民群众之间，毛泽东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他一向要求红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石新民的《大风歌》里，把“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当成长征主旋律来奏响。在第一章“黎平星火”里就写了一个细节红军救产妇。洪州嘎岁侗寨有一位妇女难产，红军到来时已是气息奄奄，情况十分危急。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命令医务人员前往施救。结果，在中国工农红军卫生部部长傅连暲和红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的共同手术下，产妇得救了，一个新的生命也诞生了，侗家人都把红军医务人员当成活菩萨来谢恩[2]14-16。而在第二章“兵车行而后劫”里，石新民浓颜重彩写了一个细节——百姓救红军。就是侗家人杨女訁艳母女勇救红军伤病员李永祥的事迹。这两个细节是文学作品以个别表现一般的形象思维，表达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血肉相连、鱼水难分的关系。红军长征为的是替老百姓打天下，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2]159；老百姓救红军为的是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从而更多地消灭敌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红军是人民群众的队伍，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红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敌人再怎么围追堵截都难不住红军走向胜利。

所取得3．红色经典里面的瑕疵

总观石新民的《大风歌》，应该充分肯定它是一件艺术品，但是，这件艺术品存在着瑕疵。只要认真对它进行鉴赏，就会发现它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和不该存在的错误。

（1）标题起得不当。作为一部红色经典，作品的命名一定要唯我独有，不雷同于别人的东西。我们说的创作，就是写出自己新的东西而不重复别人的东西。可是，石新民的这部长篇就沿用了历史上刘邦一首诗的题目。而刘邦的那首诗《大风歌》恰恰是刘邦的代表作。《大风歌》只有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一首成功者的凯歌，全诗充满着一种王霸之气，成王者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显然，石新民是喜欢其中“威加海内”的那种非凡气势，用以表达红军长征的排山倒海之气魄。在这里，大风，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刮起的十二级台风，在中国大地上摧枯拉朽，扫荡一切，所向披靡。这种精神气魄很好。但是，《大风歌》毕竟是刘邦的代表作，沿用他的代表作标题有点侵权行为的嫌疑。比如，屈原有一部《离骚》，我们今天也来一部作品叫《离骚》，曹雪芹有一部《红楼梦》，我们今天也来一部作品叫《红楼梦》，鲁迅有一部《阿Q正传》，我们今天也来一部作品叫《阿Q正传》，这样做，人们肯定认为这种沿用有如同商标注册那样的侵权嫌疑。所以说，我们后人应该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属于古人的东西。 再说，《大风歌》意思上并不足取。当年刘邦历时数年兼并战争的胜利，造就了他的王者霸气，使他头脑发热，原本市井流氓无赖的习气更加得到助长，所以三句诗处处表现了他志满意得，狂妄自大的心理特征。沿用刘邦的《大风歌》来表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正面力量显然有些不妥。石新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也存在沿用别人作品题目这一问题。因为早在1957年墨西哥诗人帕斯就创作了著名长诗《太阳石》，1990年该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鲁迅当年写第一篇新式小说的时候，也曾经沿用过俄国作家果戈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题目，后来有一些人就此攻击鲁迅抄袭了外国作家的作品，让鲁迅非常后悔。

（2）序言作得不当。《大风歌》那么一本厚重的红色经典，应该像头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那样找一个大人物作序，能够找一个与红军长征有关的人物来作序更好，但是，石新民受了鲁迅的影响，认为自己来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无可厚非，就真的自己来给《大风歌》作序了。这种反潮流的举动实在是精神可嘉，值得学习。但是，在我国一向文人相轻习气很浓的文坛，作者自己作序总会留下后患。比如，石新民在《自序》里，说他梦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乡，老乡哩，你写的太阳石，我看过哩，写得很动人心的’。” 接着，还把《太阳石》与《石头记》、《大顺皇帝》、《金瓶梅》、《李自成》相提并论。读者读了有些人就觉得石新民的这个梦做得很不妥，有自己给自己贴金的嫌疑[2]1；原来姚雪垠出版了《李自成》三卷本后，全国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老头子就飘飘然起来了，到处去做创作报告，经常在报告中对听众说：你们要读我的《李自成》吗？那我告诉你们，读之前要准备好一张帕子，因为我的作品会感动你们流下很多的眼泪”。就因为这一席话，姚雪垠遭到非议，失去了很多的崇拜者。可见，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时要十分的谨慎。石新民在《自序》里评价自己的《大风歌》“具有历史性、哲理性、逻辑性、推理性，给人以思索的空间，给人以欣赏的韵味” [2]3，在书中的另外一个地方评价自己的作品“荡气回肠和动人心魄” [2]208等等，这就有点犯忌，即使作品真的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这话也不能自己说，应该留给别人讲，最后留给文艺评论家去说。否则，就犯了“王婆卖瓜”的嫌疑。

（3）细节设计不当。《大风歌》第一章“黎平星火”描写红军医务人员抢救侗家难产的妇女，设计了一个特写镜头：作为男性的红八军团卫生部长、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同志一连三次把自己的嘴巴对着产妇的嘴巴，猛吸堵在喉咙里面的痰。这个细节描写在我省侗学界和我州读者群中引起较大的争议，认为即使当年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可以像鲁迅所说那样，为了稳妥起见，毫不可惜地把它舍去。现在这样写进作品，读者不理解作家歌颂军民关系的用意，认为这是侯政同志乘人之危变态接吻，总觉得有问题，这里违背了民族审美习惯。

（4）史料组装不当。《大风歌》对红色经典传统表现手法的颠覆，确实使作品的叙事写人焕然一新，但是，作品里存在着题文分离和板块支离的现象。比如《大风歌》第五章“波沙特”是写英国传教士波沙特的一个板块。而第五章近2万字的行文中，只有末尾的7百字提到波沙特，其余的文字主要是写毛泽东等人长征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写毛泽东过41岁生日，显得文不对题。长征中要写波沙特，一般就得写他被派遣来中国贵州传教，写他在黄平县旧州镇使用的那张地图，写他被萧克部请去翻译地图，并且当了一年多的红军，写他后来根据这一年多的经历写下了《神灵之手》那本传遍全世界的书，写他解放后与萧克的信件往来等等。可是，这些内容大多都没有在第五章以他名字为标题的板块中出现，而是被肢解在《大风歌》里并没有明显逻辑联系的第五章“波沙特”、第六章“磅礴乌蒙”、第七章“南腰界”的事件人物叙述中，显得支离破碎。 

（5）作者进入不当。在《大风歌》的正文第八章“余庆血雨”里，作者把自己在2005年10月第二次重走长征路到贵州省余庆县横担山红军烈士陵园采访的情况、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的情况以及自己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写了进去。这等于作者自己挤进了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作者自己既是红军长征史事的叙述者，又成了长征史事的叙述对象。其实，作者重走长征路采访、出版著作以及评价的语言可以安排在作品的“序”或“跋”里面去记述，用不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书中来独立出现于横担山的红军烈士陵园里面。

（6）错误之处明显。《大风歌》里存在着错别字、病句、叙述、事件等等比较明显的错误，比如写到红军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刘永祥受伤后被侗家人救起的这一事件，其中刘永祥的名字在书中有7处错成“吴永祥”[2]48。书中“红二、六军团”错成“红二六军团”[2]120、“任萧王”错成“任肖王”[2]126、“军官”错成“军官司”[2]168、“流言蜚语”错成“流言飞语”[2]258等等，校对如此马虎，实在是不应该。又如，2005年10月作者到余庆县横担山红军烈士陵园采访，这是作者第二次重走长征路，在作品里却成了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在《后记》里，作者第二次重走长征路的开始时间2005年10月又写成了2005年11月[2]279。又比如，作者是以哪里作为起点开始重走长征路的呢？在同一段文字里，一会儿说是从家乡黎平洪州，一会儿又说是从黎平县城扁担街50号商铺，自相矛盾。又如书中写作者2005年10月采访横担山红军烈士陵园之后，过了两年（即2007年）就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石》出版[2]208。可是，经查阅，2007年石新民没有出版著作。他的《太阳石》早在2001年12月就已经出版，而他的《大风歌》则是在2010年9月出版，那已经是2005年的五年后，都与2005年的两年后无关。可见，书中叙述错误非常明显。下次有机会再版，一定要更正。

总之，《大风歌》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留下一些遗憾。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大风歌》在我国文艺百花园里的绽放，它的光彩依旧，价值永存。   

俗话说：“白玉无瑕，人人喜爱。”所以，一切文艺家的创作动机都在刻意追求作品的完美，没有哪一个人故意让自己的作品留下瑕疵，更没有哪一位作家故意让自己的作品没有可读性而失去读者。我国的红色经典，作家在创作时，总是希望革命的政治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但是，创作的实际效果并不能与动机划等号，有的作品思想内容好于艺术形式，有的艺术形式好于思想内容，很少能够达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石新民的《大风歌》，应该属于思想内容的价值大于艺术造诣的作品。若干年后，《大风歌》里作者所追求的理趣、意趣和语趣，所喜用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有些可能会成为个人和时代的局限而不被后人所效尤，但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黔东南、经过贵州的史料和长征人物、长征事件所体现出来的长征精神，愈显宝贵，将会成为不朽而流芳百世。

三、对石新民文学地位的级别考量

石新民的职业身份是农民，但是，根据他的创作成就，现在已经成为我省作家阵容中的一员，这是无容置疑的。问题是石新民在我省作家方阵中处于何种地位？是一般的省级作家，还是有特殊地位的作家？回答这些问题，依据只能是他的创作，创作成就大文学史地位就高，反之就低。对此，要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考量。

1．中国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作家

我们习惯上喜欢用“红色经典”来指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表现工农兵战斗生活的创作和建国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因此，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都是红色经典。如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那时的作家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对于所写的题材，就是过去最难以忘怀的生活经历，一定是“三亲”的结果，即“亲历、亲见、亲闻”的东西，像十七年的《红旗飘飘》里的作品，都是三亲而写下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红色经典大多被四人帮打入冷宫，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像《青春之歌》被打成大毒草，《红岩》被诬蔑为叛徒文学。红色经典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四人帮对于“红色经典”也没有砍尽杀绝，保留了一部分作为革命样板戏，如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电影《闪闪的红星》等等。

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一批作家怀着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重新选取革命历史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又写出了一批新的“红色经典”。 如《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雄关漫道》、《陈毅出山》、《周恩来》等等，由于这些新的“红色经典”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于解放后，远离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战争风云，没有革命历史题材的“三亲”，大多是通过第二手资料转述革命历史，还往往夹杂一些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其他成分，在更大的时空里挖掘其意义教育后人。所以，我把新时期以来他们这批新的“红色经典”创作的时段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把这批后红色经典时代创作的作品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经典”，把这批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经典的作家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作家”。石新民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石》、《大风歌》就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经典，石新民就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作家”，简称为“红色作家”。

2．贵州与欧阳黔森站在一起的长征讴歌者

欧阳黔森和石新民的祖籍都在湖南，他们都以革命历史题材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都取得了成功，成为贵州省后红色经典时代的杰出作家。不同在于，两人的基础不同，条件不同，起跑线不一样，结果也就会有差距。欧阳黔森是拿工资的地质战线的青年作家，石新民是不拿薪水的农业战线的中年作家。欧阳黔森讴歌的主要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铜仁的革命业绩，石新民讴歌的主要是中央红军经过黔东南的革命业绩。对于红军长征，欧阳黔森只有一部长篇小说《雄关漫道》，石新民有两部长篇小说《太阳石》和《大风歌》。欧阳黔森，一个从铜仁走向贵阳，从贵阳走到北京的年轻人，是近几年来活跃在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他的出现激活了沉寂多年的贵州文坛，在全国文坛发出了铜仁的声音、发出了贵州的声音，让广大读者领略了这位黔东汉子的气度与魅力。欧阳黔森与陶纯所著的《雄关漫道》是第一部反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长篇巨著。该著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于黄金时段在央视第一套播放，轰动了全国。长篇小说《雄关漫道》，二十集电视剧《雄关漫道》分别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奖和入选作品奖，“飞天奖”、“金星奖”、“金鹰奖”，贵州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等奖项。石新民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作家，从黎平乡下走到县城，走进省城，是近几年来活跃在贵州文坛上的中年作家。他虽然没有像欧阳黔森那样走得远，但是，他的成功给自学成才的无数作者带来了希望，在全省文坛发出了黔东南的声音，让广大读者领略了这位黔东南乡下农民的文学智慧。贵州省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光渝评价石新民说：“作为一个靠种田养家糊口的作家，他是很艰难的，而他却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出了《太阳石》这样厚重的巨著来。在我们贵州，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作家”[4]。所以说，石新民在我们贵州具有特殊的文学地位。不过，目前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还没有被搬上银幕银屏，拿到的奖项数量和级别也不及《雄关漫道》，所以，同样是贵州长征讴歌者的杰出作家，地位只能排在欧阳黔森之后。其实，这样说，就说明了石新民在以长征题材创作红色经典上的建树，是我们黔东南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重量级作家。

3．黔东南州长篇红色经典创作的领军人

从出版时间、事件选择、人物塑造、投入力度、产生影响、得到回报等等来看，在贵州省黔东南州这块人才辈出的土地上，属于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作家而走在石新民前面的还有几个人，其中藤树嵩和陆景川可以作为代表。藤树嵩1986年就出版了长篇小说《风满木楼》，再现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黔东南的时代风云，描绘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黔东南的历史画卷[5]。陆景川1990年就出版了长篇传记《龙大道传》，讴歌了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龙大道的战斗经历和革命业绩[6]。这两位作家，他们在红色经典的创作上也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所选择的革命历史题材事项都没有石新民所选择的中央红军长征这么重大，他们所选择的革命历史人物也没有石新民所选择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彭德怀等等那样高端，他们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石新民那么大，产出也只能是一部作品，而不像石新民那样已经前后出版了两部长篇，还将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天地间》，构成响当当的分量十足的红色经典《铁流三部曲》。还出版了一部电视剧本。所以，他们被人们重视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没有石新民那样特别被人看中，特别受人青睐，以致政府都愿意伸出橄榄枝，在他身上大把大把花钱，社会各界愿意献出鲜花，敬上葡萄美酒。

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来看，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是红色经典，都有存史、育人的功能作用，但是，石新民的两部长篇写在后面，更注重历史事件意蕴的挖掘、历史事件意义的总结，长征精神的弘扬，史诗性和哲理性更突出。他们三人的作品，堪称开放在黔东南大地上的红色之花，鲜艳夺目，各有风格，各有特色，不能替代，但是，藤树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第一代作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正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陆景川作为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囿于作品的体裁选择，难以脱离历史人物实际而进行快意当前的艺术审美创造，只有石新民能够挥洒自如，进行 “失事求似”的大幅度的艺术虚构。石新民的长篇，既使用了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参杂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比较多地采用了颠覆十七年红色经典写法的审美新招，比如《大风歌》没有采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模式，不是那种流水式的连环式的构架，而是跨越式的放射式的体系。具体说，采用的是以细节为根基，事项连接事项、板块分割、时空交叉、叙述有意跳跃跨越、历史事件视角时间故意前后延伸放射、设置梦境隐喻现实等等，这就使得他的长篇小说容纳了更多的历史信息，给人以更大的思索空间，最后，所有的艺术努力都归结为一点——极大限度地拉近了历史事件与现实及读者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

由于上述原因，石新民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目前黔东南州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无可辩驳地成为黔东南后红色经典时代长篇红色经典创作的盟主或领军人。

参考文献：

[1]石新民.太阳石[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2]石新民.大风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

[3]石新民长篇小说《大风歌》即将出版[N].黔东南日报，2010-01-05.

[4]廖奇勋.一个农民作家的长征情结——石新民和他的《太阳石》[N].黔东南日报，2007-08-09.

[5]藤树嵩.风满木楼[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6]陆景川.龙大道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编辑：付溶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