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将军没有忘记的人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49065    发布时间：2021-05-17

六

遵义省立高中门前大石桥原是一座石平桥，被洪水冲垮后，改建成五孔拱石桥。一夜之间，大雨滂沱，河水陡涨两丈高，又将拱桥冲垮，迫使全校师生员工和两岸群众绕道下游万寿桥行走，很不方便。

张肇奎知道后，立即奔走呼吁，向知名人士和商界朋友劝募重修洗马滩省高大石桥资金，得到各界朋友的大力资助。修桥的全部预算资金收齐后，张先生亲自雇请石工开山取石，协力将大桥建成。这时，不少人提议，将新建大石桥更名为“肇奎桥”，张先生坚决拒绝，最后定名为“明新桥（也写作“民心桥”）”，以示桥为老百姓齐心协力、共同修建而成。

截止于解放初期，该桥被洪水冲毁三次均得修复。每次都是张肇奎耗费心力，不厌其烦，始得建成。人民政府体察其劳，予以嘉奖，并行文各机关、单位派代表到他家去庆贺，张肇奎用红烧肉粉答待众宾。

1943年初夏之夜，张肇奎家里的余客快走完时，又新来了一位夜访的不速之客。寒暄、烟茶招待后，客人从怀里递上一张挂衔名片，张先生定睛细看，上衔是遵义地区法院院长兼推事，中间是宋冠西三个楷印黑体字。张先生当时吃了一惊，预感到推事上门、必有祸临，便想“莫非他是来找岔子、暗拿弊端的”。后来，推事自述来意：“听说张先生府上生意特别兴隆（暗示解决群众矛盾纠纷多），每天日食两餐都腾不出时间，可把个法院冷落得快关上大门了。望张先生高抬贵手，少管闲事，让我们法院也有点工作干。”张肇奎这时摸清了客人夜访的用意，解释说：“平时一些小兄弟和穷朋友，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和小纠纷来找我说理，管得来又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不管来又怕他们扯皮，还涉及不到打官司告状这个问题，也承他们看得起我，卖我的情面，听我的意见，相互和解了事。我从中也没有得谁一分半厘钱的好处，相反到经常贴钱贴饭去白操心。希望你们多了解实际情况，不要轻听谗言，误伤好意。”

这位夜访的推事官因找不到任何弊端只好悻悻辞去。

七

有一位在川东行署做统战工作的人士叫杨其昌，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师长，和张肇奎有一定交情。他听到张肇奎在遵义的表现后，对贺龙司令员说：“你还记得张肇奎吗？”贺司令员说：“记得他，现在怎么样？”杨其昌便把张肇奎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请贺司令员写信到贵州，希望关照这位真诚投降人民的洪帮大爷。贺司令员的信转到遵义专员公署，李苏波专员派人把这件事告知张肇奎，张肇奎感激不已。

原来，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张肇奎因杨其昌的关系，得与贺龙将军交往。其时，张肇奎在汉口为杨其昌（曾任四川省涪陵专区副专员）经营公兴昌公司。该公司名义上经营棉纱布匹，暗中却供应贺龙将军的医药和枪弹。由于张肇奎的灵巧用心，每次供应都及时到位。张肇奎曾用棺材伪装出葬的方式运送过枪支弹药。

杨其昌师长在攻打李晓炎时曾缴获一匹追风战马，后经张肇奎建议，将此马赠送给贺龙将军，助将军驰骋且在洋人的赛马场上获胜。

1933年张肇奎任正安县长时，贺龙遣使到正安洽商军费。尽管僻境穷乡，张肇奎仍反复召集绅商征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筹1000元袁大头，每次500元分两期才攒齐，然后派族弟张肇能雇挑夫送到桑植。贺将军不忘张肇奎的资助，所以遵义一解放，他便来电要接张肇奎去西南军区驻地。因李苏波专员认为当时工作需要而固留，因此张肇奎未能前往。

张肇奎不仅是遵义洪帮的老大，而且结交甚广，无处不通，官府常有借重之处，因此一般人奈何他不得。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黎明前准备毁掉乌江大桥，也赖张肇奎婉言力争才得以保留，足见他的旷达明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自称“娄山寨主”，受到多数群众的拥戴。渐与官府由隐而显分庭抗礼，无所畏惧。

解放后，他更是脱胎换骨，处处适应着新社会的需要。他一改数十年睡大觉的陋习（解放前，他每日睡到日上三竿，等候他起床解决问题的人，坐满房间和堂屋，他却安然稳睡，有时甚至睡到午后一两点），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即起床去单位上班。人民政府要的公粮，他总是积极筹办，提前完成任务。

1950年，遵义地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张肇奎充分利用他袍哥舵把子的社会关系，每天信函不断，发送四方，协助人民政府争取和瓦解土匪。有一次，剿匪司令被匪所困，是他送去一张名片后，才被放了回来。张肇奎不是土匪，但所有土匪都会卖他的账，俨然是遵义的宋押司。

八

解放前夕，卢杰强迫群众“搬家”，实行“焦土抵抗”。张肇奎在卢杰的督促下，正在社会服务处召集“兄弟”开会，动员大家下乡，把家人也搬走。余大才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辛必泽。辛立即与潘名挥研究，决定派张的熟人高允夫去劝阻。高到会场把张肇奎喊出来说：“地下党有人托我问候你张大爷，请你看清形势，不要离开遵义，弟兄伙也不要走。留下来协助保护地方，共产党不会亏待你。”张问：“地下党负责人是哪个？”高说：“你认识的，以后可以见面，你先按他的话办。”张点点头，回到会场后，话锋一转：“大家刚才说搬家太慌乱，我想也是的，啥时候走，听我通知。我若不走，你们也不走。”会场一哄而散，搬家的事没有人再提。

原来，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的“反共应变计划”主要是切断进出遵义的重要交通，把遵义变成一座孤城。针对国民党的所谓“搬家运动”和“坚壁清野”，曙光社、川黔边纵举行了反“搬家运动”和反“坚壁清野”的活动：一个是除了曙光社、川黔边纵指战员都不搬家、用实际行动稳定人心外，同时串联亲友不上国民党的当；另一个是争取一些地方头面人物加入反“搬家”行动。张肇奎是“遵义剿共联防指挥部”副指挥长，所部“联防大队”主要是各行各业的洪帮帮会的成员。

后来，曙光社、川黔边纵的几位负责人都说：在“反搬家”这个问题上，洪帮首领张肇奎起了很大作用。

潘名挥与张肇奎建立联系后，积极推动张肇奎搞活法斗争。国民党第14军军长陈春霖要炸毁乌江大桥，吴剑平以影响“贵州人吃盐巴”为理由反对炸桥，陈说他是奉了罗广文之命，不能抗命不遵，于是两人吵了起来。张肇奎从中调和道：“炸桥吴司令对不起贵州，不炸陈军长又难以交差，两边都需要考虑，依我看多少炸一点儿算了。”于是，只把乌江大桥炸了一孔了事。

张肇奎还代表“官绅士民”请陈春霖的客，送陈春霖的礼，请陈春霖约束所部，不要纵火抢劫。在专门为陈春霖举行的“公宴”上，张肇奎话中有话举杯说：“善有善报，陈军长在遵义做好事是为了积德，不是怕共产党清算。”陈既得了厚礼，更要考虑后果，不能不有所顾忌。

国民党第二交警总队司令佘万选（遵义人，少将军统特务）心狠手毒。一天，他与张肇奎密谈时说：“听说杨天源回来了，他们还在我的部队里活动，熊灿昭中队有问题。”张肇奎劝说道：“你愿意就起义，不愿意就走，不要在这里带过了。”佘离去后，张肇奎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曙光社的潘名挥。熊灿昭隐蔽起来后，佘万选只是把他这个中队的枪收了。

九

解放后，朱振民被安排在遵义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处任主任秘书，与张肇奎、杜叔玑、潘名挥、陈福桐等联名向各县士绅、军官及散兵游勇发函，劝其归向人民。1950年，朱振民去高坪剿匪，遭到袭击，落入匪手，被押至山盆。张肇奎派人送去他的名片后，匪首苏志东询问朱振民为什么会认识张肇奎？朱振民一一作答，还说张肇奎如今已是“遵义专区剿匪委员会”的委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苏志东想，连张肇奎这样的洪帮老大都能得到人民政府如此这般的宽大待遇，想来投诚后也会受到优待。于是，他的心里就轻松了，再加上朱振民的耐心开导，匪首便带领匪众缴械投诚。

土地改革时，陈福桐先生再次激励张肇奎先生：“只要土地改革关过好，我可保先生终身无虞。”这天，张肇奎在居室前院摆条桌一张，郑重地垫上白布，上面呈放着黄灿灿的金条和首饰，他像恭候神灵下降地徘徊于院中，虔诚地等待。良久，农协会派人来家如数取走，其心始安。

张肇奎就是这样矢志跟着共产党，积极靠拢人民政府。他听从辛墨林市长的话，廉价将祖业街房和一大片自置私房卖给国家，并将钱捐给红旗民办中学，换来一个“名誉校长”头衔，纯粹靠工资吃饭。他留给12个子女的明训是“自食其力”。

1950年，张肇奎作为开明人士，荣任遵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副主席。不久，他又被直批加入遵义市民革。

张肇奎曾是遵义市政协驻会会员。他脱下绅士装，换上灰制服，当上了国家干部，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精神百倍地监修“遵义会议纪念馆”，兢兢业业地做七街的调解员。他懂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他为自己能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而十分自豪。

“三反”“五反”时，张肇奎在遵义电影院召开的工农群众大会上作检讨：“我从头至脚都是剥削来的……”李苏波专员问大家：“他检讨得好不好？”群众一致回答：“好！”“你们是要他赔还是不要他赔？”“不要他赔！”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遵义县志》（1992年11月第一版、张知行《黔北名人张肇奎传略》、冯开津《张肇奎传奇趣闻》、陈梧山《张肇奎解放前后二三事》等作品，在此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