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掠影- 月光下的回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雾海幽悠    阅读次数：61014    发布时间：2021-09-23

农村粮食不够吃，连伟大领袖都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以缓解粮荒，城镇更是长期计划供应，各种物资也就自然形成供应紧张的局面。

然而，无论缺粮也好，缺物资也好，政治还是重中之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绝对不能并存的，所以，“资本主义尾巴”必须要割，资本主义苗头绝对不允许滋长。农民哪怕拿点自家喂养的鸡、鸭、蛋，自己生产的粮油土布之类上街去卖都只能偷偷摸摸，只要抓住就被视为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东西被没收不说还要进学习班，当时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荒唐的是，人类的饮食结构就没有吃草这个环节，人就是要吃粮吃肉，领导们也同是一样的族群啊，他们也是要吃肉吃粮的呀，为什么就要唱这样的高调呢，我是一直都看不懂，看不懂归看不懂，作为一般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跻身其中得过且过。

具体到农村的每个家庭，基本开销总要保证吧，吃盐、穿衣、看病都要钱吧，虽然那年月的价格确实很低，但是，即便是国家给点返销粮救济一下也不是免费的，也要自己拿钱去买呀。钱从哪里出呢，一是偷偷卖点自己的副业产品，二就只能是从生产队预支，而这预支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就人人都会去预支，因为不支白不支。长此以往，这预支逐渐就演变成了透支，也就是所谓的超支，慢慢形成了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加上农村有文化的人不多，记账很不正规，生产队帐目很少有记得清楚的，这已经是农村多年的顽疾。而各个生产队都有自己不同的现实问题，各生产队贫富不均，生产队收支不一样，社员超支不一样，要想“变”成大寨县，要想向以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不解决好各生产队不同的超支问题肯定不行。你总不能让各生产队带着糊涂账入伙吧！只有越穷的人和试图浑水摸鱼的人才希望胡乱就过渡，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具体矛盾县委工作队想在两个月就解决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我对此的态度是无所谓，我当知青已经第二个年头了，反正也不会长期在农村待下去，也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状况，他们要过日子，没有钱是事实，粮食不够吃也是事实，超支透支是事实。我虽然在自己承包的生产队里也按要求召开了社员大会，照本宣科传达了工作队的精神，也要求大家退还超支，但并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待着人强行入户拉猪牵羊真正去追，这农村我反正早迟都会离开，你“变”得成大寨县也好，“变”不成大寨县也好，与我都没有多大关系，我每天就和生产队那帮年龄相当的基干民兵们青年团员们混在一起，兴趣来了就下田比栽秧谁栽得快，我总占据着田边，栽不赢我跳上田坎就跑，嘻嘻哈哈就一天。后来又去学种冻菌，种黄金菇。不想干活就到处转，要不这时间也太难打发了，反正我们这个工作组也是各忙各的，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谁也不知道谁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工作组吃饭也是很头疼的，八个人吃饭，粮食到时大家凑钱每月到粮店购买，但平时买菜没有谁出伙食费，没人买菜，也没钱买菜，工作组发的每人15元/月补贴直接发到每个人手里，自己开销都不够。大队有时给我们点菜油炒油炒饭，有时见我们没菜吃实在不过意就从我们住处旁边制作酱油的露天酱缸里捞点豆酱对付，我们吃饭都是各顾各。大多数时候其他几位承包其它生产队的组员都不回来吃饭，总是借故下到承包的生产队挨到吃饭时间如果有人请吃饭就解决一顿，两位组长的家就在公社不远，时常回家吃饭，总是剩下我自己平时胡乱对付，赶集也回家蹭吃。

试想，连工作组的成员自己吃小锅饭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如何能搞好“普  

及大寨县”全县社员吃大锅饭的问题哟。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两个月时间一晃就到了，眼见水稻都开始抽穗扬花了，各队追缴超支均不见成效，从小队过渡到大队的基本条件都无法具备，县委工作队着急呀，县委书记着急啊。于是工作队总队长紧急把各路人马召到龙坑公社开会。工作队总队长、县委办公室主任站在全县的角度总结了前段时间的工作，又念了一通文件，为了鼓励大家加油打气，不惜睁着眼睛说假话，肯定了当前形势仍然是一片大好，强调前些日子各工作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要求大家一定要继续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继续和县委紧密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想方设法完成中央和县委布置下来的一年“变”成大寨县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主任讲完按惯例该各工作组表态，会场顿时沉默，也许大家都在掂量怎么表这个态。而在其他工作组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所在的工作组那位姓陈的“冲宝”突然不管三七二十一率先站起来就发言，他牢骚满腹的说：这工作不好做，手中没有权又不晓得到底该啷个干，你们县委光晓得在会上喊要完成要完成，到是拿点具体的办法出来也好啊，你们打官腔“扎劲”（方言：厉害的意思）。说什么形势大好，我就看不出好在哪里！作为工作组，你们把我们赶下去就不管了！就像一个家，娃儿多了，你递个粑给他说，你到一边去耍哈，你不要闹哈。你们这哪是干工作，纯粹哄娃儿不哭！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大队副支书老陈会“冲”出这么一番颇有见地的实话，真真是大实话，代表了所有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大实话。此言一出，顿时镇住了全场，真个会场里鸦雀无声，静得连谁的呼吸重了都听得见，大家偷偷的你瞄我一眼，我瞄他一眼，大气不敢出。说真的，这话讲得太有水平啦，这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心声啊。反正我是说不出来，我关心的是到公社开会吃会议伙食是吃“八大碗”，八个菜一个汤是有肉的。不过，我也觉得老陈好像说话每分清楚场合，在心里为老陈捏了把汗。

此时会议室的景象是：我们工作队总队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从老陈开始发言就双眼一直盯着他，等他讲完，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老陈刚讲完，主任愤怒了，大发雷霆，声音震得会场嗡嗡响，声音之大几乎可以说咆哮，主任说：你这是公然对抗中央对抗县委，什么你们我们！什么哄娃儿不哭！你还是党员吗？你的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工作要好做，好做拿你们党员来干什么？我看你思想成问题得很。你们马坎工作组长来了没有，给我站出来！

我们的两位副组长不敢吭气，停了一会副组长之一的武装部长低声回答：我们马坎工作组还没有组长。主任马上对身边的人吩咐：通知马坎工作组组长今天必须到马坎报道，这样下去得了啦。转而又说：你们马坎工作组今天回去召开小组会，好好帮他从思想深处挖挖根子，他如果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端正自己的态度就叫他立马滚蛋，哪里来回那里去，处理结果要尽快报给我，就是要好好杀杀这种歪风邪气。

总队长刚刚讲完，余怒未消，而我们的老陈真不愧是老陈，真是久经政治运动的“运动家”，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不乱阵脚，脸不红心不跳，不顾我们的劝阻坦然站起来表示还要讲两句：刚才主任对我的批评我感觉批评得对，我虚心接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在这里表个态，下一步一定好好工作，随时请主任下来检阅（检查他说成检阅），这见风使舵的180度转弯太精彩了。

各工作组根本没时间表态，我们总队长大概也不准备让大家表态了，工   

作组的成员80%以上都是农村基层干部呀，如果继续有不好听的语言出来岂不更尴尬。会议就在极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我赶紧奔向食堂，扣肉的香味我已经闻到了，一定要饱饱地干一顿，这一顿吃了要管一天的。

我知道老陈是不想滚蛋，在工作组多自由，每天的工作自己安排，想干啥就干啥，家里生产队还天天以最高工分记满分，这里每人每月还要补贴10元钱和19斤粮食，时不时的到公社开会要吃“八大碗”，还经常可以在自己承包的生产队社员家混上几顿不花钱的饭，每天抽的旱烟有的是人送，自己还不消花钱买，这样的好事难得碰上一次，回去多累，补贴没有了不说，每天收工回来还要喂猪招呼自留地，更何况家里也有工作组，你要是这样回去肯定要被当成反面典型整，工作组要是为此搞到自己头上更不好收场，所以，老陈宁愿背个处分都不愿回去。

晚上，我们的组长终于到了，姓周，是个三八式老干部，人很随和没有架子。他对老陈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我认为不是什么大事，你以后说话还是分个场合，不说话嘴巴也不会捂 “屎臭”（方言：馊了的意思）你看你冒冒失失惹了多大乱子。“普及大寨县”是当前的政治任务，谁敢说半个不字。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有数就行，非说出来干什么，你又是在那样的会上说，影响多坏，县委领导要是不批你还不乱了军心，接受教训吧！以后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明天我到公社给你说说情，就说你已经检讨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今后谁也不要再提了。

毕竟是老干部，几句话就点清楚了事情的实质。

普及大寨县运动表面上在全县还是继续开展得轰轰烈烈，工作队要求各区各公社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都要在兴修水利、造大寨田方面搞出自己的特色来，我们马坎大队也按计划集中全大队的力量花了半个月时间开出了一块近百亩的大寨田，那可是完全靠人工开挖，用肩挑背扛生生搬开了整整一座黄泥小山的山头才建成的啊。

尽管社员们说这是拿人来造孽，做的是哄鬼的事；尽管这新翻出来的生土起码两三年内不能长庄稼，但在黔北高原造出这么块大土确实不容易。然而，当我们为此沾沾自喜工作组准备在公社的大会上邀功的时候，我们却落伍了！上面说你们不能固步自封，你们走得太慢了，太小家子气了，你们赶快到临近的鸭溪区去参观取经去。

我们赶到鸭溪的大山的深处，看见那里正在建一座大水库，叫湖阳水库。鸭溪区建水库完全是大手笔，工作队倾尽全力，把全区数万男劳力全部拉到水库工地上，施工以生产队为单位分地段包干，生产工具、吃饭均由各生产队自行解决。

沉睡了若干年的深山因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沸腾了，远远看去，忙碌的人们就象蚂蚁一样，我们到时恰逢中午吃饭时间，库区正在集中放炮，那场景特壮观，炮声此起彼伏，连续响了两个半小时，据说天天如此，库区周边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都被炸得疮痍满目，我惊讶他们哪来那么多的炸药，每天两个半小时的爆破时间起码一次消耗几吨炸药，多么伟大的壮举哟。

鸭溪工作队给我们介绍经验说：我们把家家户户的壮劳力都拉到了工地上不准回家，工作队派专人在家里追缴超支款，不还款的就采取强硬措施，牵猪拉羊赶牲口扒房子，猪只要上了百斤、羊上了二十斤的就杀了往工地上送，既解决了眼前工地上吃肉的问题又解决了超支还款的问题，同时还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建设。

天啦，这明明是杀鸡取卵的愚蠢做法却被当成先进经验进行交流推广，被县委工作队称赞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鸭溪区的做法还被作为农民自行节资解决水利问题的先进事例，被好事的记者们添油加醋当作典型进行鼓吹，当年的《贵州日报》（好像已经改成了《新贵州报》）还专门采写了报道，在头版头条长篇进行报道还加了编者按。我没有明白的是，明明是工作组强行拉夫摊派霸王硬上弓怎么就成了自行集资了！看来指鹿为马不是古人的专利。

说真的，和鸭溪区工作组这样的大手笔比起来，我们马坎大队那块大寨田确实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回来以后，我不再听工作组的什么工作计划，开会混时间，会议一散我就跑去找生产队那帮年轻人玩，美其名曰共青团活动。

普及大寨县的那一年是公元一九七六年，确实也是我们国家很不平凡的一年，工作队七五年底组建开始工作，七六年一开年就显得不利，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是一位深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都尊敬的总理，联合国也因此破例下了半旗。可是，北京却有人以中央的名义下文件不许全国各单位设灵堂举行悼念仪式，人们想不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多单位都没有管这道霸王令，依然设了灵堂自发地举行追悼活动。

我也没管那一套，我们工作组没有动作，我作为马坎大队工作组代表，和我所在的马坎大队团支部，基干民兵排的一群年轻人商量后也在大队会议室简单布置了一间灵堂，组织全体基干民兵和团员青年对敬爱的总理自发开了一次简单追悼会。

追悼会的过程确实很幼稚，由当年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一位插队女知  

青主持，我们一群年轻人在大队会议室庄严地站成三排默哀三分钟，然后我作为工作队领导宣读了自己写的悼词，悼词的内容记不起了，但当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悼词念到最后，我哽咽着差点不能全文念完，我的身后，是几十个和我一样淳朴的农村青年压抑着的呜咽，那悲伤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我们这一帮小人物举行的这次悼念活动微乎其微，除了我们自己外不为人知，但是我们表现出的对周总理情感却是真挚的，起码从社会的一个点上表现了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

不久，从遵义医学院来了一帮工农兵大学生，说是大学进行教学改革到农村搞社会调查来了，要了解遵义县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式，我真不明白，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不好好专研医疗技术学好自己的本职业务，跑到农村来管什么农业学大寨的闲事哟，医学院的领导是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