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长满胡须的故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铜仁 杨旭    阅读次数：42305    发布时间：2024-05-31

常常夜不能寐，总在理掠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已经长满胡须，虽然扎人腮帮，但是亲情融融，爱心满满。

我和父亲的故事最初散落于山野间——

常常在日头爬上头顶，赵家寨灰不溜秋的瓦房上空袅袅炊烟已经散去，可地里的活路总是还有那么一块没有侍弄完毕，这时候，父亲总是装起一袋旱烟，“吧嗒吧嗒”扯上几口，然后取下烟杆，用衣袖擦了擦烟杆嘴，递给我，说：“饿了吧，抽两口吧，抵得上一碗稀饭呢！”就是这时候，我常常被经过铜头烟嘴那黑魆魆的“烟屎”过滤的烟子呛得难受，也在这时候，八九岁的我就学会了抽烟。“弘扬，吃早饭了”！直到村头传来母亲的呼喊，我和父亲才收了工具，结束早上的活路，回家吃饭。

也许，我的出生原本就是一个错误。那一年，父亲已经四十岁了，正好遇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施行，就因为多生了一个我，父亲被乡里喊去做了结扎手术，由于当时的手术技术不太过硬，导致父亲后来的生活因为手术后遗症，常常腰酸背痛。我的罪过，还在于给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的家庭生活困难雪上加霜。当然，我的罪孽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那是外公在弥留之际，我的母亲许过承诺：爸爸，你就放心地去吧，将来我帮你立一个砚台碑。外公去后，父亲家里一直不景气，哪有闲钱做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打砚台碑的事情就一直搁浅。没想到，外公许久见不到砚台碑，等得不耐烦了，就发脾气施法惩治自己的女儿，让她出生第三个儿子眼睛先天性角膜白斑，生出来左眼就是“白眼睛”。一岁的时候，父亲很忏悔地说：“如果是没有打碑老人家不高兴，那就把弘扬的眼睛吹开，就是砸锅卖铁也把碑打了。”真是怪事，这样又一许诺，我的眼睛就慢慢亮开了。后来也许是因为父母亲为了养活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家庭负担重，无论如何也没舍得把家中仅有的两口锅砸掉，几十块打碑的钱也就无从着手，再一次失信于外公，外公彻底生气，毫不留情地又关上了我那只亮开的眼，恢复了当初的“白眼睛”模样。十多年后，父母可能是有了点闲钱，也或者是觉得对不住我，勒紧裤带给外公打了一口砚台碑，外公可能是年龄老化法艺退化，反正再也没有亮开我那只“白眼睛”。

有了“白眼睛”的宠幸，我的成长中无形又多了一个刺耳的名字“一只眼”，当然，只要有人喊我这个名字，父亲会暴跳如雷，会把这个欺负我的人大骂一通。屋漏偏遭连夜雨，也许是因为我的罪孽太深重，不晓得是哪位“大神”又给了我一个从小中耳炎的病症，右耳长期化脓，最后几乎失聪。长此以往，我养成了性格孤僻、内向的性格，不喜欢与人玩耍，经常跟随着父母亲，或者上山干活，或者走访亲戚。到了读书的年龄，也许是父母亲认为一个耳聋眼瞎的孩子送到学校会被人欺负，也许是大哥二哥读书就已经“有一壶”了的负担，亦或许是我本人因为“怕见不得人”不去学校，反正我压根儿就没打算上学堂，整天就和同样不得上学的大姐二姐一起。对于不得上学的这个事，大姐二姐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姑娘家是外头人”。

于是，我和父亲的故事就在山野间拉开了帷幕，除了一起上山干活用旱烟充饥学会了抽烟，也随父亲学会了割草，砍柴，常常被镰刀和马儿杆（一种锋利的茅草）把指母削得鲜血直流，这当儿，父亲常常把苦蒿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说：“出血了好，有出息，这是止血的良药”。当然也在这些日子里，我在父亲那里学会并背熟了“三三管九，九九还归八十一”的乘法口诀。父亲说，要学会算账，才不会吃亏。

父亲的好多故事已经长满了胡须，有些扎人——

父亲也读过书，那是跟随厢房的杨昌廷老先生念的。父亲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堂叔杨昌廷老先生在附近的朝阳山小学教书，每天出发的时候，都会喊：“娃儿，走啊！”父亲就跟着堂叔到学校去，由于没有正规报名入学，父亲就趴在门口或窗口仔细听讲。这样的旁读，让父亲认识了好多字，文化达到了高小水平，使得父亲在后来的生活中能运用自如。他一身敬重的老师就是自己的堂叔，即使是自己的亲堂叔，也以“先生”相称，并且是一生从不改口。

父亲八岁那年，祖父因病去世，祖母大约是怕世俗的偏见和寡妇的为难，狠心丢下八岁的父亲和五岁的姑姑，改嫁他乡，父亲就成了孤儿，与妹妹相依为命。那些年，幸得父亲的伯父膝下无儿，将父亲视为掌上明珠，每天走东去西，去烟馆，去场子，都把父亲带在一起。父亲的任务就是给伯父背烟箱，装烟枪，使得父亲也染上了烟瘾。我只记得父亲给我们儿子儿孙树立了榜样，他说，当年为了戒毒，请人帮自己捆在柱头上熬过了几天几夜。他常告诫我们，鸦片不能碰！那是要倾家荡产，会死人的！

父亲真实的出生时间应该是1934年正月十六，因为从小就没了爹娘，也没有人关注记得他的出生年月。我们只晓得他经常给我们讲，他生肖年号属狗，水深火热的年月，父母给他起了一个丑名“狗仔”，迷信说法是丑名好养活。正因为这个丑名，父亲一次一次在生命的尽头化险为夷。九岁那年，父亲在河沟碾房里，趴在碾槽里睡着了，那庞大的碾圆石头就要从他身上碾过去，正好碰上了四处寻找他的伯父赶到这里救起了他。他说他狗命长，不该死！

岁月蹉跎，历尽艰辛。父亲在帮人家做活的经历中逐渐长大，学木匠、学篾匠，以自己的自身勤劳养家糊口。1957年娶了中伙张家姑娘做了我的母亲。时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本就光石板上成家的父母亲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次年遇大旱，颗粒无收，父亲与同村青年响应赴省“大炼钢铁”的号召，去到省城贵阳，先后在马场坪农场挽草，在省农经委工作。在省农经委期间，为时任张明省长当通讯员（专职秘书），每天腰别短枪，驾驶自行车或三边摩托，穿行于省城贵阳的大街小巷、机关大院。期间为老家一同赴省的青年处理了好多难事，介绍并引荐了好的就业岗位。父亲一生火爆脾气，做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一年，母亲在家哺养大哥，由于劳动力薄弱，挣不到工分，无法度日。外公拍去电报称：“儿饿速回！”父亲哪里听得自己的儿子没得饭吃，当即回乡。

父亲就这样弃了公家的饭碗，回乡除了打理好家长里短之外，还担任红星生产队队长数年，带领全队人民大搞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后来，省政府机关大楼遭遇一场大火，许多档案资料都毁于灰烬，加之农经委人事变迁，父亲的工作安置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父亲就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常常对我说：“人啊，一生衣禄是注定的，该你吃尖碗你擀都擀不下来，该你吃平碗，你堆都堆不上去。”父亲的话似乎有着很深的哲理，其实他是在用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来教育我们，怀揣一颗平常心，不争名不争利，踏踏实实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