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珍的现实主义诗风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兰汀    阅读次数：8625    发布时间：2014-03-02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遵义沙滩人（今遵义县人），道光十七年丁酉举人。著作有《巢经巢诗集》、《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亲属记》、《说文逸字》、《附录》、《说文新附考》、《汉简笺正》、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对郑珍的文学成就评价颇高。本文所探讨的是关于郑珍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历来诸多大家对郑珍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颇有争议，如袁行霈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郑珍关注现实方面几乎只字未提，其他的有些则对郑珍的现实主义风格持否定态度，而严迪昌认为郑珍对现实生活十分关注，他的诗歌呈现出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一、郑珍诗论观点

郑珍关于诗论的观点见诸于文字甚少，但是从一些现存的文字中亦可管窥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其中《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一文最能体现他对诗学的观点，其诗为：

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

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

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

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

李杜与王孟，才分各有似。

羊质与虎皮，虽巧肖仍伪。

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

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

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

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

人才古难得，自惜勿中弃。

我衰复多病，肮脏不宜世。

归去异山川，何时见若辈。

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

郑珍这首诗作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诗人当时系权（代理）黎平府古州厅（今榕江县）训导（学官）兼掌榕城书院。当时派来代替他作训导的学官将要到任，这首诗歌便是诗人将归故乡时对学生所阐发他自己对诗歌的体会。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学的主要观点。诗人认为“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诗歌创作是借古人创造的文字，讲自己想要说的心里话，即是表达真我。也就是说，作诗必须要抒写自己的心志和衷曲，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自我的真实的见解和感悟。即是反对模拟古人，食古不化，而提倡表达真我。郑珍强调“立言先知有我，命义不必由人”（清乾隆·李调元），继而又提出“多读书”才能“学赡”，“养其气”才能“气正”，“气正”然后才能“有我”。那么“气正”是指什么呢？又如何“养”呢？诗人说“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胜。养才在于多学，养气在于力行……”（《巢经巢文集》卷五《跋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由此可见，“养气”需“力行”。在《送莫五北上》中诗人勉励莫友芝要“历练骏骨阅山川”，“力行”即是要重视生活阅历，从生活中“养气”。但是这“气”是指什么样的气呢？在生活中又能养出什么样的“气”来呢？在《书鄂生诗稿后》中言“文章气节一家事”，又在《与赵仲渔偦论书》中言“我尝谓人号君子，考其言行而已矣。天资学历各不同，揆以孔孟唯其是”，从此可以看出：郑珍认为个人的气节正是诗歌的灵魂。正如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这种气即是孔孟之气节，在诗人眼中是一种君子之气节，即仁与义。唯有此，其“气”才能“正”，然后才能有真“我”，才不是“随俗士”，写出的诗才不会是“羊质与虎皮，虽巧肖仍伪”。诗人虽然没有如白居易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的主张，但是实质上却是一样的。

郑珍认为自古以来立言立德的诗人，决不是随波逐流、沾染上世俗气息的人，诗人应有超群卓绝的人品，作诗不能随俗趋时。诗的素材，好像酿蜜的万蕊，素材虽各不同，但诗的艺术价值、诗的美学原则，则是一致的。酿蜜的万蕊则是从现实的社会中采摘，由此点也可以看出诗人相持这样的观点去描绘社会的千姿百态，其诗作必然会带上现实的烙印。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诗的真、善、美，是如蜂蜜把万蕊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诗品与人品的关系，郑珍继承了我国传统文论中的“诗品出于人品”（清·刘熙载语）的观点，把高尚的品格、节操作为写诗的基础。正如郑珍《郘亭诗钞序》所言“余谓作诗非待诗以传，杜、韩诸公苟无诗，其高风亮节，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复有诗，有诗而复莫逾其美，非其人之为耶？故窃以为古人之诗非可学而也；学其诗自当学其人始，诚以其人之所学而志，则性情，抱负，才识，气象，行事皆其人，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即不似而犹似也”，诗人明确提出“学其诗自当学其人始”的观点。学古人作诗就先学习古代优秀诗人的品德，这种品德即是儒家所提倡的仁与义。诗人把学习的范围延伸到性情、抱负、才识等方面，而不是纯粹地从形式上一味地模仿古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具有了性情、才识等方面的修养，并与广泛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才能培养醇正之气，写出的诗歌才能呈现出具有个人特质的“真性情”，也就是“真我”，这便是“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也唯有此，才有可能写出好的诗来。他讽刺那些舍本逐末，只从形式上模拟古人的诗人“厚颜亦自居不疑，间有大黯奋厥衰。鼎未及扛膑已危，期腹不果力则赢。其气不盛则声雌，固宜宛转呻念尸，非病夸毗即戚施”（《留别程春海先生》），由于不学前人的内在品质，徒学其形式，结果腹中空空，形单力薄，却还厚着脸皮充能手，未及扛鼎，腆骨已脆得直打抖。所写的诗是气不胜，声不壮，无病呻吟，不是害软骨病，就是害了驼背病。尽管有时在表面上模仿得维妙维肖，但终究是“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掩饰不住虚假的本质。

诗人学习古代先辈诗人高尚的人格，主张诗歌表达真我，以儒家的济世怀民的心态“恻隐民物”（王柏心，《巢经巢诗钞序》），进而发之于诗，其诗必然就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

二、郑珍现实主义诗风植根于现实社会土壤

除了郑珍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之外，郑珍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其生活的时代因素应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正是郑珍自己对诗歌的理论主张和其自身的时代环境相结合，言之于诗，其诗必然就注定了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

郑珍生活的时代，经济日蹙，漏卮不塞。尤其在郑珍的后半生，生民无以为业，无以为食，饥寒而莫能御，冤抑而莫能伸，于是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如太平天国起义，贵州首当其冲。而省内则苗民之变，黄号白号起义，杨龙喜起义等接连不断，又加之匪患四起，整个遵义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诗人把时事反映于诗中，诗就必然会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风格。正所谓“凡所遭际山川之险阻，跋涉之窘艰，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离，与夫盗贼之纵横，官吏割剥，人民涂炭，一见之于诗，可骇，可愕，可歌，可泣，而波澜壮阔，旨驱深厚，不为坡谷，不为少陵，而自成子尹之诗足贵也。”（唐炯，《巢经巢诗遗稿序》）郑珍关注现实的诗歌，多是时事触动于心，有感而发，并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正是“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或经时不作一字”（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这种“兴”多是遇不平之事而兴，也即韩语所言不平则鸣的道理，将生活中的感触发之于诗，其诗在题材上就必然也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这种“兴”也是诗人“我懒无门兴，触事多口占”（《答吕茗香》），“我吟率性真”（《柏容栓诗存稿见寄》）的表现。于是，诗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写下了一系列的名篇，如《抽厘哀》、《南乡哀》、《僧尼哀》、《经死哀》、《绅刑哀》、《禹门哀》、《移民哀》、《西家儿》、《公安》、《吴军行》等等。这些诗篇便是郑珍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

三、郑珍现实主义诗歌的题材

郑珍的诗歌题材是多方面的，如写母爱,亲情等方面，真切动人；揭露官府的腐败，义愤填膺；关心人民的疾苦，书写乡人及诗人自己的流离生活，哀伤悲戚。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登高抒怀，写景状物、金石考订、书画题识等。在诗人自己的诗论潜在的引导下，再加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现状，在社会题材上鲜明地呈现出现实主义诗风格的特点来。总之，郑珍诗歌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是诗人对诗论的主张和其生活的时代历史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郑珍的现实主义诗风在题材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怜民斥官方面。郑珍是一个传统意识浓厚的儒者，他的理想国度是一幅极其质朴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农勤女耕织，商贩不愿鬻。僻社萃廉秀，星居满果行。书无邓思贤，藏备四库录”（《哀里》）。可是在黑暗的现实之中，诗人是“书生手无斩马剑”，只能无奈地哀叹“人事何悠悠，天道何茫茫。茫茫将奈何，百年可怜伤。”（《留别鄂生八首》），“可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更惨不忍睹者是“处处人相食，朝朝耳骇闻”（《饿四首》）。劳苦民众过的日子是“欲死不得死，欲生无一佳”（《愁苦又一岁赠吕亭》）。面对“欲活真无地，何辜只叫天，自春餐夏草，撑命待秋田”的农民，诗人只能哀叹“吁嗟乎生民，何以为俯仰！”（《武陵镇感涨》）。这些是现实中受苦受难的生民，那么，现实中的政府官吏又如何呢？政府是“抱痈不忍割，全外而溃里。我观麒楦场,，无一可足恃，百针事履底，落地即污滓”（《宿普定却寄雪楼舅新平四首》）。这几句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时政府腐败之极。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加之课税繁重，农民起义和匪患不断，再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整个社会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而政府官员在匪患面前是“武官更爱钱，文官尤惜死”不说，更多的官吏更是乘机分科派税，更甚者直接掠夺百姓财物，比匪盗更为猖獗。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最为痛苦的是百姓。诗人忧世之心，使之关心民瘼，对政府腐败官员以无情的斥责。对政府腐败的无情的揭示，和对生民的忧怜成为了诗人现实主义诗风主要的表现之一。诗人对生民的关心主要体现在对移民，农民，工人等上。被诗人直斥的官吏则有大有小，贪、狠、恶、无情、麻木不仁等是他们的共有的特点。

移民之哀。据《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七《年纪》（二）载，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黄号贼、白号贼侵遵义，大量民众迁境避贼，诗人有感而作《移民哀》。其言曰“乐安上流六十里，避贼移民去如蚁”，“北风吹日江水寒，女踬儿颠号满路，呜呼万家逃去将安归，但活一朝父子忍死莫离”。几句虽未对移民做大量的描写，但可管窥移民之多和移民之苦也。诗人在诗中反问“若贼初来侵我疆，但集此路几里之逃亡，纵不殄除亦驱出，何至乃尔谁贻之殃？”诗人把矛头直指官府庸官。官吏尽是“武官更爱钱，文官尤惜死”，更为可恨者是官吏还趁机派税，剥夺百姓财物。于是诗人进而怒斥道“外边贼日规我肉，内间只解抽厘谷”。官府腐败以致“乐安民众岁御贼，偏又今年旱干独。有者全输汤火粮（交税），无者苦抱锒铛哭（被捕入狱）。”民受贼累，官不御贼，官更扰民，民悲亦可见之。民众勇猛驱贼有功，官却是“秦营杨营费巨万，半岁不闻出一兵”，抽厘助响，花销巨万，却不出一兵以御贼，其情可恨。由此也可见政府腐败之极也。对于这些腐败而又无能的官员，诗人叹道“不因秦令阻越境，那许垄山遗蘖萌（如果不是秦长官的命令，贼早就被民丁肃清了）。诗人的头脑是清醒的，认识到民之所以为贼的原因。民是“饥不可度”“草根食尽食人肉”，民也是逼不得已才沦为贼的。“乐安民众誓死杀贼，不费官家半钱及粮米，亦不望论功告身一张纸。但求不科擅举罪，使众安眠事耕耘。”乐安民众如此朴质的恳求而不得，实亦可悲。诗人虽有“欲补情天破”（《恨词二首》）的救世之心，可是腐败无能又嫉妒贤能的官员怎能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当时诗人是“老夫当时生热肠，万言指画言之详”，哪里想得到的却是“岂知杀贼必官练，谑谑反笑余疯狂”。面对如此庸官，诗人只能叹息道“达官大要非奇士”（《送王香杜金策归诸城》）；只能“叹息徒令百姓苦，君门天高奈何许”。为民打抱不平，直陈事实，诗人不畏权贵直斥高官的大无畏的现实主义精神令人佩服，诗人怜民忧世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移民之苦和官之恶在《晨出乐蒙，冒雪至郡，次东坡<江上值雪>诗韵寄唐生》一诗中更为详细。诗人“里程诧见几新墐，亦有僵倒命若丝”，亦见移民“十十五五相携持，涕垂入口不得拭，齿牙噤痒风战肌。壮男忍负头上女，少妇就乳担中儿。老翁病妪呻且走，欲至他国知何时！”壮男亦忍，何况幼老与妇。流离失所的移民中，死的就葬在路旁，活着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忍读之。最为可恨者，其官也。诗人愤责曰：“尔宁尔令甯用此，深堂密室方垂帏。羊羔酒香紫驼熟，房中美人争献姿。盐絮尖叉自矜饰，亲谀幕赞纷淋漓。乐者自乐苦自苦，何由画此陈丹墀。”面对如此天差地别的生活场景，诗人禁不住慨叹道：作乐的作乐，受苦的受苦。此诗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流离失所的流民，一边是过着奢华生活的官吏。读此诗，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官民生活如此天壤悬殊，哪有社会的安定，苦乐不均的社会现实，激起诗人的愤慨。可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无能为力的诗人只能无奈地感叹：“平生大言不自赧，岂料皆成无当巵”。

工人之哀。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但是其发展并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其发展的结果反而是让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试看诗人的《者海铅厂三首》之一。诗人看到者海铅厂之境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问道：“我何适兹土，忽忽忘其方。”诗人清醒过来，道：“如入裸人国，旧游文士场。”诗人看到者海铅厂那些没有穿衣服的工人，始终怀疑自己的眼睛，久久地看着那些没有穿衣服的工人，诗人才翻然清醒这并非是梦，而是现实。在《者海铅厂三首》第二首中写道：“无斯煎煆利，鬼亦掉头还。”可知铅厂工人之辛苦。“百年无树影，众皱是灰山。谁识荒荒顶，飞鸿爪自闲。”这个鬼都不到的地方，鸟也嫌弃的地方，若不是工人“欲活真无地”，他们怎么到这地方来！虽然诗人当时未必关注环境，但是在今天看来，这首诗同样有着警示的作用。诗人或许无意间首先提出了人类随着科技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环境问题。《者海铅厂三首》第三首则具体讲到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其生活境况实不忍睹：“竃甬炉边宿，煤丁依石炊。妻儿闲待养，乔罐死尤随”。冶铅工人晚上在炉边过夜，煤工倚石而做饭，工人出意外死了，那些罐子就堆成坟墓，诗人在诗后自注说那些墓看起来如蜂房一般，可知出意外死的工人是非常多的。诗人于诗中叹道：“物力秖斯数，生涯能几时”。

再看《吴工岭》。其诗言曰：“三代井法费废，大利归贾魁。肥癡享厚息，锦缣挥舆台。生人十而九，无田可耕栽。力恶不出身，今力致无階。每每好身手，饿僵还裸埋。试今去此险，一钱谁乞哉？拔彼一牛毛，活我万叟孩。天心曲调剂……”据凌忆安《郑子尹年谱》记载：“经吴公岭，地极险，为蜀盐入黔必由之路。苦力背负，艰于步履，偶一失足，即无生理。而当时四川盐商坐享厚利，力夫辛苦终日，不获一饱。先生忿不能平，故有《吴公岭》一首”。民失其地而无所依，故沦为力夫，但还是辛苦终日而不得一饱，其情可哀。商贾坐享其成，奢侈浪费，一毛不拔，毫无人性，其情可恨。失地而沦为“力夫”不得，“饿僵还裸埋”者，其情可哀。贫富不均，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诗人遇不平之事，触之于心，赋之于诗，皆直指现实。这些关于无产人民苦难生活的题材，似乎没有得到前代诗人的重视。

对庸官的谴责。除了上面讲到的《移民哀》中的庸官之外，在郑珍的诗中，庸官还有许多。如《松滋》一诗。松滋（湖北松滋县）决口，庸吏尸位素餐，修防吏玩忽职守。诗人为“寄语修防吏”，警其“盤飨尔何安”而作《松滋》。当时当地已经“沉灾竟四年”，“万佳何处去”之时，邑长却是“岁剩百千缗”！这些官不但贪而且还庸庸无能。再如《酒店垭即事》云：“井井泉干争觅水，舔舔立落懒收萁。六旬不雨浑闲事，里长催书德政碑。”其里长无政无德，却厚颜无耻还要催书德政碑以粉饰太平，往自己脸上加光，甚是无耻之极。再如《经行一路，皆地广大而民稀且穷，官斯土者自中原来，对此荒芜，靡不愁郁，期满秩迁去，将终不能富庶也，慨然赋此》云：“日南九郡弃非图，滇土何堪任旷芜。龙亦有家思豢御，豬皆名海占膏腴。但看插桧俱成树，何不宜桑独少襦。寄语邦君身已到，未应愁叹了官租。”由此可见，诗人关心民生之心之切，亦知其地方官吏碌碌无为之庸，甚也。又如《江边老叟诗》之“官家岁岁程堤功，而今江身与河同。外高内下溃尤易，善防或未稽《考工》。君看壁立两丈土，可敌万雷朝暮春？”诗人用现实说话，说明官吏治河无方，害得当地“沉灾四年”，却还年年逞治河之功，实为可笑，可恨。

对恶吏酷吏的忿斥。诗人在二十四岁之时，乡里豺狼为患，诗人有感而作《捕狼行》一首。其诗云：

君不见三四年间豺势横，厌食豚犬遂食人。

东村埋儿聚肩髀，西求虎子还葬魂。

……

乌江东更骇听闻，争子母手食且奔。

儿啼直与骨肉尽，草剩一条生血痕。

时或置幼举家逐，归来幼子仍无身。”

豺狼横行，官府漠视，诗人指责道：“去灾捍患竟谁事，责故在官不在民”。村民无力驱逐豺狼，只得：

去年赂请猎南里，归兵献获皆米银。

人豺夜行如楦麟，官豺昼聚称上宾。

邑中豺伯纵豺食，群豺饱卧东城堙。

豺尔何幸遭此君。

……

“赂”字颇具讽刺意味，驱豺护民本是官府本职，但却只有“赂”，官才来管事了。可是没有想到赂来的官兵竟是比豺狼更为凶狠的官豺，官豺们白天出去敲诈百姓，回来竟还无耻地争献所获，互比“米银”之多！当地村民可谓真是遭到了“天灾人祸”。豺狼为患为天灾，暂且不说。可人豺（强盗）夜夜行无忌，再加之官豺（官吏）全然不以驱豺为务，反而对百姓敲诈勒索，还要百姓把他们当上宾来对待！真可谓是豺狼患，人豺患，官豺更为患！官豺比豺狼更为凶残。诗人直接把官吏比为豺，其胆量非比寻常，面对现实，铁骨铮铮，不为权势所屈，其精神足令人生敬。面对如此世事，诗人只能感慨：“书生手无斩马剑，高冠櫑具徒呻吟。三尺枯柴坐无术，夜指天狼心若焚”。

清朝末年，本就内忧外患，世事无常，又加之播州（今遵义）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多是贪赃枉法，腐败无能之徒，更甚者是对当地本已穷不聊生的百姓敲骨吸髓之徒。正如上述之“官豺”是也。在郑珍诗中，这样的官豺各色各样，非常之多。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些诗歌中表现得尤为锋利。以下试再择几首以论之。

《南乡哀》中言：

提军驻省科军粮，县令鼓行下南乡。

两营虎贲二千士，迫胁富民莫摇指。

计口留粮余助官，计赀纳金三日完。

汝敢我违发尔屋，汝敢我叛灭尔族。

旬日坐致银五万，称计钗钿斗量钏。

呜呼，南乡之民哭诉天，提军但闻得七千。

《捕狼行》中的长官还是暗地里纵兵抢劫百姓财物，此《南乡哀》中的提军、县令则是大张旗鼓地派出了“两营虎贲二千士”去收粮纳金了。一句“汝敢我违发尔屋,汝敢我叛灭尔族”尽显出这些官豺的凶狠霸道气势。一边是百姓无奈哭诉天，一边却是提军得七千，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官吏可谓是贪婪成性，骄横无比之徒。《南乡哀》里的士兵是如何收粮纳金的呢？我们可以从《经死哀》中看到整个过程。《经死哀》中是这样描写的：

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

雷声不住哭声起，走报其翁已经死。

长官切齿目怒嗔：“吾不要命只要银!

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

促呼捉子来，且与杖一百。

“陷父不义罪何极，欲解父悬速足陌。”

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西城又报隘三五!

诗人直接称呼衙役为“虎卒”“虎隶”了，这些衙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个称呼绝无不当之意。官兵催收之声如雷，把百姓逼得是呼天抢地，甚而把老翁逼得缢死。然而对此，这些官兵是毫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露出切齿目怒嗔嘴脸来威胁百姓“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把老翁逼死了，居然还去把其儿子捉来，俨然摆起青天大老爷的架势断起案来，可耻之极地倒打一耙，先向其儿子兴师问个“陷父不义”之罪。最终目的还是“速足陌（纳税金）”。诗最后说“北城卖屋虫出户，西城又报隘三五！”可见这个事件不是独特的唯一的事件，这种事情在整个城里都在发生。从这首诗中足可看到这些酷吏恶吏是非常的麻木不仁，毫无怜悯之情，完全失去了人的本性，变得凶残歹毒，贪婪无度，成为了一群冷血的无知混沌之“虫”了。

在《经死哀》中诗人向我们展示了虎卒收税之野蛮，但收税程度达到如种地步呢？这个问题在《抽厘哀》中，我们能找到想要的答案。清朝抽厘之重，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竟达到了物物抽厘的地步。在《抽厘哀》中诗人写道：

东门牛截角，西门来便著。

南门生吃人，北门大张橐。

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

不论儳絘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

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

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

东行西行总抽取，未及卖时已空手。

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弱街心啼。

噫吁嚱！

贸束布者不能得一匹赢，售斗盐者亦不得赢一升。

厘金大抵恃商贩，欲入闭门焉可行。

村民租铢利有几，何况十钱主簿先奉己。

纵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饲尔饿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

呜呼！贯率有时可暂为，盍使桑儿一再心计之。

此诗写的是清代咸丰年间遵义地区官家高贴着如掌大字征收厘金的布告，此布告宣布进入集市不论沿街叫卖的，还是摆摊出售的各种农副产品，都要抽取厘金,，以供应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官吏们在遵义城的东、南、西、北各门见物就抽取厘金，这些虎卒如“生吃人”那样凶狠，拚命地进行搜刮，商人不敢来往。挑菜、挑柴卖的老头，提只鸡子来卖的老妇，携尾鲤鱼来卖的小孩等等都不能幸免官吏的税爪。抽取的厘金用到正处也就罢了，可是这些官吏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弱街心啼”，即便不如此，那也是如前文所提到的“提军得七千”了，这些厘金大多都被中饱私囊了。同时又是通过鲜明对比表现出官兵的霸道，凶狠冷血。而一面又表现出了百姓的“欲活无一佳”，“欲活无一地”的窘境。读这首诗让人想起了白居易的《卖碳翁》，如果说百姓在白的诗歌中还有些许能够“苟且偷生”的生存权的话，那么在郑珍的诗歌中这种生存权就完全被剥夺了。如果所说白、杜的诗歌仅仅反映了他们对统治者的痛心疾首，那么郑珍的诗歌就是对统治者义愤填膺的无情的控诉！郑珍的诗歌对统治者的控诉是直接的、大胆的、愤怒的、无情的，不是一般诗人的传统的间接的、委婉的、讽喻式的。

诗人用现实主义精神写出的《抽离哀》，表现出了清末税费达到的离谱的境地，然而这些厘金大都被私吞了。政治腐败，必然有一群腐败的人。征收厘金的对象不仅是街上卖东西的人们，在清朝末期，即便是一些绅士和小官吏也不能逃脱上一层官吏的盘剥，更为甚者是就连方外之士亦不能逃离虎卒的爪牙。这种现象在历代王朝中甚为少见。在前代诗人诗歌中难以找到类似社会现实的题材，诗人独到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些鲜为知识分子所知的事实。《僧尼哀》写的就是“对遵义庙租，收十捐二”的景况：

僧尼皇皇不得休，暮叩团总朝团头。

借问尔曹何为者，答言昨日新令下。

诏书令核常住田，一僧三斛养一年。

余谷尽输作官用，官为护法调其间。

但过十石十抽五，常平县仓待填补。

令条谁抗况僧徒，格外宽仁倚团主。

不求报册中，产未及十石。

但求略减半，赇谢非所惜。

噫吁嚱，朝廷未闻有此旨，纵有亦行乐安里。

尔曹平时饱欲死，因应香饭供国储。

但惜官之能获能几何，猫翻甑盎狗妖多。

读之无不令人义愤填膺，百姓不能免赋税，居然连出家人也免不了了。清末腐败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一般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但乡绅一类有点地位的阶层也好不到哪里去。《绅刑哀》则描述了文绅武绅也同样不免被剥削的命运。在《绅刑哀》中这样写道：

文绅系牢发一尺，武绅坐狱面漆墨。

此虏守财胜铁牛，明日请看死猪愁。

问尔得何罪，止尔无钱亦无罪。

问尔何深仇，止尔送钱亦无仇。

鸡飞狗上屋，田宅卖不足。

搜尽小儿衣，无人买诰轴。

鸣呼，白金入手铁笼开，未至一日出者埋。

此诗写一些小乡绅无端被官家关进监狱,，受尽虐待，须发长了一尺长，满面漆黑。而官吏却呵斥他们：你们这些守财奴不肯出钱纳税，明天你们将得到死猪一样的下场，看你们着急不着急。诗人接着用问答的口气，写这些小乡绅与官吏并没有什么仇，他们也投有什么罪，只要把钱送来就无罪。郑珍笔下的官，爱钱如命的官是最显眼的，描述也是最为生动的，正是这些生动而典型的人物描绘，诗人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与前代诗人有所不同的现实主义的诗风来。郑珍的另一首诗同样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爱钱如命的长官形象。请试看《吴军行》：

将军湄潭来，云断粤贼路。

贼过城北三百里，将军只在城中住。

问卒不满千，妇人乃倍之。

城外无大狗，城内无只鸡。

小儿或触已裂旗，谓儿裂我旗，缚儿儿乱啼。

将军怒詈命斩之，十金到手，云儿无知。

老马堂上宿，夫死不敢哭。舁竿伐尽四村竹。

昨日欲行已装束，今日不行夫不足。

今增东村猪，明增西村鹜。团夫虽增自不足。

贼今在何处，将军且归去。奴仆尽旌旄，富贵吁可惧。

好就夥颐话平生，不妨盘瓠无乡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诗人给我们描绘的这位将军，简直就是跟钱一天生的，满眼里只有钱，再也容不下的其他的了。他无视别人的生命，为了钱可以草菅人命，视人命为儿戏。诗人用自己的笔给我们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官吏，这些官吏在清末非常普遍。在郑珍的诗中还有许多对官员卖官的记载。如在《哀里》、《东家温》、《西家儿》等诗中就以辛辣的笔墨，描绘那帮纳粟买官、贿买军功升官者的丑像。仅从以上几首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官吏鲜活的丑恶的嘴脸，诗人所展现的官吏是典型的，从这些官吏（庸官，恶吏酷吏，贪官等）身上，我们看到了黑暗的社会，看到了社会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封建末期的社会里，最为受苦的是老百姓。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不但承受对匪患的威胁，天灾的折磨，还要受尽官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在那个年代里永远是最为不幸的人。真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正直的诗人看到这些黑暗的社会事实，他就大无畏地实事求是地把那些许多人忌讳不敢言说的内容用诗歌展现了出来，诗人这种可歌可敬的现实主义精神令人佩服不已。诗人擅长的手法就是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去抓取典型事件，在这些典型的事件中生动地再现那些丑恶的冷血如虫，凶横如虎的官吏等来塑造典型人物。以上所列举的《捕狼行》，《南乡哀》，《经死哀》，《抽厘哀》，《吴军行》等无不是也。郑珍的这些即事名篇的诗歌因无不是触事情伤而写出的，诗人之哀是对时代的哀恸，是对民生的哀恸，是对清王朝的哀恸。今天读来，他们就是清王朝历史的哀音！

对历史事件的展示。关于郑珍记录史实的诗有多，尤其是在其晚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政局动荡不安之时，诗人的诗反映时事内容的相当多。他的这些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其艺术手法上直逼杜甫“三吏三别”风格，更甚者大有超越之势。杜甫有“暮投石豪村，有吏夜捉人”，“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郑珍有“南乡之民哭诉天，提督但闻得七千”，“寥寥子午山，谁听秋坟哭。”刘大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他有许多诗反对西南苗民起义，但同时也有不少关怀人民疾苦，揭露清朝官兵罪行的作品，他又善于写景，在这方面，也有些好作品”。这些作品中事、情、景相互融合成一体，郑珍不逃避现实，直面现实，敢于面对王政之得失，人情之哀乐，真正做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郑珍直面社会黑暗，无视权贵，无视官府，对社会的腐败黑暗给了无情的谴责，把所见到的丑恶的事件记录到了他诗里。郑珍的诗多古风，不受格律句数的限制，叙事深沉，用语流畅，通俗易懂，有事件的记述和议论，抒情相结合的特点，更好地把历史事件展现在诗里。读郑珍的诗，感到他在“健笔走霹雳”，“合力兴愤叹”(梅尧臣语)，是合符孔子“兴、观、群、怨”的诗观。黄万机认为郑珍的诗歌“对清代道咸之际的历史大变乱,作了颇为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称之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

郑珍关于对历史事件记述的诗相当的多。上文提到的诸多诗同样也是对历史事件的展现，除了这些相关的事件之外，郑珍还有诸多关于农民起义内容和时事的记载。如《避乱纪事九十韵》，《闰八纪事百韵》，《十一月二十五日挚家之荔波学舍避乱纪事八十韵》，《闰八月初六日桐梓酒坝贼入据其城》，《十三日官兵败于板桥贼》，《望捷行》等。《十一月二十五日挚家之荔波学舍避乱纪事八十韵》等，反映农民军、太平军围攻遵义城的对农民军围攻遵义城的经过，作了颇为详细的描述：

……

八月探丸起，大呼据桐梓。

扬旗娄山关，饮马板桥水。

……

徐徐雷台山，突兀布重垒。

游惰日景从，纷如肉附蚁。

遣徒散四乡，谓我不汝伤。

助我一石米，免汝三年粮。

愚民顾身首，何惜竭盖藏。

担负日瑙至，露积高于冈。

冈头娶子妇，歌舞陈优倡。

朝杀千头豕，暮杀千头羊。

……

郑珍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起义军抱有仇视的态度。但是诗人实事求是地记述事件，客观地记述了起义军势如破竹的声威，农民热烈参军、挑粮支援，以及高歌欢庆的盛况。而政府率领军队前来“解围”的大官将，不是被义军攻城的声威吓死，就是龟缩不前。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制府至即死，固无责短长。抚军驻扎佐，距贼四日强。藩使临延水，一宿还贵阳。官大尽胆小，恃谁安此方”。一句话包含一个事实。兵进入遵义城，大官见到义军攻城的凶猛阵势，吓得心脏病发而死。巡抚领兵驻省城北七十里的扎佐吓得不敢前进。布政使来到螺丝堰，一听起义军的喊杀就吓瘫了，差点做了俘虏，急忙退回乌江延水。郑珍的这些诗句，今天仍被史家征引以证实那段历史事变。

郑珍的纪事诗大多是抓取了典型事件，在这典型的事件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如上文中提到的移民、工人、贪官、恶吏酷吏。这些诗正是任访秋《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说的那样，“揭露统治阶级的贪婪与凶残，以及人民在残酷地剥削与压榨下，那种啼饥号寒，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揭示现实中尖锐的阶级矛盾”。而把这些诗歌串联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现貌。就如上文所列举几首关于税收的诗，把他们串联起来，整个社会事件就清晰明了。

现实主义诗风是郑珍诗歌的一大特色，并不是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郑珍不关心世事。

四、结语

郑珍具有现实主风格的诗篇远远超出了本文所列举的《抽厘哀》、《南乡哀》、《僧尼哀》、《经死哀》、《绅刑哀》、《禹门哀》、《移民哀》、《西家儿》《公安》《吴军行》。即便在提到的这些不多的诗歌中，诗人给我们勾画出不同的人物，如官就有提军，县吏，总兵，兵卒，修防吏等；生民则有农民，工人，流民，盗贼等，以及乡绅，僧侣。诗人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人物融入事件之中，清晰明了地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在诗人其他的现实主义诗篇中，仍然不乏名篇。值得一提的是郑珍诗歌的特点是多方面的，现实主义诗风只是诗人诗歌特色中的一种而已。本文限于篇幅，郑珍诗歌的其他特点就不在累述了。关于在文学史上，人们对郑珍的评价偏低，分歧也较大。在此，我引用胡先啸对郑珍的评价是：“郑珍子尹卓然大家，为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架乎其上者”。此评价虽不免过高，但是当真正品完郑珍的作品，我们就会不再相信一些学者的片面之词。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