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掠影- 月光下的回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雾海幽悠    阅读次数：60986    发布时间：2021-09-23

我所在的工作组进驻的地方是龙坑公社的马坎大队，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当我们背着行李到来时，马坎大队支书早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当天的宣传动员大会安排在一个大的晒谷场上。会场上彩旗招展，各生产队社员早已聚齐，乱哄哄的一大片，我们连背包都还没有放就直接上了主席台。

由于其他几个组员几乎都是文盲半文盲，两位副组长便安排我负责宣读传达中央文件，当年我只不过是一个才离开学校不久高中学生，从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看着台下一大群陌生的男女老少，我是既兴奋又新鲜，拿着中央红头文件，从来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的我，紧张得手脚发抖，嗓子都有些嘶哑还有颤音，我几乎半是喊半是念的读完了文件，也不知下面的人们听没听清楚，反正台下的社员就知道要搞运动了！

接着，两位副组长轮流上去就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意义做了强调。

两位副组长讲完正要准备宣布散会时，我们工作组里一个姓陈的组员要求也要讲两句，这可没有在会议预先的议程内，但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他要讲话又不能不让他讲。只见他把武装部长带来的一支老式步枪背在肩上，大大趔趔走上讲台，先骄横地用眼睛把台下扫了一圈，又把枪在肩上颠了颠，突然冲出一句：我们来了！是来搞运动的！你们要搞清楚，运动运动，动到哪个算哪个！今天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听话的----好说！不听话的----拘留！说完还用拳头在讲台上重重地擂了一下。

台下的社员从听中央文件开始就一直叽叽喳喳乱哄哄的，大多数人都没听清楚他讲了些什么，但是，拳头在桌子上敲的声音怔住了会场，闹哄哄的声音静下来，靠近主席台前的几个中年农民听清楚了他的原话，我就在台边，离他们最近，我听他们小声冲着台上说：龟儿“冲宝”一个（方言：二杆子的意思），但却没有敢高声。听见他们的话，我心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台上和台下反差太大了。

我们的两位副组长怕陈姓组员还说些出格的话来，忙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责怪他：老陈你啷个乱说，文件上又没有讲要拘留人!

宣布散会后，人们边走边议论：这回又有好戏看了，不晓得有哪些人又要“闯鬼”喽（方言：闯鬼意为倒霉）。

大会结束后我们把大队支书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工作如何展开，因为我们必须要落实县委强调的此次工作组下去要在当地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凡事不要包办代替的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有像当年“四清”工作组那样凌驾于支部之上的做法。

其实，普及大寨县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县里也没有说，中央也没有提出什么条条框框，反正就是要求要一年“变成”大寨县。而我们也没人到大寨去过，大家都是懵的，只好胡乱琢磨，既然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大队，他们的构架是公社以下就是大队，没有分生产队。记工分，干活都是以大队直接管理，核算单位也是大队，而我们贵州自从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来构架就是公社以下是大队，大队以下才是生产队，记工分，干活一直是以生产队进行管理，核算单位也是生产队，这首先和大寨就不同。

工作队于是决定，要先从形式上消除和大寨有区别的地方，先把作为工作的切入点放在核算管理方式和大寨统一上。于是会上决定，第一个工作任务是每个工作组员包一个生产队，两个月内一定把核算方式从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解决； 第二个工作任务是以大队为单位搞一块标准的大寨田做样板田，因为大寨的虎头山上就是人工大田；第三个工作任务是办学习班，把那些家庭出生不好的黑五类分子、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先集中起来敲打敲打，一方面了解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另一方面也给运动造点声势，同时也可以对那些不听话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学习班就办在我们工作组临时住的那栋原来生产队酿酱油现在是榨菜油的杂物间，虽然房屋是老旧的木结构瓦房，到处漏风，满屋子堆满坛坛罐罐，但还算宽敞，把坛坛罐罐往角落上一堆，摆上几张床我们就算住下了，还有一些角落可以安置学习班的人，他们睡不睡没关系，卷缩在哪里就可以了，和工作组在一起还不用另外安排民兵看守，工作组就可以起到看守的作用，工作组临时铺的床前摆上几张桌子，就算办公了，审讯记录也方便。

会上马坎大队的支部书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们说：学习班办起来后你们工作方法还是合套点，不要搞太过份了。

我没有明白他讲的“合套”、“过分”是什么意思，过后才反映过来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动手打人。只有我们组里那位姓陈的组员抱怨道：我们工作组这种干法不好干，工作组基本上成了摆设，应该像当年“四清”工作组那样，一进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大大小小生产队会计以上干部统统“挂”起来整，说不清问题的就是“四不清”干部，下台再说，那种干法才安逸。

我听着他话，脑子里一团浆糊，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四清”运动到底干了些什么，“挂”起来整又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跟着他们下来该干什么！

武装部长对办学习班特别热衷，加上对本公社情况熟悉，很快就拟出了马坎大队首批进学习班的人员名单，要各生产队通知他们第二天带上衣服被子来报道，重要的就直接送到公社学习班，次要点的则留在大队学习班。

部长安排完后又在房间的角落里翻找出一根打米机上报废了的三角皮带，用细绳把它牢牢绑在一根短木棍上，在空中挥了两下自顾自地边欣赏边对我说：小王，看我这根皮鞭如何！打起人来保证厉害，我们分工，你是知青，有文化，到时候我负责审问你负责记录，鞭子交给你，有不老实的你就给我狠狠地打！

我愕然，不解地问：打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又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有惹我，我下不了手！部长说：你娃儿阶级立场不坚定，这些人贱得很，你不打他就不老实，你不要怕嘛，出了事我负责。我在公社学习班里挑的那几个基干民兵年纪和你差不多，比你“毛煞”（方言：凶狠的意思，‘毛’在这里念平声），整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我回答：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记录可以，叫我无缘无故打人我不干；部长说你娃儿没出息，到时候看我的。

第二天学习班的人陆续来报道，共有九个，我奇怪他们这天气明明还不冷，我们都穿单衣他们居然人人都裹着件破棉衣。

部长见状就说：嘿嘿，龟儿些都整出经验来了嗦！其中一个嘻皮笑脸接口道：部长你懂噻，穿棉衣被你们捆起来还是要松和些。

这些人集中后就和我们住一起，他们没有床，就地一捆稻草，被子一铺就睡下，吃饭家里送。可几天下来，部长就没有认认真真审问过一回，每天都深夜了大家都睡了才回来，每次都不知在那哪里喝得醉熏熏的，一回来就叫起我说要审人，然后在那堆学习班人员里象翻破烂一样找，找中一个就叫出来，而往往等我睡眼惺忪地摆好纸笔才记了个开头，部长口齿不清地问几句后自己倒头兀自就睡着了，面对这些“坏人”，我真不明白部长的阶级立场又在哪里。但这时候我也没有其他办法，见部长睡了，只好叫来人也去睡，因为我也想睡。

一次部长不知为什么特别精神，回来后叫起一个“坏分子”就开始审问，从祖宗三代问起，颠过来倒过去，那人也和他东拉西扯，其间还插科打诨开玩笑，我都听冒火了，把笔往桌子上重重一放说：我不记了，你看你都问了些啷个哟，我记不下来，要记你自己来记，我要睡觉啦。部长见我生气了，当即对着那人大骂:你龟儿不老实，抓起鞭子就要打人，可鞭子才举起来那人已经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哎哟”“哎哟”开始乱叫，场面滑稽极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肚子都笑痛了，部长扬起鞭子怔怔地没有打下来，莫名其妙地看看我，看看那抱头叫唤的“坏分子”，又看看手中举起的鞭子，想了想自己也笑了，最后把鞭子一丢说：算逑了算逑了大家休息。

这就是我们马坎大队在“普及大寨县运动”期间办的“黑五类学习班”的真实现状！

全公社的学习班办了大约20多天时间后，由于公社办的学习班和其他大队办的学习班打人太凶，其中在公社“学习班”的“坏分子”被打得卧床不起送进了医院，这个“坏分子”有一个在省里某机关当干部的儿子，闻讯赶回来气得找县委理论并扬言要上告，人家有理有法，言之凿凿，县委工作队无言以对极为尴尬，加上管理公社学习班的几位基干民兵被那些集中到学习班的“坏分子”家属围堵在办公室内，险些引发暴力冲突，导致几位基干民兵不得以从二楼后门跳窗逃跑，县委工作队于是紧急下发通知强调“学习班”不准再打人，而“学习班”一旦不打人就基本无事可做，因为进“学习班”这些人都是些老“运动员”了，他们的问题无非不是些历次运动都要翻过来复过去折腾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打人事件激化的矛盾使得工作组原先想利用办“学习班”来制造运动高潮的目的达不到预期后，紧张气氛自然松缓下来后，我所在的大队学习班的“运动员”们便纷纷以生病、家里没人送饭为由陆续回去就没有再来，本来按工作组的分工，学习班的事指定我负责，我对凡是要回家的一律同意，因为我压根就不理解把他们弄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回去我也懒得过问他们回不回来，我只是想在工作组混过这我第二年当知青的过程，于是，我们大队的学习班便悄悄寿终正寝，随后公社和其他大队的学习班也悄悄地不了了之了。

学习班不办了，工作组的重点就转为把这么些年来我们贵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小“大锅饭”如何统到和大寨一样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大锅饭”里，怎样才算“变”成大寨县估计县委工作队也是茫然的，那就先“小锅”变“大锅”后再说吧。

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因为首先要处理的就是非常复杂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在贵州农村，也许全国农村都一样，平时出工以出勤工分为年终分配记录依据，都是年终秋收以后核算出每年的受益才能根据记录的工分进行分摊。而这么多年来由于各级政府总是在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平时基本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平时的开销几乎全部靠从生产队预支，一旦有人提出预支借口大家都尽量多预支，有点钱攥在手里总要好些，所以，家家都是寅吃卯粮，到年底分配时，超预支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原先我还以为我下乡的水源公社人人超预支是因为穷，而到了这富裕得多的农坑公社才知道农民超支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当然，大寨大队的社员超不超支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在我耳闻目睹的地方，那些年吃大锅饭，每人每天的工作都由生产队长即兴安排，每个生产队都有专门的记工员，来出工的人就以记工分的方式记下来，工分值的计算方式各处都一样，每十分算一个单位工分，一个壮劳力一天可记12---14分，也就1.2---1.4个单位工分。妇女、少年算半个劳力，每天5---8分不等，每个单位工分年终结算下来在我下乡水源公社，只能摊到0.08---0.29元不等，在农坑公社则可摊到0.12---2.45元不等。

一个壮劳力出满勤一年干下来也不会超过330个单位工分，因为要除掉农闲时间、赶集时间、过节时间、走亲访友时间，到年底计算下来出满勤的最低不到三十元，最高不到七百元，而把平时预支款七扣八扣到后来基本都是透支现象，所以，几乎所有农村社员都是这样年复一年地滚动着，反正大家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

人是越穷越懒，越懒也就越穷，反正是大锅饭,大家出工磨洋工，收工一阵风。俗话说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粮食产量自然就上不去，粮食产量低，还要交公粮，交了公粮，绝大多数社员每年分配到手的基本口粮都不够吃，国家只好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以返销粮方式再供应回农村，以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需求，这种既缺粮又缺钱的现状从人民公社成立，农民的激情消失后没几年就一直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