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马坎大队分来了三男五女,学校要求他们和工作组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和工作组共建一个临时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同吃同住办不到,因为我们自己吃的问题住的问题都没处理好,他们只好自己解决吃住的问题,同过组织生活还可以办到,由于我们工作组的其他人都是党员,只有我是团员,于是在这些哥哥姐姐面前我就当之无愧地兼任了他们的临时团小组副组长,组长由大学生中一个姓赵的女生担任。我这个副组长还有一个权利,就是到他(她)们离开时给她(他)们写鉴定意见。
他们到来时,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指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总理自发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各大专院校正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遵义医学院也要求师生们人人过关,带队老师特意到我们工作组关照,要工作组配合学校抓好这件政治大事。
我虽然是他们的临时团小组长,但是一天稀里糊涂,对此不以为然,一点都不敏感,团小组开会的时候我公开对这几位大学生说:你们学校领导是些混账,不要理他们,追什么“总理遗言”,还要人人过关,周总理又不是坏人,你们就是有“总理遗言”都说没有,不要交,要么交给我,我还想看呢!在我这里你们已经过关了。那位当团小组长的姓赵的女生是当地一个监狱煤矿管教干部的女儿,也是知青,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推荐上大学的,好不容易才离开农村,听我说这些话吓得不行,赶紧叫我不要乱说。会后她找我谈心,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也当过知青,在农村滚了五年才出来,我年龄比你大,看得比你多,你要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校说这些话你就完了,可能还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学籍,这件事本来和你没有多大关系,你不要惹火烧身。
我虽然没有当回事,但她的关心她的大姐姐姿态给了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叫她赵姐,她也总是甜甜的答应,到他们返校临分手时赵姐送了我一支钢笔,勉励我要努力学习,不要荒废了自己的光阴。那支钢笔后来被我带到了部队,一直陪伴了我好些年,也用它写了不少的文字,今天在这里我要说一声:谢谢你了赵姐。
说实在的,这帮遵义医学院来的虽然都是大学生,却带有那年月明显的历史印记---上大学并没有经过考试,都是层层推荐或者利用关系开后门到大学读书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中要么是下乡知青,要么是读过中学的回乡知青。尽管如此,他们都很珍惜上大学的学习机会,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是都愿意到农村搞这所谓的社会调查,除了开会他们更多的时间都在主动的看书学习,根本不愿意到田间参加劳动,只有赵姐和那三个男生再忙都要挤点时间到田里意思意思。他们的劳动也有作秀做表面工作的味道,赵姐是团小组长们不得不做做样子,三个男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愿意和我们这群年轻人玩,其中有两个女生看来是那种在家就娇生惯养、特爱干净的人,她们不喜欢到地里去,不喜欢整天弄得泥一身汗一身的,更不想挽起裤腿下田去插秧,对她们两位,临走时我做了一件很不该做的事。
三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学生们要返校了,按学校的要求,工作组必须要给每一位大学生写份鉴定,这工作当然由我来做,我毫不客气地提笔就在那两位女生的鉴定表上写下了她们不爱参加劳动的评语,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那张牙舞爪的信笔涂鸦会装入她们的档案,那两位女生看到我写的鉴定意见当场就哭了,要我改我不肯,她们又哭着去找来带队老师给我做工作并另外拿来两张表希望我笔下留情重写,我则像着了魔一样毫不理会,我的不近人情极大地伤害了她们,要知道那可是非常时期啊,这样的鉴定也许会对她们的毕业分配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我就是那么任性。
看着她们失望地收拾行李,临行前投向我的怨恨的眼神,我被深深刺痛了,说真的,她们走后好长时间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很不好受,此事今天想起来都懊悔不已。记得她们好像是黔东南那边的人,我记不起她们的名字了,如果这篇文字能被当年那两位女大学生碰巧看到,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不是了,当年的我实在太年轻不懂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了两位姐姐!
不平静的一九七六年,中国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除了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导致四月五日发生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总理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群众集会外,就是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朱德委员长去世;再就是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大地震,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四是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去世,更使全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这悲痛同时也使得全国呈现出的一片茫然,毛主席不在了全国人民似乎主心骨都没有了,那份全民性的失落是当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以至于人人都紧张得怕听电台播出的哀乐了,怕哪位开国领袖再去世。
最后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大地震发生,中央通过电台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进行了公告,从文革开始兴风作浪了十年的“四人帮”被抓。
全国在茫然之中突然安静下来,我所在的生产队那位插队女知青在悼念周总理时和我们都是同样的忧国忧民心理,但是,在听到“四人帮”被抓的广播通知时却不屑地冒出一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当即怼了她一句:难道你和江青他们是一头的,我不同情她,四人帮也好五人帮也好,活该!
这一年接连不断发生的几件大事让全国人民悲喜交集。
总之,那一年,中国大地是切切实实在翻天覆地发生着巨大变化,唐山要兴建,民心要安抚,毛主席要悼念,“四人帮”倒台了不能就算了,还要展开全国性的批判,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要稳定国内政局,重新审理如何恢复经济建设,改善民生,改变因文革破坏的社会秩序等等有很多大事要抓,“普及大寨县”工作显然没有这些大事重要,当然就被淡化了,而且再也没人过问。
反正这个“普及”的目标也达不到了,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兼任的县委工作队总队长的下一步工作和肃清“四人帮”余毒的大事,和中央新的工作部署密切相关,早已回到县委,我们各工作组的组长们也先后陆续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原来是局长还是局长;原来是校长还是校长;原来是部长还是部长。
他们突然离开,对我们这些普通组员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也没人通知工作组是撤还是不撤,我们就像突然失去了主心骨一样,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感觉:横竖我们是被扔下不管了!在领取了县政府最后一个月的钱粮补贴后,就没有人再搭理我们了,我们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唯一的做法就是悄悄地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各自的生产队,当农民还当农民,当大队支书的、副支书、支委的依然各自归位,作为知青的我和其他公社参加工作组的几位知青都不想再回生产队,直接回家休息去了。
与当初工作组进驻时的威风相比,撤离时我们很有点灰溜溜的感觉,大队支书见我们收拾行李,只说了句:啷个搞的就算喽!.....当地的社员对我们的撤走无所谓,碰面的点头打声招呼:走啦! 那感觉很滑稽。
写到这里,也用那句不知是谁的名言来形容:历史在这里画了一个螺旋形的圆,从起点又回到起点!
轰轰烈烈的“普及大寨县运动”最后无果而终!我们遵义县的县委书记、不,应该是全国的县委书记们都幸运地从那沉重的“建成”或“变成”大寨县的枷锁下解困出来。我想,他们肯定都悄悄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以后,大寨不再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进行宣传,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后话。
回想当初,我们等于是被当年的政治好好地“忽悠”了一把!没什么损失但却是糊里糊涂就混过了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当工作队员比当知青轻松多了,起码那一年我几乎没干多少农活,还享受了县委发给工作队员每月10元生活费和19斤粮食的补贴。
十一月底我不得不再次回到下乡的水源公社,认真算日子,下乡两年时间已经过了,同学们有关系的9月份赤天化招工都先期离开了农村,那一年已经有消息传来说是高考将要全面恢复,各工厂企业也将要大规模招工,我们兴奋地等待着,有的同学开始复习准备参加即将恢复的高考,我不得不回到生产队去露个脸等机会,如果过了十二月份还没有回城的希望,我也得复习备考。
12月,全国的冬季征兵开始,此时我萌生了参军的愿望,觉得到部队锻炼一下是好事,同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位知青对参军不感兴趣,于是,我便应征入伍离开了农村,在农村的日子前后呆了两年零四个月,总共1355天。
本文定名为“月光下的回忆”是灵感一现,事后仔细想想,这段经历真有点月光下的味道,“月”明而不亮,“光”冷而不热。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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