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苗山办农中我的学历生涯附件1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高致贤    阅读次数：53564    发布时间：2023-03-06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的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增加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没有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的我们，都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买来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与牛有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加上我们自己垦了荒地，都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的粮食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的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们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着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那条必经的路上，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全公社的文化工作也得协助公社抓。

八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大队支书请我们去参加，想不到我在毕师进修时学到的文艺表演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家山寨还派上了用场。我们便组织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写了个《少生优育 子女成才》的话剧，指导学生排练，加上一些演唱，我们夺得公社大红旗；大队支书很高兴，要求以我们学生为主，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年文娱积极分子参加，成立起复兴大队文工队，由我为他们创作节目，并教他们排练，每周一、三、五晚上，他们到农中来学表演，我带他们不定期到全大队各生产队演出。我们与苗家兄弟姊妹亲如一家。苗家的猎狗也不咬我们了。

苗族五保户陶幺奶的房子漏了，我们割茅草为她盖好，安排刘泽芬等两个女生住在她家，课余她们也和老人说说话，帮老人办办事，实现余缺互补。

那里的苗族都是妇女背水吃，男人不关心用水问题，村南有个好水源，但没有好水井；我就组织学生在那里为村里砌了一眼大水井，并在水井边和背水回家的路上砌上“歇坎”，让她们背水时有个歇气的地方，还为她们铺好背水的路面，使她们背水方便了。为此，赢得苗家妇女的频频赞扬！

村子里有十多个无钱入学的苗家儿童，我们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我们带学生上山劳动时，留一个学生在我们的教室为他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用农村扫盲课本，社员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将自己的办学过程和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我的母校——毕师，旨在向辛勤培养我的师长们汇报，谁料此信却意外地引起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学校将我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学校公告栏中，让全校师生学习讨论，藉以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1966年5月，区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通知我：区里接到县委组织部调我到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让我尽快办好手续去报到。我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为我送行影响生产劳动，我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想趁生产队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我，每天她都要到李德文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一天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