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演电影,是真刀真枪的死拼啊,都到这种时候了,一只脚都跨到阎王爷跟前了,老人们想的居然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不使一支能用的武器落在敌人的手中,能保住一支枪比保住一个人还重要,因为八路军武器实在太缺乏了,没有后方基地,没有自己成规模的兵工厂,就是这样艰难的年代艰难的条件,我们的先烈们凭着不屈的意志,完全靠缴获武器坚决地抵抗着侵略者。
老人说,那时八路军和日本兵打仗,只要发现对方的机枪阵地,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机枪夺过来的。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是经验之谈,机枪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了,八路军一个排能配备一挺机枪就算是不错的了,老人手里的机枪也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俗称歪把式机枪,这枪的弹夹里最多只能装20发子弹,要是连发也就是十几秒钟的事。
再说日本兵,别看他们凶神恶煞的,他们也是人,也怕死,只要听见这边的机枪一响就赶紧趴下躲避头都不敢抬,等到枪声停了再偷偷伸出头去观察,见八路军跑了才敢起身去追。
一般来说,逃的人永远比追的人跑得快,罗银臣说他们身上的弹药越打越少,不想和日本鬼子纠缠,只想尽快摆脱敌人,就这样打打停停,再追再打,双方距离越拉越远,日本鬼子老也追不上,天渐渐暗下来,天一黑就是八路军的天下了,加上这帮鬼子兵也闹不清他们的底细,可能也怕他们是诱饵,再追下去会中八路军大部队的埋伏,后来就不敢再追了。
好不容易甩脱了鬼子,罗银臣和他的战友们人人一身泥一身血一身汗,累得够呛,跑到一户老乡家休息时坐下就不想起来,老乡热情地拿出年糕招待他们,还请他们喝酒,老人这才想起一天水米没沾牙,才知道这天是过年啦。
老人说那个年是从阎王爷身边捡回一条命过的。
第二天返回部队时在团部门口碰上团政委廖汉生,廖政委劈头就问:罗银臣,你还没有死啊!老人也随口应答:没有啊,我这条命小鬼子还拿不去哦。廖政委又说:没死就好,你是福将,先回去休息。罗银臣说:我倒是福将,你看我这个排打得就剩这几个人啦,廖团长说没关系,还够一个尖兵班,明天部队开拔你带你的人先给我当尖兵,等这场战斗结束你如果还没有死再给你归建。
听老人讲起那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战斗过程是那么轻描淡写,就像是去赶了趟集,战友牺牲了就牺牲了,没有时间悲伤甚至没有时间掩埋他们的遗体,一心想的就是归队再战。
这淳朴的,面对外族欺辱顽强不屈,坚决抵抗的民族精神,在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战争就是那么残酷!可是,这残酷还在继续,因为对日本侵略者还在我们的土地上,要赶走它们就得继续战斗,谁都不知道明天的战斗过后自己在还是不在,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那是战争的无情,那是前辈们对国家对民族忠义的奉献!
罗银臣对我非常随意地讲述着往事,我则能想象得到当初场面之惨烈,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为之而动容,仅仅为这,你就不得不对这些先辈们敬重有加。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银臣已升至团长,部队早归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所辖,当年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也成了统领二十万大军的第一兵团司令员。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第一兵团千里开进新疆平乱,罗银臣所在团属于第一兵团第二军所辖,随老首长进入新疆后率队进驻南疆,新疆和平解放,足部地区暴乱平息结束,为了新疆的稳定发展,进疆部队统一改成新疆建设兵团就地戍边屯垦,罗银臣也改任南疆阿克苏地区(和前苏联相邻,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边上)某军垦分场场长,并在那里安了家,老伴是后来响应号召从上海过来的山东籍支边青年。
老人在一九五九年后就不再任分场场长,但是一直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被撤职的原因是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到处粮食都不够吃,几乎人人饿饭,阿克苏农垦分场地处边境,从分场到总场办事骑马要走一天,有点山高皇帝远的味道,老人算是一方诸侯,大事小事他说了就算。
一次他从总场开会回来,肚子饿了警卫员给煮了一小盆面条,他吃完觉得不够还要警卫员再煮点,警卫员告诉他这是他一天的口粮,今天再吃了明天就没了,粗心的他才意识到粮食紧张,叫来后勤管理员问粮食是怎么回事,管理员如实告诉他现在粮食非常欠缺,都是人人定量,除了战备粮库里还有粮食外剩得都不多了,他责问既然还有粮食为什么不拿出来吃,管理员说有文件规定不敢动战备粮,老人火了,说都是什么时候了,文件提出的是备战备荒,备战也是备,备荒也是备,现在就是到了备荒的时候了,人都快饿死了还不准动,哪有粮食放着不吃用来看的,现在要是真的打起仗来人饿昏了还能拿得动枪吗?不要管这么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人只有先吃饱了肚子才能拿枪备战,先把粮食分给大家再说。
当即命令后勤管理员开仓分粮,老人所在的农垦分场因为老人的这一决定一个人也没饿死。但是,因为他不经请示就擅自动用战备粮库的粮食确实是严重犯了纪律,事后必须要处理。要知道,那些年擅自处理战备粮库里的粮食严重的甚至可能被推上军事法庭,那可是在边境线上,而且正好是中苏关系刚刚开始决裂的敏感时期。
不过,后来对他的处理也算是网开一面了,因为他资格老,处理他惊动了兵团总部,兵团第一把手王震将军很欣赏他,说他打仗勇敢,工作踏实,虽然没有文化,但做事敢作敢为有担当,王震将军和老人的私交也不错,平时将军每次到分场来检查工作不到场部吃饭就到他家里来找好吃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和谐。兵团领导认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但是,既然违纪了就得接受处罚,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新疆建设兵团没有对他重罚,只是撤了他分场场长的职务,给了个保留级别和待遇但没有实权的闲职。
时间到了一九七二年,老人也在农场赋闲了十三年,对于一个因为擅自动用战备粮库分粮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突出贡献再想升职已经不可能了,加上多年征战体弱多病,不到六十岁的他满口牙已经掉得光光的,上下都装的是假牙,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人老了就想家,戎马半生的罗银臣思乡心切,就向组织打了报告要求回家养老,经新疆建设兵团特批,老人携全家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在遵义县城边上(今播州区)修房造屋安度晚年。
回到家乡二十年后,于公元一九九二年老人逝世,终年七十九岁,按他的资格、级别和相关规定,老人的遗体上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依照老人临终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葬在了他家乡松林镇的青山绿水之中,在外漂泊了近六十年的老人终于安心地魂归故里。
也许,从遵义本土走出去的资深老革命能活着回来的他是仅有的一个。 从一个稍不注意就消失在人群中的普通山民到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的经历颇有点《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味道,直到他逝世,他从来不讲也讲不出半点革命的大道理,他的精神世界显得一点都不高大,但却朴实可贵,老人回来后遵义县委很尊重他,曾经邀请他列席常委扩大会他从来不去,各地请他去做革命传统事迹报告他也不去,他说他就是回来休息的。
当年,老人用他的淳朴、正直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走出了黔北的深山老林,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大环境中,经过战争的淬炼,走出了他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就是儿子的姥爷(贵州叫外公)! 遗憾的是,儿子从来没有见过他,儿子还没有出生他就离世了,而他离世时我竟然也没能守在他身边,因为那年我恰好出差在西安,本来接到电报后买好了机票想赶回来,但是,第二天早上,一场特别大的雪突然降临西安,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雪,隔着窗玻璃,感觉那哪是飘雪,简直就像是一团团雪花像从天上滚下来一样,一会儿就将窗户堵住了,中午吃饭时一看,地上的积雪几乎达到四十公分厚,我们因此被堵在西安杨虎城将军公馆旁边的宾馆里,飞机不能起飞,我虽心急如焚但航班延误必须要等天气好转,耽误了两天以后,我们赶到机场又等了大半天,雪停了还得清扫机场跑道,然后飞机才勉强从西安机场飞起来,我记得那是一架只坐了二十多人的国产“运七”小飞机,这飞机高温效果很差,登机前在地上寒风刺骨,脚都冻麻了,飞到云层上靠窗边却能感觉到机壳发烫。
贵州那一年也非常寒冷,地面雨夹雪不停,飞机飞到贵阳,在机场上空转了几圈因地面雨雪天气能见度差也不能降落,最后只能转到重庆才降落下来。下了飞机赶紧买火车票返回遵义又过了一天,等我回到家,老人已经火化了,我赶往在殡仪馆的骨灰寄放点,只能看见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的老人的遗骸。
在我对老人有限的印象中,感觉老人身上一直保留着贵州农民的那种质朴,他对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欲望,除了抽点烟偶尔喝点酒简单打发日子外也没什么其他爱好,很满足国家每月发给他的退休金,从来不对组织上提额外的要求,直到去世。
老人对我说,他其实不算老红军,因为他离开遵义跑到自贡后帮人背了一年盐巴后才到延安参军,按后来的文件规定确认红军资格的时间计算,他差了两个月,对此他一点也不计较,用他的话来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他们这一辈人,从跟着共产党提着枪走上战场的那一天开始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融进了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没有他们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他们是共和国值得敬畏的一代人。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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