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宣德输红了眼,越陷越深,不到天亮,就把整个货架上的货物全部拿来抵押还账。顿时,刘宣德心急如焚,跑到张肇奎家嚎啕大哭,诉述被点子帮打整的经过。张肇奎深知刘宣德是老实的买卖人,不是滥赌之徒,就叫人把两个点子头头叫来,先是晓以后果的严重性,后又轻言细语进行劝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你们把刘宣德的本钱一下整光,他一家人还要生活不?说得两位点子头头点头哈腰。两个点子头头当即表态说:张大爷怎么吩咐都行。张肇奎说:你们赢得的现钱,算你们的运气,该你们拿去使用,但刘宣德在你们手上借的现钱和欠的赌债,全部作罢,不得再要,也不能用货物作抵押。两个点子头头听了张先生的公道话,觉得合情合理,当即回答“要得”。
刘宣德得到张肇奎的大力保护,既感激又高兴,依旧开铺营业,从此戒赌。
四
在旧社会,每个地方都有一小撮横行乡里、称王称霸的地痞流氓和趿(sa2)半节鞋的无赖混混儿。遵义的这伙地痞流氓在手无缚鸡之力的张肇奎面前总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张肇奎叮嘱不能够干的事,他们决不敢越雷池半步,大有“一行服一行,螺蛳服米汤”的克制作用。
1941年冬,遵义川剧院为解决戏班子淡季的生活问题,特派专人去重庆聘来青年女名伶凤翎来遵献艺。
凤翎,年纪只有16岁,娇小玲珑,体形小巧,唱功做功双佳,颇受观众青睐。凤翎来遵,由母亲陪随。凤翎母亲是一位熟知社会复杂情况的精明人,母女俩入遵后,她就带着女儿去拜访张肇奎先生。
张肇奎见凤翎母女俩举止正派,凤翎端庄、稳重、腼腆,是一株百花园中的好幼苗,便主动收凤翎为螟蛉女儿(干女儿),接受叩拜。张肇奎之所以收凤翎为自己的干女儿,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朵艺术之花开得更加娇艳,让更多的遵义人得到更加美好的艺术享受,同时也给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猛地跌了一脚。
后来,凤翎因患结核病而夭折,张肇奎把她视为亲生闺女,葬在自家的祖坟山上。
原来,张肇奎是遵义洪帮的掌门人,他的言行就是帮规。而帮规的约束力,在旧社会总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根本没有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1943年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中央各行政机关和许多最高学府也跟着内迁。旧海军大学迁来桐梓,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步兵学校、浙江大学等先后迁来遵义授课。这年7月,某高级军官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由重庆带着一份机要文件到遵义秘密传达。刚下车,所携机要文件就被小偷扒走,把这位高级军官弄得如坐针毡,叫苦无门。幸好由陆军大学当局出面,写了一封速办通令,要遵义县政府在三日内将机要文件追回。
那时,遵义县长是刘慕曾(湖南省浏阳人)。他接到通令后,自感责任重大,立即把民政科长张直刚找来商量,决定把遵义所有的小偷通通捉来拷打追究文件下落。
张直刚回到民政科,把县政府所有的政警、便衣队的十几个点子(密探)一律打发出去捉拿小偷,规定每人必须捉拿小偷3个。不半天,就陆续捉回小偷20多个,捉来1个拷打1个。张直刚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拿着一大块斑竹厚篾片,要小偷躺在他座位前的高板凳上打屁股,边使劲打边追问,连续拷打追问捉回来的小偷都没有追查出一个踪影来。
就在刘县长、张科长焦头烂额时,不知受哪一位高人的指点,要他们去拜会一下张肇奎先生。张科长带着刘县长的名片,到新东门张肇奎家,将名片亲手递给张先生,并将事情一五一十作了详告,最后请求他帮助。张肇奎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立即知会各堂口,拿言语,传边报(帮会中的一种信息)。消息很快传遍各个角落。在第4天上,就从鸭溪方向将失去的机要文件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张先生的手上。
1944年冬夜,张肇奎临睡前把身上穿的皮长袄脱下挂在床头衣架上,第二天起床后,发现皮长袄不翼而飞。张肇奎不怪张也不怪你,更不准消息外传,落得别人笑话。他抱着谁穿都是暖和身子的无所谓态度,泰然而过。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家里人告诉他说:“你外出不久,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手提布包袱来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由鸭溪步行回城,在八里水遇着一个不相识的人,托我把这个布包袱交给张大爷,我看这个包袱不重,就顺便带来了。话说完,他将布包袱摆在桌子上回头就走了。留他坐一会儿,他说还有要事要办,问他姓名和布包袱里包的是什么,他说张大爷会知道的。”张肇奎把布包袱打开一看,就是前几天在鸭溪街上被盗走的那件长皮袄,此外还多了一张布包皮,他立即意识到送袄人就是前几天的盗袄人。
五
1949年遵义解放前夕,国民党在遵义的党政军特警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假装镇静,纷纷开会讨论谷正伦制定的应变计划,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与此同时,他们也想利用遵义的洪帮大爷张肇奎,以挽回他们的败局。于是,他们委任张肇奎为“遵义剿共联防指挥长”。早已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张肇奎,表面上接受任命,并与国民党遵义县政府周旋,暗中却派出得力兄弟,到粮食储存地与进步人士配合,保护粮食不受损失。
正在国军溃逃之际,“反共防共”组织核心人物卢杰等,希望张肇奎能把城里的绅士、军官、政客和亡命之徒拖下乡去,加之乡下的土匪多半是袍哥兄弟,好结合起来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为敌。在这关键时刻,从事地下迎接解放活动的潘名挥与张肇奎有亲友关系的高允夫、曾宪云(荣)两人,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形势,劝他悬崖勒马,投向人民,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张肇奎接受劝告,表示他本人决不逃到乡下去。
为了迎接解放军进驻遵义,地下党与进步人士在丁字口李家面纱铺内联合办公,积极筹备迎接解放军入城工作,并积极支援二野大军乘胜进军,解放四川。作为解放遵义筹备委员会中重要的一员,张肇奎每天按时到会,商讨实施办法,为支前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了。这天早上,张肇奎走在迎接解放军入城队伍的前列,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群众看到这位昨天还是“遵义剿共联防指挥长”(又称“防共自卫大队” 指挥长) 的袍哥头子,一夜之间置身于迎接解放军的行列,在惊异中更加感到人心归向,共产党的伟大。
有一次,解放军第16军文工团要在老城体育场演出《白毛女》歌剧,所需的部分道具,诸如地主黄世仁穿的长皮袄、八团花马褂、小帽等衣物、黄世仁老妈用的烟行头都由张肇奎提供。第16军欢迎农民看戏后,要招待农民吃一顿夜餐,需要200多个小碗。张先生知道后,安排家人说,只要家里有的,把好的新的全选出来给解放军用,家里没有的就去借,一定要保证他们的需要。
这种无私的奉献、及时雨一样的支持,让做接待工作的解放军战士和看戏的农民心里都热乎乎的。
一次,地委书记陈璞如约集五位起义的中将谈话,特别邀请张肇奎和凤冈县参政长、素有土皇帝之称的史肇周参加。这次会上,有统战人士、国民党一位叫陈又新的高级军官从贵阳来,和遵义的起义将领见面,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国内形势,统一大家的思想。可史肇周贼心不死,回凤冈后就纠合一些反动家伙进行叛乱活动,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张肇奎先生却深深地感到了党的政策的伟大,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比,决心紧靠人民,紧跟共产党。
张肇奎就任遵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后,每天都到办公室就坐,或参加学习,或向来访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他困倦了,就倒在椅子上睡觉。朱振民、傅梦秋等委员叫他说:“二哥,回家去休息吧!”他恳切地回答说:“就在这里好,回家去没有人看到和证明我和哪些人在一起来往。”
1950年秋,市人民政府在遵义体育场(现碧云路)首次召开全市肃毒动员大会,公开判处两名制毒犯死刑。会末,主持人欢迎张肇奎登台讲话。他说:“我是一个吸食鸦片烟多年的人,为了衷心拥护人民政府的禁毒法令,我昨天已经把我吸食多年的烟行头全交到了派出所,保证今后不再吸食鸦片。今天,我还要警告那些经常借我的名义去从事贩毒的哥弟们,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张肇奎吃不开了,你们也不能再借我的名义胡来了,出了纰漏,你们自己负责,完全与我无关。”这是张肇奎先生的一次立场鲜明的声明,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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