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同志的牺牲与钟国臣告密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16602    发布时间：2021-04-12

——走进《遵金特支陈列馆》有感

马蹄镇是一片红色的土地。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曾多次出入马蹄镇境域，其中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都从这里经过。1935年4月3日，红九军团一部奉命在乌江北岸马蹄镇偏岩河一带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在长坡岭岗一带阻击黔军犹国才部，牺牲红军战士3名。“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四处屠杀共产党人。1942年秋，中共川南地下党派员到扶持小学任教，秘密组建“川南第十九支部”，后改组成立“金遵特支”，领导遵义县（今播州区）西部、金沙、大定（今大方）的地下组织活动。1949年11月30日，中共“金遵特支”书记余辉亲自到枫香镇与解放军联络。12月2日在返回途中，在太平场木猫神处被钟国成告密，被反共武装罗炳辉部截获。在洪关坝马家院子，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于2月4日被敌人残酷杀害，年仅27岁。1950年6月，解放军在马蹄镇击溃“反共救国军前线指挥部”，张坡、陈珠昌、谢德初三名战士英勇牺牲。

对牺牲的红军、解放军和仁人志士我们深切缅怀，对叛徒、内奸和告密者我们无比愤恨。因为，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不惜流血流汗乃至牺牲生命的人是最可爱的。基于对中共“金遵特支”书记余辉同志的缅怀，对钟国成这个告密者愤恨，我曾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希望找到钟国成是怎么告的密，但是市、县、镇志上都没有详细记载。

我只在《遵义县志》（1999年11月第一版）上面看到如下文字：“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了。这时余辉住西安寨，得悉枫香坝有解放军，便找西安寨、马蹄石两支部的部分支委商议，决定派人与解放军联系，配合解放军解放泮水。30日，余辉受托与共产党员张洪义（当地农民）经三重箐、太平场、温水沟到达枫香坝，得遇赴仁怀县接管干部耿焕民接待，交谈到深夜。次日，余辉身带解放军告，满怀喜悦，同张洪义急返西安寨，途至太平场，被贵州保安队罗湘培旅残部抓捕，押往老木堰，第二天转去洪关坝。敌审间：‘你叫什么名字？’答：‘余惠民。又问：‘干什么的？’答：‘贴标语布告。’再问什么均不回答。敌人严刑拷打，令其跪下，余辉立而不跑，怒骂匪徒。12月4日，罗残部在转移逃跑时，将余辉杀害。时年27岁。”

《洪关苗族乡志》是这样记载余辉同志牺牲经过的：“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了，解放军乘胜追击残敌进军四川的部队，在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六）路过枫香坝时，遭受贵州保安军罗湘培部的袭击，经数小时激战，敌军战败狼狈逃窜。第三天，余辉从四川古蔺中心县委开会结束回到西安寨，在长巷子秘密召开中共西安党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奠平、李辉及马蹄支部的王恩智等。商议迎接解放军解放泮水、金沙和怎样与解放军会师联络等有关事宜。30日，余辉受组织委托与共产党员张洪义（当地农民）由西安寨经三重箐，绕太平场、温水沟到达枫香坝，住葛树清家客栈。连住两晚上后，找到解放军驻枫香坝的军代表耿唤民（后任遵义地委书记），汇报了工作，接受任务。次日，余辉身带解放军布告，满怀喜悦，同张洪义急返西安寨。途至太平场街口被敌探钟国臣（已镇压）发觉。钟暗向国民党贵州保安旅罗湘培密报，正走到街西面，距街上约1公里的木猫神处遭罗部抓捕。当天押到老木堰即受到审讯，余辉临危不惧。敌审问：“你叫什么名字？”答：“余惠民。”又问：“干什么的？”答：“贴标语布告。”再问什么均不回答。第二天罗匪残部押着余辉转去洪关坝马家沟马绍清家院子，敌人对余辉又严刑拷打，令其跪下，余解立而不跪，怒骂匪徒。12月4日，罗部在余辉口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转移逃跑时，将余辉残酷杀害在黄泥坡宗家湾子。”

余辉同志的光荣牺牲，令我十分痛恨“告密”的钟国成。钟国成居住在太平场附近2公里的地方，是当地的农民。那么，他是怎样认识余辉同志的，又是怎么向反共武装罗炳辉部告密的呢？市、县、镇志书里都没有详细记载。于是，我开始对“余辉被钟国成告密被捕”这一具体细节进行追寻。

根据以上两本志书上的文字记载，余辉同志遇害的经过，我们已经了然于胸，而且对余辉同志牺牲前的大义凛然，我们无比崇敬。但是，余辉同志的“党员”身份是绝对保密的，更不要说他的“书记”身份了。那么，“敌探”钟国成又是怎么知道余辉同志的真实身份的呢？

“告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注释的：“向有关部门告发旁人的私下言论或活动（多含贬义）”。在《现代汉语辞海》里，“告密”的注释是“告发别人的私下言论或秘密活动”。所谓“告发”，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向司法机关、政府或组织检举揭发”。在《现代汉语辞海》中，“告发”的注释是“把某人犯罪的事实报告当局”。

我曾就“钟国成告密，余辉同志遭残杀”一事，问过中共“金遵特支”马蹄支部的赵德老同志，他说他对具体的情况不了解。赵德老人出生于1930年1月，是茶堰乡军河村人，距钟国成家不远。他1949年5月加入中共“金遵特支”马蹄支部，1982年离休，离休后一直在老家居住。后来，我又问起过钟国成族中的两个孙子，他们也说不出个子午来。后来，我问到了“金遵特支”马蹄支部的“王恩志”“王恩烈”的侄孙，当时将要举行入党宣誓却因为余辉同志的光荣牺牲未能入党的“王恩华”同志的孙子王世举同志。他说：“听我爷爷说过，钟国成也在扶持小学读过书，曾被马蹄支部列为发展对象，余辉同志还找钟国成谈过话。所以，他对余辉同志的中共党员是了解的。”

原来，钟国成居住在原茶堰乡长远村的石桥河，距离太平场有一两公里的路程。当时的太平场是马蹄一带的主要乡场，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也是金沙一带去茅台和丰胜场（今枫香场）的交通要道。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开通赤水河道，川盐顺着赤水河运至茅台起岸，川盐（自贡井盐）从茅台经太平场运往安底、黔西等地。这时，太平场就逐步兴盛起来了。集市开设有马店、客栈等客商住宿的场所，四川、湖南等地客商又来此经营布匹、绸缎、盐巴、小百货等。其中，清道光年间最为兴盛，与岩孔场、泮水场、枫盛场（也写作“丰胜场”）齐名。《遵义府志》载：“太平场，沙里，日一、六场”。至民国时期，泮水场为区治所，沿遵义至泮水、打鼓新场大道（原播州至水西古驿道）沿线，土乔梓（兴隆场）、新庄、马蹄石、两路口半边街等本地有识之士开始经商。民国30年（1941）后，金沙设立县城，马蹄石为马蹄乡公所驻地。随着遵义至金沙公路的修建，乡场移至马蹄石，每月逢五、十日赶场。这样一来，太平场就逐渐冷落了。

关于余辉同志的牺牲，1983年12月30日，中共“金遵特支”华金玺同志是这样回顾的：“余辉同志1949年7月住在我家十余天（隐蔽），古历七月十一深夜冒雨离开，从此我就没有见到他。后来每次召开支部会均由汪凡同志主持。解放时，余辉同志住在西安支部书记程奠平家。枫香区解放后，余辉同志由西安支部成员张洪义同志带路去枫香区联系，走到途中，不幸被钟国成出卖，被罗湘培匪部人员抓去。经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于1949年11月13日（阳历12月4日）英勇牺牲，年仅27岁。后来，在清匪反霸时人民政府严惩了叛徒钟国成。

在华金玺的回忆里，有说钟国成“出卖”“叛徒”的字眼。我们知道“出卖”有“为了个人利益，做出有利于敌人的事，使国家、民族、亲友等利益受到损害”的含义，“叛徒”指“有叛徒行为的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也就是说，钟国成曾经是“金遵特支”的一员。这样一理解，钟国成的“告密”就顺理成章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金遵特支”赵登寿、周继华在《忆余辉同志》里是怎么说的——

1949年春，余辉同志任金遵特支第二任书记，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风险已越来越大了。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仍出生入死在黔西北和家乡（指马蹄、泮水等地——作者的理解）的大片沃土上，坚持开展和指导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晚上回到宿舍，孑然一身，又冷又饿，总是草草吃点东西塞满肚子。善于创作的余辉同志又提起笔来编印革命小册子和进步歌曲。至今在我们头脑中还记得那首《不到黄河心不甘》的革命歌曲，还曾在校刊上发表过的《开卷有益吗》《跟着孙中山先生的道路前进》和《论舅子》等三篇遗作。他鼓励人们读书学习，要读有利于人民大众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有益书籍，同时还告诉大家，抗战虽然胜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那些腐朽的剥削阶级和贪官污吏，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现象时有发生。在他创作的文章里，宣传民主，争取平等自由，唤醒广大工农群众要起来彻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12月2日余辉、张洪义两位同志吃过早饭仍按原路线返西安寨，走到途中的太平场街口被敌探钟国成(已镇压)发觉。钟暗向罗保安军密报，正走到街西面，距街上约一公里的木猫神处遭伪军逮捕，当即受到审讯。余辉临危不惧，满腔怒火，惨遭敌人毒打，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敌人妄想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他的威严反使敌人更加惊慌失措。党组织多方进行营救，因时间紧迫，敌军唯恐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仓慌溃逃到洪关坝马家湾。余辉又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昂首挺立，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就义之前，他仰视天空，想念北京，深情地看了看祖国美好的河山，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凶残的敌军用雪亮的刺刀穿过他的胸膛，年仅27岁的余辉同志倒在血泊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0年10月中共泮水区委、区公所，对西安、马蹄党支部查证身穿安兰布长衫(半新旧)，中山发头式，生前常穿的衬衣、长裤的余辉同志的遗体。经复查认定，并经上级批准，于1953年3月27日将余辉同志的遗体从洪关坝马家湾水竹里用泥土复盖的坟墓中，迁葬在泮水街东边场口灵观庙处的烈士基。同年4月4日竖立纪念碑，石碑上铭刻着革命烈士余辉同志的生平简历和为人民服务、永垂不朽的闪光大字。

每逢清明时节，当地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前往墓前敬献花圈，缅怀这位做公仆鞠躬尽瘁、为革命奋斗终身的革命烈士。那一幅幅墓前低垂的花圈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块红色土地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余辉也把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红色沃土，他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阅读了赵登寿、周继华在《忆余辉同志》的部分文字，下面我再回过头来扼要介绍一下“金遵特支”，相信会对余辉同志的光辉形象有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刻的理解。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古蔺、叙永等地党组织暴露，部分党员骨干转移到金沙县的安底、苦茶园等地隐蔽。1937年马蹄两路口王继彭在扶持庙创办私立扶持小学。1942年经教师马文儒介绍，将疏散在苦茶园龙川寺教书的川南地下党员刘建东（又名刘作辅、刘育群）接到扶持小学任教，担任首届毕业班班主任，后为教导主任。1944年，中共川南古、叙、宋特区委员陈以承受地下党组织派遣，到黔北、黔西北一带将分散在遵（义）、金（沙）等县的地下党员组织起来统一领导。陈以承和邓应琪（又名邓哲夫）一起来到金沙茶园后，先到马蹄石找到在扶持小学任教的刘建东。陈以承留在扶持小学任六年级班主任，秘密建立“川南地下党第十九支部”。 陈以承任支部书记，刘建东任宣传委员，邓应琪任组织委员负责联络，秘密领导金沙茶园和遵义马蹄一带地下党组织工作。中共“川南第十九支部”在扶持小学建立后，支部成员不断介绍一些进步教师进入扶持小学，并在教学中利用不同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征订《新华日报》、《文汇周刊》、《新儿童》等进步刊物。在青年师生中秘密开展工作，扶持小学先后有5名教师和11名学生加入地下党。地下党员认真负责，为马蹄培养了不少知识青年，多数知识青年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区、乡领导的干部。

1946年，因私立扶持小学和马蹄国民小学相互争雄而发展为赵、王两派争夺地方势力。扶持小学被密告有“异党”活动，国民党县政府随即勒令停办，刘建东转移到茶园教书，发展茶园地下党组织，陈以承回古蔺大林区苏家坝小学任教。1947年秋，王继彭接任马蹄小学校长，又将刘建东请回马蹄小学任教导主任。陈以承1948年重返马蹄小学。根据中共川南地下党特区书记廖林生的指示，陈以承主持改组“川南第十九支部”为“金遵特支”后，他转移到西安寨行医，发展西安寨地下党组织。1949年初，陈以承奉命调回古蔺县任大一区工委委员，古蔺中心县委指派余辉到马蹄小学任教，接任“金遵特支”书记，刘建东任组织委员，汪凡（又名汪国榜）、熊加林任委员，领导茶园、马蹄、西安寨和羊肠坝兵工厂的地下党组织。至1949年5月，先后建立了茶园、马蹄、西安寨三个党支部，发展党员77名。

历史是最公正的记录者，也是最公正的裁判员，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俱进而努力奋斗的定论者。中共川南地下组织古蔺中心县委领导下的金沙、遵义特别支部，简称“金遵特支”，是解放前遵义县唯一由上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唯一没有被破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而且是遵义县境内中共基层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中共川南特委在金沙、遵义边境建立中共金、遵支部，陈以承任支部书记，活动重点逐步由金沙茶园向遵义县马蹄转移，以马蹄乡扶持小学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经川南大一区工委批准，中共金、遵支部扩建为中共金、遵特别支部，陈以承任书记，余辉、刘建东、熊加林为委员。3月，陈以承调离，余辉接任书记。“金遵特支”活动期间，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等活动方面，始终按照党章要求，遵照上级指示，积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有理有节的斗争，在黔北、黔西北传承红色基因，播下革命火种，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去继承与弘扬。

如果说“金遵特支”是旧社会耀眼的灯塔和指路明灯，那么余辉同志就是革命斗争的旗手和急先锋，今天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勇于担当，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编辑：黔州）