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其所有：难以了却的心头愿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白 雪    阅读次数：1844    发布时间：2013-12-02

三十年后，我又来到了哥哥的坟茔前肃立着又徘徊，徘徊着又肃立着，久久不忍离去……

——札记

三十年前的三伏天，我急急走下火车，又急急奔向汽车。

登上汽车。我硬挤到司机跟前，没头没脑地说：“司机同志，你能把车开快点吗？”司机使劲白了我一眼。我这才意思到，自己急得已经近乎失态了。

车里满满登登。过道上挤得没有一丝缝儿。我用双脚狠命拧出个地方立住。一手拉住吊在车棚上的扶手，一手左挡右挡地护着肩上的挎包，不让任何人沾着它的边儿，这又惹来了双双白眼。

其实，挎包里并没有什么怕挤怕压的东西，只是一顶狐狸皮帽子，普普通通。不管前后左右投来怎样愠怒的光，我还是死命地护着我的挎包只在心里乞求着：“同志，别这样责备我吧！你能理解我此刻负疚而破碎的心吗？只有赶在哥哥入土前这顶帽子给他完好地送去，这颗破碎的心才能稍许得到补熨。”

“兄亡故，速归。”接到老家拍来的电报，我惊愕得血液都要凝固了。怎么会呢？哥哥长我十岁，今年刚交五十，身体又素来壮实，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然而白纸黑字的电文，不容你不信。

我想哭，但没有哭的时间了。我愤怒地向妻子伸出手说：“给我钱！”

“干什么？”

“买狐狸皮帽子！”

妻子这时若稍有犹豫或表示不从，我伸出的巴掌就将狠狠向她脸上掴去，发泄我的恨、悔、怒、悲。虽然我也在“妻管严”之列，一向不曾拂逆过妻子的意志。然而妻子今天却意外地顺从，不但没有迟疑，而且竟慷慨地拿出家里积蓄的全部一百元钱。她把钱赛向我手里的时候，浑身颤栗，眼泪不断线地滴嗒着，我猛然悟出，她此刻的心情其实同我一样——疚痛大于悲哀。

正是三伏天，商店的柜台里哪有狐狸皮帽子呢？由于焦急，我一时又无法向营业员说清理由。营业员看出我不买到帽子是决不肯罢休的，只得到库里翻腾出一顶来。

当我把帽子接到手里的时候，抑制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不禁失声叫道：“哥哥——”

我踉踉跄跄离开了柜台，只听营业员在背后说：“神经病！”

我没有神经病。不过，哥哥的死讯着实刺激了我，使我于悲哀之外，尤其感到一股良心上的压力。迫使我非立时去买顶狐狸皮帽子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或许还能稍微减轻我良心上的歉疚吧！

汽车在我熟悉的家乡公路上奔驰着。车厢里一定很热，你看，人们个个汗水涔涔，吃力地喘息着，有些男乘客实在热得难挨，索性脱下外衣，只穿着湿得精透的挎蓝背心。

我也一定热了，不然，衬衫的扣子怎么不知不觉解开了呢？但此刻的我似乎失去了一切自我感觉，神思全部集中在挎包里的狐狸皮帽子上了。我顽固地护着包，心里反反复复地谴责着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拖到今日才买呀！”

悔是追不回来。

生我的地方在黑龙江省密山市穆棱河南岸的一个小山村，十足的穷乡僻壤。父亲十冬腊月下苇塘割苇子，冻坏了腿，早就瘫巴在炕上，还在孩童时期的哥哥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他打过短工，当过放牛娃。新中国成立后，家里光景有了改善，躺在炕上的父亲说:“咱家几辈子没有一个识字的，这回咬牙也得供老二念书。”

我上学了。可父亲毕竟只能躺在炕上感慨而已，真正咬牙供我念书的还是哥哥。

象我家乡这样贫瘠的地方，工分越来越不值钱，庄稼人的日子难哪！而我家又只有哥哥一人劳动，既要维持全家的生计，还要供我念书，可想而知，那日子就更难了。

那些年，哥哥很少穿件囫囵衣裳。每次扯布回来，他总是对妈妈说：“给老二缝吧！我下地干粗活，好糊弄。他在学校念书，不能太过不去眼。”

据说现在的气候有转暖的趋势。五六十年代，北方的冬季却冷得吓人。人在屋外活动，首先受寒冷袭击的部位是耳朵。所以人们描绘冷的严酷时常说：“这天，能冻掉耳朵。”为了御寒，棉帽必备的，特别是在大地里劳作的庄稼人，非戴皮帽子不可，大多是狗皮的，鼠皮的。上品是狐狸皮。一个年轻小伙子头上有顶狐狸皮帽子呼扇着，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哥哥冬天自然也得戴帽子，担不是皮的，是妈妈用黑色的粗布缝制的，里面絮着棉花，只在两只帽耳正中对着耳朵的地方，各缀着一小块兔皮。

我读初中的学校，离家十几里地。那年一进冬月，就连着下了几场大雪，积雪有二尺多厚，把大地封个严严实实。家里宽裕的同学穿着棉胶鞋或大头鞋上学，既暖和，又担湿。我穿的是棉布鞋，布鞋虽然暖脚，但不能防水，每天放学回来，都被雪水浸个精湿，只好放在炕头烘烤，一双新棉鞋这样湿了烤，烤干了穿。过不多久，里面的棉花便板结起来，不再保暖了。

那年家里积攒了几元钱，本来妈妈说好给哥哥买顶鼠皮帽子，可哥哥赶集回来，却给我买了双棉胶鞋，他的头上仍然是那顶缀着兔皮的粗布棉帽。

北方的农民冬天有“猫冬”的习惯。哥哥享受不到这个福，为了换几个零钱用，他冒着风雪去看柴，耳朵冻出了泡、化成了疮。一次砍柴回来，帽子说啥也摘不下来，他使劲一扯，痛苦地“啊哟”一声，原来两块兔毛被冻疮的血水粘住，与耳垂冻在一起了。望着哥哥血肉模糊的耳朵，我心里一阵痉挛，哭了。同时，一个庄严的许诺浮向心头：“哥哥，等我挣钱那天，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买顶狐狸皮帽子。”后来，这个许诺便常在脑际萦回，那样强烈，那样执着。似乎不实现这一许诺，便无以报答哥哥的恩德，便是无情之人，无意之辈。

我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更时刻记着哥哥的艰辛，读书很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次考分一公布，我都赶紧告诉哥哥，他憨憨地点着头，连声说“好……好……”脸上立刻现出欣慰的笑来，这笑竟一连几天不下去。平时，哥哥是少有笑容的，也许是身心压力太重的缘故吧。

初中毕业时，老师说我是大学苗子，鼓励我报考高中。我考虑再念下去实在苦了哥哥，决定报考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算了。哥哥对爸爸妈妈说：“既然老二同墨水有缘分，就让他从根到梢念个通天的书吧，把我的份也给带出来。”

于是，我进入高中，又上了大学，而且是黑龙江省名牌大学，到底念了个“通天”的书。

当我拿到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就要到一家新闻单位报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哥哥——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兑现出一个名牌大学生。这种交换虽然极不公平，然而是事实，想起哥哥，我便想起了他那顶戴了多年的缀着兔皮的棉帽，想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诺言——我一定要给哥哥买顶狐狸皮帽子。

我自幼上学就晚，加上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所以大学毕业那年，已经二十有九了，到了似乎万分火急的婚配年龄，于是，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很快处了女朋友，很快结了婚。

结婚前，哥哥提出由他筹钱给女方买几套衣服，再置办些家具，我坚决拒绝了。哥哥累死累活把我供出来了，现在还挑着养活二位老人的担子，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往他身上加码了。我公开宣称：“我处对象的条件就是一无所有。”妻子是一家工厂的会计，小我一岁，也已进入“老大难”婚龄。不知是羡慕我是个记者，还是情愿同我这个“一无所有”的汉子同甘共苦，总之，我们结合了——一无所有的结合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妻的屈就于我，还是慕名的成份大些。然而名毕竟是虚的，没有真价值，靠它是改变不了“一无所有”的家境的。所以婚后不久，妻子便动摇了“你一无所有，我也心甘情愿”的初衷。开始翻起“一无所有”的“小肠”来：“你家也真实的，儿子娶媳妇，一毛不拔，算是抠到家了，两位老人上了年纪，兴许糊涂，你哥哥竟也那么不开通？”

听她这样说，我简直怒不可遏，咆哮地说道：“不许你这样轻贱我的哥哥！”

俩人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把哥哥的恩义讲给妻子听。最初，她很受感动。后来唠叨得多了，而这种唠叨又于改变家境无益，她便渐渐不以为然起来，“小肠”翻得越来越频。看到别人家家具齐备，“大件”诸多，我家却只见四个墙旮旯，慢慢地，我听了妻子的抱怨也没有先前那样义愤填膺了，反倒觉得自己在她面前确实亏了什么似的。

别看妻子工作上平平庸庸，过日子却是把争强好胜的手，尤其肯往家庭基本建设上下功夫。她说：“得让谁进屋一看，就得说这才象个人家样，不能让别人小瞧咱。”她开始拼命攒钱，添置家具。

本来，我们结婚时商定，每月按时按数寄钱给乡下的哥哥，与他分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妻子后来攒钱凑不够预计的数目，便在寄给哥哥的钱上打折扣。于是，我和妻子便常常由此发生龌龊。每次拌嘴，她都抹着眼泪把当年“一无所有”的“小肠”翻一通，翻得我理屈词穷，只好怯阵。经过多次较量，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终于确定了妻子在家庭的主宰地位。我对她虽非言听计从，但也进发不出当年那样“不许你这样轻贱我的哥哥”的抗争的勇气来了。

爱情，有人把它描绘得那么超脱，那么圣洁。我与妻子的爱，在同类中比较，不是最完美，却也不算最糟糕，如果让我谈对爱情的感受，我只能说，我体味不出人们醉心的那种超脱和圣洁，倒分明觉得，它总是与物质利益那样死死的缠绞着，并不怎么脱俗，更不怡然。经济是基础，爱情也没超越这个天下的基本原则。这话未免扫人雅兴，但它是事实，至少我这个人的爱情是如此。

我羡慕人家那样超脱的圣洁的爱，我于羡慕中期待着。

每次给家里少寄去了钱，我都同时写信向哥哥道歉。哥哥托人回信不以为然地说：“乡下日子好糊弄，不比城里人讲究，你们该置办的就置办，别显得太穷气，今后没钱就别寄来了。”

看了哥哥的信，想起那些年他没穿过一件囫囵衣裳，每次扯布总是对妈妈说：“给老二缝吧！我下地干粗活，好糊弄。他在学校念书，不能太过不去眼。”我好不心酸，同时也感到无限愧疚。

妻子看了哥哥的信，倒一反常态，忘了自己说过的“你哥哥竟也不开通”的话，竟把哥哥夸成天下第一明白人了：“还是你哥哥通情达理！乡下人拔棵大葱，蘸口大酱就是一顿饭，有啥花钱的地方？两个老人用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等我们的家里里外外象个样子，那时每月给他们寄多少钱，我都不拦，眼下就照哥哥说的办，先别寄了。”

我当然不能绝对同意她的主张，但给乡下寄钱的数目到底还是越来越少，次数也越来越稀。实际上，年迈的双亲，还是靠哥哥一人养活着。对于这种状况，我尽管并非心安理得，但日子一长，也只得谈然处之了。

我们的大女儿诞生了。

妻子还是拼命攒钱武装家庭。

文化大革命期间分配的毕业生，几年也没转正，我和妻子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足九十元，妻子又把相当的款项派了并非急需的用场，所以我们只好节衣缩食。

大女儿周岁的时候，哥哥进城来看我们。

几年不见，他老多了。新剃的光头（哥哥一直留光头）闪现着根根白发。鱼尾纹已经很深很密。尤其是微微隆起的背，更使他过早地现了老态。他脸色土黄，目光暗淡而迟滞，短粗的眉毛时不时蹙动着，看得出，哥哥的心境虽非愁苦，但也并不轻松。他象一头忠心耿耿的牛，尽管心甘情愿地载着主人的重负，在漫长的路上毫不懈怠地走着，然而背上的载毕竟是重的，路毕竟是长的，它终归要累，要乏，显出淡淡的戚然的神色来。

哥哥一身崭新的青斜纹的棉衣棉裤，瞧那式样，特别是对襟的棉袄，一眼就看出是来前妈妈赶制的。鞋也是妈妈新做的，还是我当年穿过的那样子——厚厚的针纳的底子，鞋口镶着黑亮的细皮子，鞋口的当央打着线结。

与这身土制款式不协调的是那顶显然也是新买的鼠皮帽子，同窝窝囊囊的棉袄棉裤一比，显得特别的方正和挺括。

“那顶缀着兔皮的棉帽总算扔掉了。”我在心里感叹着，同时快慰地舒了一口气。不！还不能满足于哥哥戴顶鼠皮帽子，我要马上兑现心话的若言，给哥哥买顶狐狸皮的。

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陪哥哥上街，怕女儿凉着，我解开大衣扣子，把她紧紧地裹在怀里。

走在大街上，哥哥见许多男孩女孩披着红的绿的无襟无袖的东西，问那是什么，我告诉他是斗蓬。

哥哥临走的前一天，我总算艰难地争得了妻子的同意，买来了狐狸皮帽子，当我把帽子交给哥哥时，象有生以来第一次成就了一项最崇高的业绩似的，豁然腾出一种激奋的神圣的感情。

哥哥接过帽子，愣了，疑惑地问：“买这做啥？”

“给你！”

“什么？给我？我戴的这顶不是挺好的吗？”

“不！你应该戴这顶狐狸皮的，应该！”我真想把埋在心里多年的许诺告诉哥哥，更想趁此机会把我对他的感激和敬爱一吐为快。然而我什么也没说。

哥哥见我动了感情，欲言又止，眼里汪着泪，似乎明白了什么，也就没再问下去，若有所思地摩挲起狐狸皮帽子来。

下午，哥哥自己上街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件大红的斗蓬，兴冲冲地说：“我向营业员好说歹说，总算把狐狸皮帽子退了，用钱买了这件斗蓬。你我小时候够苦了，不能再让咱们的孩子亏着。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

妻子眉开眼笑地赶忙给女儿试斗篷，我气得真想豁出一切地给她一巴掌——若不是哥哥在场的话。

第二天，我们全家给哥哥送行。哥哥见自己的侄女同别的孩子一样，也披着大红的斗篷蹦蹦跳跳着，满意地笑了。

哥哥走了，带着满意走了。而我的心头却留下一片怅惘。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哥哥再买顶狐狸皮帽子。此愿一天不了，我的心神便一天不得安宁。

几年以后，我们又生了个儿子。

妻子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原来开一爿小小的食杂店，生计还过得去。“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年，小店关闭。从此，我和妻子的工资支付起六口人的花销，日子迅速拮据起来，妻子的家庭基本建设也不得不停下来。随之给乡下寄钱的数目更是越来越少，次数也更是越来越稀，后来干脆终断了。

我明知那几年乡下的日子被折腾得更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写信恳求哥哥体谅。哥哥回信说：“我光棍一条，理当在膝前伺奉好二老。而你有双重父母，弟妹她又无兄弟姐妹，所以你这个女婿毫无二话地要尽儿子的责任。你我共有四位老人，我养活两位，你养活两位，公平合理，你还有啥过意不去的呢？”

我和妻子看了信，两个人都哭了，她比我哭得还厉害，边哭边说：“以后条件好了，我们说啥也得好好报答哥哥！”

我也默默地思忖着，是呀，说啥也得好好报答哥哥，起码非买一顶狐狸皮帽子不可。

现在，给哥哥的狐狸皮帽子买来了，就放在肩上的挎包里，然而买得多不是时候啊！思前想后，我痛悔万分，下意识地抬起护着挎包的手，狠狠地敲着自己的脑门，声泪俱下地说：“你呀……你呀……”

周围的乘客惊呆了。

汽车驶近老家时，村头的小树旁有一群人正在掩埋新坟，我一眼瞥见了苍老的妈妈，断定下葬的无疑是哥哥，便不顾一切地冲向车门，扯着嗓子叫道：“我要下车！”

乘务员惊慌地开了门。

我踉踉跄跄地扑到哥哥的坟前，只“啊”地嚎了一声，由于汽车的长途颠簸，加之逼人的暑气的蒸烤，更因无法抑制的巨大哀痛，便一头昏倒在哥哥的坟旁。

醒来的时候，群殴已经躺在炕上，身旁是瘫痪多年的老父亲，屋子里围满了乡亲。

隔壁一位老爷爷说：“你哥哥在家里是孝子，出门是义士，好汉一条啊！”

原来，哥哥是为保护他人的生命而牺牲的。

乡亲们离去后，我勉强撑起身子，来到哥哥住过的小屋。房子虽然陈旧，但新上的玻璃窗，室内倒也亮堂。屋里除了几口大缸外，四壁空空如也。只有壁橱的横隔上，戳着一台旧得不能再旧的最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妈妈告诉我，天黑下来的时候，哥哥实在没话干了，也从不串门，总是一个人仰在炕上闷头听广播。

我抬眼向室外望去，见不少家的房上竖立着电视机室外天线，触景生情，不由眼泪又簌簌落了下来。

这几年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家乡的农民也迅速富了起来。去年哥哥来信兴奋地说：“告诉孩子们，伯父现在也大把大把点票子了。”接着又说：“听说城里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了，我知道你眼下挤不出这笔钱来，两个孩子一定在串着门槛看电视吧！随信后寄去五百元钱，也到商店给咱们的孩子抱台电视机回来！”

电视机买回来后，小儿子常骄傲地告诉客人：“我家的电视机是伯父给买的！”幼小的孩子也许以为乡下的伯父特别富有吧，他哪里知道，伯父自己用的竟是这样一台破旧用胶布沾的半导体收音机呢？

晚上我帮妈妈喂猪，到耳房去取饲料，一推门立时骇然了——里面放着两口阔大的棺材。我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不久前哥哥不顾爸爸的反对，坚决主张打的，以防两位老人百年那天措手不及。

我手抚摸着棺材，鼻子一酸，止不住又哽咽起来：“哥哥，父母生了我们兄弟两个，而儿子的责任硬是让你一个人尽了。你虽然无怨于我，难道我自己就不该扪心自问吗？！”

夜里，我就睡在哥哥住过的小屋里。睡前，老妈陪我唠了很久很久，话题自然离不开哥哥。老妈悲悲切切地回忆了许久催人泪下的往事，特别谈到了哥哥为啥一直没有婚娶。

哥哥为人忠厚，又极其能干，庄稼活样样精通。所以他年方青春的时候，前来说媒的也不少。但是，女方一听说我家有个炕吃炕拉的瘫巴老人，还要没头没脑地供一个学生念书，原本挺热的心凉了，结果一个也没处成。

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又有人给哥哥说媒，女方提出，只要哥哥答应今后由我养活老人，他们婚后挑门另过，亲事就算成。哥哥气呼呼地对媒人家说：“她有这样的心肠，想嫁给我我还不要哩！”

直到前不久，哥哥才终于说定了一门亲事，女方就在邻村，是位四十岁的寡妇，带着八岁的男孩。女方特别敬重哥哥的为人，俩人见了几次面，谈得情投意合。

回忆到这里，妈妈常常叹了口气说：“他们本来商订今年中秋节结婚。前几天你哥哥还张罗给你写信，让你到时候回来一块热闹热闹。唉，谁知偏偏出了这档子事，我的老大命真苦啊……”

老人说着又抽咽起来，我也跟着嗟叹不已。

回省城前，我又一次去看哥哥的坟，老远就见一位女子领个孩子在坟旁默立着。她看有人来了，慌慌地走了开去。我心里一动——莫非她就是邻村的那位寡妇吗？

我的家乡没有火化条件，人死了还只能土葬，村外的小树林旁，便是村里统一划定的坟茔地。在堆堆荒冢、座座墓牌中，看上去只有哥哥的坟头气势不凡。他的位置在整个坟场前方的正中，明显高于其它坟墓，四周安放着层层花圈，把坟身盖得严严实实。最惹眼的是墓侧高高矗立的石碑，在坟茔所有的墓碑中，赫赫居于首位，大有雄居之势。听说，村里的干部群众打算确认哥哥为烈士，正在逐级向上级申报，还没最后结果，所以眼下碑上尚无文字。

于是，我想到了哥哥的死。

我们村中央那间破败的庙堂，现在是加米厂。那天哥哥去磨米，突然“咔嚓”一声巨响，不知哪根梁断了，破庙顿时猛烈震颤起来，眼看就要倾塌。庙原来的几个窗口早就堵死，唯一能出去的是已经歪斜的门。说是迟，那时快，只见哥哥一步抢到门口，用肩死命抵住急剧下塌的门楣，高喊“快跑！”八九个人飞快蹿了出去。就在最后一个人离开门坎的时候，一声沉闷的轰响，庙堂全部塌了，哥哥随之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看着重重叠叠安放的花圈，望着矗立的尚无文字的石碑，联想起刚才那位寡妇在哥哥坟前默哀的情景，我不禁记起了孟德斯鸠的一段话：“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的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哥哥生前平凡又平凡，普通又普通，死后却备受哀荣，这正是他生命的真正价值。而对于这价值的可珍可贵，我过去是多么浅知呀！我只从个人的承恩受惠，去感激他，敬爱他，以为他那样的含辛茹苦，那样的自我牺牲，那样的忍让大度，仅仅基于人伦之理，手足之情，全不知他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怎样博大的心啊！主要是由于我的缘故，哥哥一生只字不识，对此，过去我既感激他，又怜悯他。其实这是包含着轻视的怜悯——我常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者和记者的眼光看待哥哥，觉得他太无知，他单纯，太平庸。甚至太仁厚了。直至今天，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不了解哥哥；也才发现，在哥哥面前，我是何等卑俗！

我在哥哥坟旁蹲下，挖了一个小坑，把那顶狐狸皮帽子小心地庄重地放在里面，用土培上，站起来，深深鞠了三个躬。这样做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此便了却了心里隐隐着的什么，可又感到似乎什么也没了却，而且从此也永无了却之日了，只能永远地忏悔下去……

白雪，现为黑龙江省密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密山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国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鸭绿江》、《北方文学》、《青年文学家》、《当代旅游》、《人民日报》、《作家报》，台湾的《人间福报》、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新民生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游记等文学作品5900多篇，其中散文《祖国，我为你自豪》、散文诗《果园情思》、报告文学《绿色森林缔造者》等169篇文学作品获全国、省市大奖，并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其它作品集中。1999年个人专著小说散文集《公开的日记》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先后被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吸收为会员。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